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附录一学术自述我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思想史的新近流变“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早期源头“东周思想史”两个领域中展开的。近代中国由于遭遇到了一个高度的异质文明而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从未遭遇过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必须摆脱,国家必须富强,这一切都构成了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对象。

附录一　学术自述

我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思想史的新近流变“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早期源头“东周思想史”两个领域中展开的。

在第一个领域中,我对严复、金岳霖、殷海光等近代中国重要思想人物、对近代中国思想中建立的“新的进化主义世界观”、对近代中国思想中形成的“新的自强主义思维方式”、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日本的关系等所进行的专门研究,致力于揭明近代中国思想如何内在于古代思想而又有超越古代思想的一些新的特性。

近代中国思想在与社会政治革新保持着强烈互动的同时,因新的学术体制建立和学术自身的要求而走向思想的学院化、体系化,这在一些人物上表现出来,就是清末知识人严复、康有为、章太炎和新文化运动知识人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什么不同于后来的知识人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在一些观念上表现出来,就是古典的人文和文化普遍主义思维方式被转变为力量上的“自强主义”思维方式,新的进化主义世界观扮演了既解释中国近代危机又提供变革动力和方向的多重角色。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深层次性转变。近代中国由于遭遇到了一个高度的异质文明而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从未遭遇过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必须摆脱,国家必须富强,这一切都构成了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对象。对象的变化伴随着思维所运用的范式、方法和立场的变化,也伴随着思考和认识结果的变化,伴随着为事物赋予合理性方式的变化和重建秩序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近代人士认识、理解天下秩序、万国公法、公理和强权、科学主义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化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的演变,波澜壮阔,它类似于一位无限慷慨的慈善家,资助着一切事业。作为后发型的近代中国文明的变迁,显然有别于先发型近代西方文明的转型。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成长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明显特征,它不仅同中国传统的“王道论式”相对立,而且也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论式”,“自强”是中国面临外部世界的巨大挑战而持续关注的主题,是谋求自我保护和期望的产物。如果说西方近代思维是坚信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权力,那么中国近代思维则是追求在世界体系中的自立和自主,使自己重新强大起来。其他思维方式如何围绕它而展开,或者它又如何制约了其他思维方式的展开,都使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带上了复杂性的情调。(www.chuimin.cn)

在学院派和体系化的思想中,中国主要是从英美的经验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分析主义以及英美法的生命主义中发展出近代中国思想,而不像日本那样主要是摄取德国哲学并发展出近代日本哲学,这同中国近代之后难以建立新的“政治权威”而产生许多混乱和日本近代重建了政治权威而又走向绝对主义适成一个对照;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民主”、“平等”、“公理”等观念的热衷,使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起着瓦解民国政治权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冲突。近代中国思想整体上是在固有思想和西方思想及日本媒介等关系中展开的,它把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古今模式”转变为“中西模式”,把处理内部自我与外部他者关系的“夷夏模式”转变为“中国与世界模式”,或者通过展现自身固有思想和智慧的独特性,或者通过使西方思想和智慧融会到自身之中,以使自己获得思想上的新生。由此来看,所谓“现代中国意识危机”、“西化主义对文化保守主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等概括,所看到的不过是近代中国思想中的表象而不是实质。

中国古代学问在20世纪发生了两种巨大的转变,一是因西方学术和方法的输入而使古代学问走向学科化和专门化,并造就出了现代性的学术形态,如考古、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等等;二是因地下新文献的出土和发现而产生了新的古代学问,如20世纪初形成并很快兴起的甲骨学、敦煌学和70年代以后走向规模化的简帛学。在第二个领域中,在对早期道家形而上学、道家与社会生活、道家与王弼和郭象等一定程度的研究基础上,我对出土的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思想史资料展开了五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根据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等数据,认识和把握周秦宇宙生成模式的丰富性及其所构想的宇宙生成各层次的内涵;二是从上博简《鲁邦大旱》、《鬼神之明》和《三德》等资料出发,揭示随着周秦时代人文意识、人事作用的扩大,此前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如何在被弱化的同时又以不同面貌表现出来的复杂情形;三是从马王堆帛书《黄老四经》、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和《语书》、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从政》等数据出发,探讨在周秦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思想家提出的治理国家和天下的公共理性、规范的多种形态;四是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五行》、《穷达以时》等资料出发,考察周秦时代的思想家通过“内外”、“身心”、“天人”等关系建立德性伦理的过程和方式;五是根据郭店楚简《五行》、《缁衣》、《成之闻之》、《唐虞之道》等书籍的记载,来证明儒家经典诠释学不是产生于汉代而是诞生于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的“轴心时代”。后来被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文本,经过孔子的编纂,在早期儒家那里已被赋予了“经典”的性质并被权威化;早期儒家对这些经典的引用、诠释已经广泛和普遍,并产生了“述”、“传”、“解”、“说”和“序”等经典诠释性术语。

在这五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主要运用把新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的方法,以确定这些数据在周秦思想史中的恰当位置并克服以往根据通行本研究存在的局限,同时努力证明出土资料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带来的变化,关注这些新的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实际上,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历史研究等结合起来、将出土资料研究成果与已有的古代思想史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也是重要的原则和方法。战国竹简资料更多的是佚文而没有传世本,我用思想史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来解释,因为流传下来的一般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被流传下来的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代表的是思想史的主流,而战国简多为佚文,不管多么重要,相对来说它代表的是思想史的“支流”。从战国简中,我发现中国思想在源头上就与西洋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战国简进一步证明中国形而上学和宇宙观是“生成论”,而不同于西洋的“构成论”和“本质主义”。战国出土资料中没有逻辑方面的思想史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的“生育式宇宙观”,能够促使东方建立一种新的“生态形而上学”。把战国出土资料中的“身心”、“性情”、“天人”、“禅让”、“穷达”等一系列论题同古希腊思想关注的数、灵魂、理念、第一因等论题相比,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差异,这就要求研究者更加注意中国思想与西洋思想之间的差异。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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