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全能式世界观新兴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章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既意味着中国两千余年“普遍王权”历史的终结,又意味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历史时代的开端。其实,进化主义“自身”也是“五四新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问题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中的“进化主义”。由“五四”进化主义或进化主义在“五四”所构成的“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正是此前依次已经发生过的“进化主义与变法”、“进化主义与革命”关系的一种延续。

第六章　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1年的辛亥革命,既意味着中国两千余年“普遍王权”历史的终结,又意味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历史时代的开端。我这样说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革命实现了它的直接目标——颠覆了清政府和王权(“驱除鞑虏”),但建立民主共和新秩序(“建立共和”)的美好愿望却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作为替代物(实际上是后遗症),中国社会政治陷入了一场混乱和无序之中。这是很自然的,作为整合社会政治权威的“正统王权”一旦丧失,而新的权威又没有建立起来,结果只能是在“权威”的真空中,人们为各种社会政治“权力”而争夺不已(“权力”当然也助长争夺)。⁽¹⁾直接来说,它是由袁世凯试图恢复旧的“权威”(“帝制”)而引起的,但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则是中国不能“适应”一套“新的制度”而引起的错乱。这样,中国在外患未除的困境之下,因新的政治危机这一内忧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一开始就反对激进革命的渐进变法派,自然要对革命的消极后果抱怨不已,并借此更“充分”地证明他们所坚持的革命在中国行不通、共和不合国情的一贯主张。在此,相互并不投机的严复和康有为却有了一致性。面对政治的无序和混乱,面对共和之梦的破灭,革命派也不能不承认“革命尚未成功”,也不能不反省革命何以不像所“预示”的那样令人满意。对革命消极结果的一致不满,没有使变法派和革命派的根本立场(特别是在“政治上”)有任何接近,变法派和革命派注定水火不相容,他们继续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继续“革命”和继续“反革命”。我们看到,政治上的复辟与反复辟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这种捉摸不定的“权威”真空,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留下了不同的可能性。革命派继续他们激进的革命道路,他们的领袖孙中山一如既往地坚信“革命”本身仍是神圣的福音而没有任何“过错”,问题在于“吾党之士”对革命的信念不够坚定,他们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易行难”)旧思想所误导而没有认识到“行易知难”这一伟大的真理。总之,问题被归结为缺乏“心理建设”,这就是孙中山在痛心之余所得出的结论。⁽²⁾孙中山不仅继续坚持革命而且还找到了革命的新伙伴共产主义者。这样,革命不仅没有被它的“背叛者”葬送,而且由它的“真正”继承者继承了下来并演变成一场又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这是革命派通过革命所造就的“不断革命”的新成果。反对“民主共和”的变法派,则仍然想通过他们政治的理念(“君主立宪”)建立中国政治新秩序,并希望通过以“孔教”为基础的文化民族主义信仰为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亲和力。结果,他们的“君主立宪”梦想破灭了,而文化民族主义则在新传统主义者那里获得知音,并成为在观念形态上一直同“激进主义”相颉颃的“制约”力量。这里说到的“激进”观念,主要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价值和精神意识上的反传统及其相应物“西化主义”思潮。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接触的作为“革命”重要遗产而催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下的叙述笔者往往略称为“五四”或“五四新文化”)。

我这样说并不夸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革命(当然也有变法运动的作用)的重要遗产之一,它的许多诉求在革命(甚至在变法)时代已经出现,它是19世纪以来中国一系列变革连续体中的“一环”,而不是离开已有历史所与的孤单的“异军突起”。陈万雄通过细致的研究,从多方面论证了“五四新文化”与“革命”的多重内外在联系。⁽³⁾史华慈也反对过高估计“五四”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他强调“五四”时代的那些最大胆的思想在之前都已经出现,“在许多方面,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王国维等人事实上是突破性的一代;他们是真正的价值转型者和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的肩负者。民族主义(甚至包括那种强调帝国主义应对中国灾难负责的民族主义)、‘进步’观念、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整个现代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冲击,都可在这一非凡的群体中找到代言人。至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间,革命的神秘魅力和我们谓之的整个激进主义倾向(先于列宁主义的激进主义),也已赢得了其据点。……无论怎样,我们发现当我们从此前三十年的角度来审视五四时,它不再像一座从平川上突兀拔起的山峰,而只像是一脉连绵丛山中一座更高的山峦”⁽⁴⁾。这是从正面的角度肯定“五四”对前一时期遗产的继承。此外,“五四新文化”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包括“变法”)负面结果不满而在思想文化意识上所做出的强烈反应(用林毓生的话说就是“借文化思想以解决问题”),是在对社会政治现实极度失望之下而寻求“精神意识革命”的一种新尝试,是通过诊查“内在病症”和“自我忏悔”而获得永恒的一种新的努力。我们必须关注“五四”知识分子早期的强烈“焦虑”和“不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都是如此)⁽⁵⁾,这没有导致他们的绝望,反而激发了他们新的“期望”,他们共同演出了中国变革的新的一幕——五四新文化运动。(www.chuimin.cn)

在此我们不想具体涉及这一运动的整体“定性”问题⁽⁶⁾,也不试图对它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和理解,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是“进化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还压缩性地扩展到它之后的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进化主义“自身”也是“五四新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问题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中的“进化主义”。严格来说,二者并不冲突,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整体上”它们将交叉地显示于以下的具体考察之中。但由于进化主义在“五四新文化”中“更加”具有普遍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意义,它更多的是被当作“思想文化革命”的基础性原理而发挥作用的,所以进化主义在“五四”中的“角色”意义将会受到更多的强调。

上面我们把“五四”作为“革命”遗产和“不良债务”的双重结果而不厌其烦地加以谈论,目的是想从历史的前后关联中为“五四新文化”的诞生提供一个简要的背景性说明。这种说明也适合中国进化主义思潮前后相联的演变关系。由“五四”进化主义或进化主义在“五四”所构成的“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正是此前依次已经发生过的“进化主义与变法”、“进化主义与革命”关系的一种延续。我们已经看到,在“变法”和“革命”时期,进化主义的许多东西、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一些重要特征都已经显示了出来。许多事实表明,“五四”知识分子的进化主义观念受到了严复、梁启超等不少人物的影响。⁽⁷⁾作为事实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进化主义就像在“变法”和“革命”时期一样,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曾经作为“变法”和“革命”兴奋剂的它,转眼之间又转换成了“新文化”的“补药”。那种认为“进化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已经“不再时兴”、“称霸二三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经济决定论和唯物史观所取代”的说法并不确切。⁽⁸⁾同样,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进化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观点也不正确。⁽⁹⁾“五四”进化主义的“接力棒”是从前面传过来的,但跑步必须由它自己完成。它决不是前此进化主义的简单重述,它具有新的东西,内容更加丰富。我们必须关注这些新东西,关注“五四”进化主义的“五四”特性。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五四”进化主义的大厦之中具体地考察一番吧!

中国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全能式世界观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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