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与中国平等主义梦:全面世界观新浪潮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特别是激进的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使革命和进化的紧密结盟,把进化乐观主义推到了极致。

三、进化:平等主义乌托邦

照哈罗德·J·伯尔曼的说法:“描述进化的历史即‘平缓的’历史,是达尔文时代历史著述的特色。论述由社会冲突所支配的多灾多难的历史,则成了20世纪初期和中期历史著述的特色。现在,我们也是首次开始不仅把进化、把革命而且把这两者的互动作用看作西方历史的主旋律。”⁽⁹⁹⁾显然,中国与西方描述“进化历史”的这种阶段性并不照应。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正当西方在19世纪末开始怀疑进步或进化历史、在20世纪初开始陷入悲观而不能自拔之际,中国恰恰处于进化乐观主义兴盛之时。特别是激进的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使革命和进化的紧密结盟,把进化乐观主义推到了极致。历史不仅是进化的,而且完全可以加速地、突飞猛进地进化。因此,问题的根本已不再是如何“顺应”历史进化,而是如何主动地、全面地去“创造”进化。诚然,西方20世纪初的悲观主义情调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精英,然而,在强大的进化主义信仰之下,它只是一种非常孤立的声音。除了个别的例外(如下面将要谈到的章太炎,但即使他也是在退却中走到这一步的),人们都在证明历史的进化,都在讲述“世界成长的故事”(world-growth story)⁽¹⁰⁰⁾,而非“世界衰退的不幸遭遇”。在这一点上,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同那些变法论者(如严复和康有为)惊人地走到了一起,只是前者不仅相信历史直线、全面进化的神话,而且更“创造”了历史进化的神话。

作为一位职业性的革命实践家,孙中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化”难以衡量。从消极意义上看待辛亥革命的历史学家,大有人在。把“革命”诊断为不过是“发高烧”⁽¹⁰¹⁾,要求“告别革命”的诉求⁽¹⁰²⁾,都表明“革命”决不是“天堂”的同义语。以美好理想承诺为出发点的“革命”,往往更容易成为地狱的代名词。社会政治革命犹如一副兴奋剂,或者如同一时吹胀起来的“泡沫”,它只具有暂时的惊人效果而真正留下来的却是严重的后遗症或综合症。撇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实践是否带来了“真正的”进化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在讲述“世界成长故事”方面,具有无与伦比性。他讲出的历史进化故事图式,仅在《孙文学说》中就有:从“物质进化”到“人类进化”的三段进化主义,即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进化”三期:“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等。人类“知性进化”的三阶段论,即“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自科学发明以后,为知而后行时期”。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根据竞争对象的不同把“世界的进化”又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时期的人同兽争”,“第二时期的人同天争”,“第三时期的人与人争、国与国争”和“第四时期的人民同君主争”。但是在别的地方,孙中山则把进化看成是从竞争到互助的过程,而不是一直处在竞争之中。在孙中山那里,进化还是一个从“兽性”到“人性”或“神性”(完美理想人格)的过程:

近来科学中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简单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由动物变到人类,至今还不甚久,所以人的本源便是动物,所赋的天性,便有多少动物性质。换一句话说,就是人本来是兽,所以带有多少兽性,人性很少。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就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¹⁰³⁾

