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全能式世界观

四、明证性:作为“公理”的“进化主义”

在1898年之前,梁启超极其有限的进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的老师康有为和严复。他受康有为的影响,强调主要是来自传统的“合群”、“变法”和“三世”观念,以应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他通过优先阅读严复的《天演论》手稿,扩大了对进化主义的了解。有迹象表明,1897年,梁启超在《知新报》上发表的《说群一 群理一》,已经受到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如他说:“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种,种不一变,苟究极其递嬗递代之理,必后出之群渐盛,则此前之群渐衰,泰西之言天学者名之曰:‘物竞’。”⁽⁶⁹⁾在此,梁启超使用了严复《天演论》中的译语“物竞”。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这反而为他提供了通过日本这一桥梁接触进化主义的机会。以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斯赴东京大学传授进化主义为契机,进化主义迅速风靡日本的学术界,“进化这个名词好像长上了翅膀,飞遍整个日本,留心新知识的人常常开口进化,闭口进化,好像只要谈进化,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似的”⁽⁷⁰⁾。这很像后来发生在中国的情形。梁启超利用他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向他的祖国传送进化主义。他相信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这一世界性思潮,在20世纪仍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学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小学校之生徒,上至各国之大政治家,莫不日习之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也,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⁷¹⁾

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⁷²⁾

从总体上说,梁启超对包括达尔文在内的进化主义只具有极其有限的了解。而且,真正讲来,梁启超并不关注进化主义(特别是生物进化主义)的学理本身,他关注的主要是“进化主义”对民族和国家复兴和强大的实践功能。显然,他一脉相承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意识。这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是中国进化主义的总体倾向之一,严复也不例外。进化主义的最经典性著作《物种起源》,到了1901年和1902年,才由马君武译出其中的两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到1920年,马君武才把全书译出。这表明,那些处在第一线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进化主义的系统学理并没有足够的兴趣。也许具有讽刺意味,对中国思想界和社会改革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进化主义者,往往都不是系统研究进化主义的人物。深入系统研究和介绍进化主义的人物,反而都处在主流思潮的中心之外。陈兼善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位系统研究进化主义的学者,恰恰不广为人知。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进化主义的“传教者们”,却极其大胆地去宣称“进化主义”的“普遍”真理性。严复和康有为把“进化主义”视为“公理”并常常宣称这种“公理”的现象,我们已经屡见不鲜。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比他们更突出,胆子也更大。他以类似于“口号”的方式到处宣称进化公理近乎轻浮和放肆。急功近利的他把进化主义完全“形式化”了。

我们先从梁启超所依托的“公理”(axiom)说起。⁽⁷³⁾“公理”这一由康有为彰显的“名词”,赢得了晚清思想界的普遍欢迎,它很快被用来表示普遍性的知识和真理。人们纷纷把他们所介绍的新思想、新观念都视为“公理”(或“公例”),以获得权威性的通行证。严复、康有为开了这方面的风气,梁启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对那些被视为“公理”的东西,并未进行充分的考察和反省。他们一开始就把西方先知们的思想观念作为结论或前提(“公理”)接受了下来。对他们来说,这些结论,都是不可怀疑的“公理”,至于实际上是不是“公理”,他们就不管了。说起来,进化及其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只是晚清众多“公理”中之一支系,但进化公理则具有远远超过其他公理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它是影响中国晚清以后时代思潮和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直通行的“公理”,甚至针锋相对的一些思想派别,也都在不约而同地共享着进化主义的福音。

多变的梁启超,在把进化及其法则视为“公理”这一方面,前后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仅举几个例子看一看。1899年,在《自由书·豪杰之公脑》中,他说:“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⁷⁴⁾1902年,在《新民说·论进步》中,他说:“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⁷⁵⁾如果说以上这些“公理”是来自于进化主义的话,那么,下面他所说的“公理”,则更多地来自于他自己的需要。他需要“革命”,就把“革命”视为进化公理,如他在《释革》中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⁷⁶⁾他需要“合群”,就把“合群”视为“公理”,如他说:“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⁷⁷⁾我们不需要一一列举这方面的例子。无论如何,梁启超把进化主义与公理联系起来并向进化公理宣誓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然而,梁启超所说的“优胜劣败”、“合群”等“公理”,真的就是普遍的“公理”吗?正如我们以上所说,他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层的“追问”。梁启超断定,这都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我们只需从“公理”出发就可以了。(www.chuimin.cn)

