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以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章进化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以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1898年戊戌变法的“不幸”流产,似乎成了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一道天然分界线。但是,以“渐进性”为基本特质的达尔文的“进化主义”,何以又会成为武装“激进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武器呢?梁启超的“强权主义”,已经不见容于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博爱主义、平等主义和大同信念。

第五章　进化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以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1898年戊戌变法的“不幸”流产,似乎成了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一道天然分界线。满清王朝的存在及其在20世纪初所尝试的“自上而下”的“自改革”,都不过是明日黄花和19世纪中期以后前后相连的“渐进”变法观念和实践历程的回光返照。众多的历史因素合到一起已经“注定”中国要转向“激进”的革命时代。以“天命无常”为口头禅的孙中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这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¹⁾。满清王朝不情愿的“变法”和“自改革”反而成了决定20世纪中国“命运”的激进“革命”的催化剂或酵母。⁽²⁾“革命”以难以预料的速度蔓延开来,1911年满清帝国的覆灭只不过使“革命”得到了一次短暂休息的机会。一旦迷上了激进的“革命”神话和利器,人们的热情就不会轻易地被抑制住。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在1911年达到高潮的“革命”,实际上只不过是20世纪中国“一系列”革命的开始。20世纪中国激进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状态。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从“革命派”(具有革命的思想、行动或者二者兼有)中分化出来但比“革命派”更激进的思想形态,正如它的名字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它要求一种“无政府”(当然还包括无国家等在内)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它超出了孙中山等“革命派”所要求的“共和”国家政治理想。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者在一些方面甚至在比较重要的方面,仍然具有很高的亲和性(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有时也使用广义的“革命派”一词)。他们都是激进的,都崇拜“革命”,都追求“彻底”的“平等”和至公无私的理想,而这些恰恰又与他们在进化论上的立场密切相联。现在,我们就转到作为本章主题的他们的进化主义观念。人们也许很容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普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进化主义”,在从“整体上”的渐进“变法”转变到“整体上”的激进“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这一过程中,如何适应了这种“变化”并同时也成了这种“变化”的促成者。总体来说,在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进化主义仍然作为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对整体的、“进步性”的进化的信念,依然如故。这一点不难理解,危机之中的中国除了“进化”,别无选择。⁽³⁾但是,以“渐进性”为基本特质的达尔文的“进化主义”,何以又会成为武装“激进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武器呢?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或迷惑不解。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对进化主义的理解,整体上变成了这样一种过程,即驱逐严复特别是斯宾塞那种主要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为基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并把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严格区分开来以加强“人力”在进化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民族主义”对抗“强权”,对革命派来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无政府主义则主要通过“公理”和“互助”来对抗“强权”。但这些都服务于他们的“平等主义”的终极理想目标。晚清时代人们所追求的国家“自强”目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革命时代欣喜若狂的更高的乌托邦目标。“自由”、“竞争”进化,越来越多地转为“互助”进化和“平等”进化。梁启超的“强权主义”,已经不见容于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博爱主义、平等主义和大同信念。19世纪的西方,摧毁了18世纪“平等主义”的“进化主义”,而20世纪的中国,恰恰又成了构建“平等主义”神话的强大后盾。“后进性”要求一种“最高”的理想性,并以这种理想显示其优越性,这也许就是“落伍者的特权”⁽⁴⁾吧!但当这种理想同现实难以沟通时,结果就以幻灭的方式为理想“殉难”。在个别人(如章太炎)那里,“进化”理想的破灭,恰恰不过是对“人”本性难移的毅然决断,于是“无生”的人类“虚无”恰恰又成了“理想”的代名词。下面,我们就跟着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进化主义逻辑走一走吧!(www.chuimin.cn)

先附带指出,在这一时期,人们对进化主义的了解显然增多了,对作为一种知识和科学的进化主义的兴趣也浓厚了。从1901年开始,马君武陆续翻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部分重要章节。留日中国学生,也以日本为桥梁翻译和介绍进化主义思想。⁽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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