凡此等等,足可看出孙中山是多么喜欢讲述“世界成长或进化的故事”。在诸如此类的“故事”中,贯穿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进化是直线的不可逆的;进化具有“一定”的方向和“终极的目的”;进化能够人为地加速、控制和创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等等。这些恰恰都是达尔文主义的对立物,都是被达尔文主义拒之门外的东西。鲍勒强调指出:“达尔文的理论最为详细地抨击了等级序列和进步的概念。分支式进化使得人们很难说清楚一种类型会比另一种类型高等或低等,尤其面对表面上‘低等’的类型生存了很长时间的情况时,更是如此。自然选择的作用是导致适应,而不是进步,而且生物之所以可以开辟新的途径,则全凭机遇。这种观点即使表面上被接受,19世纪后期的许多进化哲学也会变得没有什么价值。”⁽¹⁰⁴⁾孙中山的观念再次证明,正如西方思想家大都相信进化的直线性、目标性一样,中国思想家往往也都具有类似的信念。在此,渐进的变法派同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难分。对“进化”的信念,往往伴随着对乌托邦的预设,伴随着对理想盛世(虽然它更多的是一种“美妙”的谎言,具有望梅止渴的效果)的信念。在革命派那里,这种盛世首先是通过激进的革命实现民主共和,然而继续努力,最终达到人道的、互助的、世界主义的、人人平等的“大同”。孙中山极其乐观地相信,这一盛世并不遥远,他以一种并不可靠的推论方式预测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¹⁰⁵⁾实现人类大同指日可待的这种乐观性,以孙中山的另一种乐观性为基础,即他断定,作为人类理想盛世的前奏曲,中国能够迅速崛起、凌驾欧美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美好未来潮流的领导者。在这一点上,这位“大炮式”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基于“知而后行”的观念,孙中山甚至认为他的《建国方略》是走向“民权”时代的第一步,加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资源,中国“必将”超越欧美:“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¹⁰⁶⁾在这种过分夸张了“落后者特权”的自大主义自信中,包含着一种“新中华主义”或“新华夏中心主义”。我们很可能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这种过分的乐观主义或自大式自信感到惊讶或不解,因为与此相对的恰恰是19世纪中叶以来他们普遍具有的危机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深刻的危机之下,自卫式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有限”改革要求和目标,更为可行和有效。但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需要的是激动人心的心理效果,甚至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所预言的美好理想不久就会实现,他们想不到这种对“理想”的过分奢望往往伴随着过度的“失望”。事实上,后来的结果恰恰验证了这一点,不仅中国的飞速进化和赶超没有实现,就连他们所期望的民主“共和”都不过是幻想(严复曾用“美人期不来”加以形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好好讨论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乌托邦主义情结和乐观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源。⁽¹⁰⁷⁾(www.chuimin.cn)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一下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盛世或“大同”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从这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出他们追求的进化目标多么具有浪漫性,也可以看出正是这种浪漫的没有现实可能性的目标却像宿命一样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命运。撇开一些细节或局部方面,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目标在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上,却惊人的类似,这就是他们热烈如火地执著于“平等主义”。恰恰在此,他们同似乎与他们水火不容的变法领袖康有为殊途同归。现在我们稍微集中看一下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主义理想,他们上承康有为无差别(“平等”)的大同理想,下启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以法国为地盘提倡无政府主义者的李石曾,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思潮中,断然拒绝前两种,而选择了第三种。在他的意识中,社会主义理想的最重要特性就是没有差别和界限的平等、大同和公而无私:

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其求幸福也,全世界人类之幸福,而非限于一国一种族也。故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也,吾敢断言曰:至公无私之主义也。⁽¹⁰⁸⁾

这也恰恰是李石曾“无政府”理想的基本特征。如他所界定的“无政府”,除了“无强权”和“无制限”外,其他就是“无阶级”(平等)和“无私产”(共产)。以日本为阵地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认为人类有三大权利,即平等权、独立权和自由权。由于独立和自由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权只有在人类全体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应当把平等权放在首位。⁽¹⁰⁹⁾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为旗帜的孙中山,其根本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也在于“平等”。在他那里,“民族主义”以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平等为目标⁽¹¹⁰⁾,虽然他认为他的民族主义同法国的自由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民权主义”要求人人有相同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使人人享受充分的平等,如他说:法国所说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¹¹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平等观,与康有为和无政府主义的无差别和无界限的“均齐”、“平均”平等观不同,也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孙中山认为,人各不相同,自然不平等;人天生本来也不平等,加上人为的专制制度,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孙中山一方面反对“人为”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反对泯除人的天赋和能力差别的“平头式”的平等,他认为这是一种“假平等”。他追求的是一种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是初始起点的平等。这种“平等”是通过赋予人相同的权利得到保障的,因此是人造的平等。这种平等,实际上允许人因各自天赋、能力而形成的“结果上”的不平等。简言之,孙中山不排除人类(三种人:“先知先觉”等于“发明家”,“后知后觉”等于“宣传家”,“不知不觉”等于“实行家”)天赋和能力的自然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精英主义);他肯定的是人的基本权利或起点上的平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中心内容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在此也贯穿了“平等”的价值。这从他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也可以看出。当然,孙中山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重心和阶级斗争历史观,不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的动力;认为只有“民生”才是历史的重心,才是进化的原动力。如他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¹¹²⁾总而言之,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把平等作为革命和进化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确立,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一方面来自法国启蒙思想家与自由、博爱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平等观⁽¹¹³⁾,另一方面来自受无政府主义者与取消政府和反强权联系在一起的平等观。从与自身传统的关系说,一方面,这种平等观受到了传统“大同”、“兼爱”、“至公”等观念的影响⁽¹¹⁴⁾,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反对传统中所存在的不平等伦理观念和价值秩序。⁽¹¹⁵⁾在这种双重背景下,激进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进化主义信仰就具体体现为异名同实的“共产”、“大同”、“博爱”、“平等”等难以实现的激进或绝对理想。⁽¹¹⁶⁾缺乏现实可能的激进理想,很容易被击碎。幻想之下的理想,往往只能以理想的幻灭而终结。辛亥革命之后的现实就是最好的注脚。

进化主义与中国平等主义梦:全面世界观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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