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梁启超何以要这样做,他何以要使已被他形式化的进化主义依托于“公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晚清知识界对“知识”和“真理”具有了新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学”东渐相联。与传统“中学”(“旧学”)相对的“西学”(“新学”),在严复那里被认为是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归纳和演绎获得的可靠的、实证的知识(“实学”),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梁启超也相信,公理是从具体事实中求得的普遍原理。⁽⁷⁸⁾当严复(还有康有为)首先把“普遍有效性的知识”赋予“公理”(“公例”)之后,“公理”自然就成为“普遍有效性知识”的代名词。二是为了使“西学”或“新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和行为世界获得权威性。习惯了传统知识和思想观念的中国人,实际上也就不自觉地接受了它的权威性。因此,若要让他们接受一种新的知识标准,首先就需要使那种知识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在中国,在“科学”的权威性符号尚未确立之前,知识的最高权威性符号就是“公理”。当严复、康有为把他们所传布的“西学”(特别是“进化主义”)知识或理论宣称为“公理”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使它们获得被认可和接受的权威性力量。在此,梁启超的意图与严复和康有为的意图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在这方面的宣称,超过了严复和康有为。20世纪初,“公理”的泛化和运用,已经开始泛滥。结果,人人都把他们所需要的学说和理论宣布为“公理”,至于它实际上究竟是不是“公理”,人们并不去深究,似乎也不需要去深究,因为他们相信它在它的故乡已经被深究过了。人们只需要通过这种宣布,使之具有权威性。章太炎对人们侈谈“公理”所进行的批判性反省,恰恰就是要打破人们对“公理”的迷恋和神圣感。⁽⁷⁹⁾还有就是,作为具体的“器物知识”的“公理”,已经超出了“器物”的范围,上升为普遍有效的“天道”世界观。进化主义作为最突出或典型的公理,在严复那里,就已经不局限在生物学领域的具体知识中,而是被升格为世界观和天道。对梁启超来说,具有世界观和天道意义的进化主义则更诱人。他到处宣称“进化”公理和天道,在使之获得权威性的同时也为之增加了迷人的色彩。由于梁启超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关注的“主要是”通过为“进化主义”披上公理或科学的外衣使之获得权威性和通行证,使之成为合理性论证的资源,因此在整体上,他对进化主义自然也就缺乏反省和怀疑的态度,而是将其作为固定不变的真理到处推销和运用。按照“进化主义”的逻辑,“进化主义”也逃不出“进化”。梁启超的兴趣在于用进化主义来促成其他事物的进化,而不在于发展进化主义。因此,“进化主义”本身的“进化”就处在他的视野之外。

正如以上所说,同严复、康有为甚至很多人一样,梁启超真正热心的并不是进化主义本身,而是进化主义对中国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实践价值。在梁启超的意识中,进化主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上的“法则”和普遍有效的知识,也是令人渴望的具有正当性的“应该”。当梁启超宣称进化公理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把“应该”和价值贯注到了“进化主义”之中。因此,作为普遍有效的知识上的进化公理,实际上也是以普遍的价值而存在的。梁启超对介绍达尔文学说的动机所作的说明,表现了他对进化主义价值的渴望和信念:

欲吾国民知近世思想变迁之根由,又知此种学术,不能但视为博物家一科之学。而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⁸⁰⁾

梁启超深信,通过进化主义的“优胜劣汰”法则的警钟,能够唤醒国人,并达致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一言以蔽之,曰开民智,振民气而已。”⁽⁸¹⁾进化主义之所以受到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和热烈拥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满足了他们解释中国困境的需要和复兴民族愿望的价值需求。这是一个过程,当他们发现已有的意识形态和观念难以应对新的复杂问题和危机时,“进化主义”就像一个救命恩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令他们如痴如醉,争先向它靠拢和宣誓。的确,“进化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所具有的广泛解释力和实用性,十分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需要,它填补了晚清中国意识形态的真空并不令人吃惊。林毓生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这里必须考虑两种因素:认识性的了解世界和意识形态的信奉变化的观点。从纯粹的认识论观点来讲,达尔文主义的变化观点倒可以用作一种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西方入侵带来的屈辱和震惊这一空前的经历。它提供的思想架构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克服因不理解中国危机而产生的极度忧虑。”⁽⁸²⁾但是,梁启超(包括严复等)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败”法则并去警醒国人的时候,他却冒着一种“火中取栗”的危险。他忘记了他所使用的法则,并不是“慈悲天使”的法则,而是像赫胥黎所描述的那样,它是“长着血红的牙齿,利爪上抓着捕获物”的魔鬼的法则。承认它的正当性和应当性,实际上同时也是为那些已经“优胜”的帝国主义强权行为辩护,或者至少是间接地肯定了殖民主义掠夺中国的合理性。这种危险的逻辑,当“互助论”进化法则传入中国之后,才受到抑制。

强调被视为普遍公理和普遍价值的进化主义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并不是说不存在“任何”对它的怀疑的因素和不同声音。我们已经讨论的严复,晚年对包括“进化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疑问。后面将要讨论的章太炎,把“进化”作为“四惑”之一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从起初的皈依立场“积极”或“无奈”退却的结果。后期的梁启超,面对严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也对进化主义产生了某种疑问,显示出对进化主义的某种疏离:“自从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的原理,全世界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他在学问上的功劳,不消说是应该承认的。但后来把那‘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道理,应用在人类社会学上,成了思想的中坚,结果闹出许多流弊。这回欧洲大战,几乎把人类文明都破灭了。虽然原因很多,达尔文学说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中国近年,全国人争夺权利像发了狂。这些人虽然不懂什么学问,口头还常引严又陵的《天演论》来当护符呢,可见学说影响于人心的力量最大。……欧洲人近来所以好研究老子,怕也是这种学说的反动罢。”⁽⁸³⁾当梁启超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忘记,他恰恰就是中国“进化主义”的一只“猛犬”。虽然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但是“进化主义”作为梁启超整个思想的基础,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归根结底地说,他并没有完全动摇对进化主义的信念,也没有完全放弃对进化公理的宣誓和虔诚。这不是一个孤立和罕见的现象,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现象。这与西方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自身文明的“普遍”危机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就是说,当西方开始笼罩着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之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及其价值和有效性仍充满了乐观主义。梁启超不相信科学的万能,但仍相信科学精神;他对进化法则产生了某种疑虑或对前期进化观作了某种修正,但仍高度评价“进化主义”的影响。1922年8月,他在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作的《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讲演,再次肯定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主义对整个学术思想乃至社会现实的普遍影响力:“一种学问出来能影响于一切学问而且改变全社会一般人心,我想自有学问以来,能够比得上生物学的再没有第二种。”⁽⁸⁴⁾同年12月,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作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的演讲,他声称“我现在并不肯撤销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主张”⁽⁸⁵⁾。可以说,多变的梁启超,在其整个思想中始终贯穿着“进化主义”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