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化主义的兴起与三世历史进程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康有为的“三世”历史进化图式,基本上是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摸索出来的。在何休的这种解释中,“三世”已经隐含了某种历史进步论的味道。无疑,这两个重要因素在康有为“三世”进化史观乃至整个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都是一个“过程”。

二、“三世”进化历史图式

通过把历史划分为“后来居上”的不同阶段,来展示历史不可逆转的直线性进步和进化,这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很常见似乎又是很廉价的一种做法。最简单也是最流行的划分方法,是诸如野蛮与文明(或不开化与开化)、传统与现代化这种二分法。在这种图式中,人们都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成长”的故事,都有意或无意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傲慢”和孤芳自赏心理。很幸运,我们生长在文明和现代化时代。我们还能看到其他许多划分方法,如孔德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阶段”三阶段说,马克思的“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五种社会形态说,韦伯的“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统治形态说以及“除魅”或“合理化”过程,滕尼斯的“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或“从共同社会到利益社会”、“从本质意志到选择意志”二分论,波普尔的“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等等。在这些似乎是言之有据和色调各异的历史划分法中,都贯穿着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或者说,历史进步的信念,恰恰也是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加以印证的。历史进步阶段论,很容易满足我们在历史中的自尊心、自信心,就像我们在自然界中已经习惯了的自尊心、自信心一样。但是,古人或以往历史真的处于我们给他们确定的那种不幸位置吗?难道没有为了“美化”我们而必须对过去的“他们”进行丑化的心理在作怪吗?反正古人已经不能反抗我们对他们的丑化,不能拒绝我们在自鸣得意之外对他们假惺惺式的怜悯。进步或进化的历史态度,表明了现代人的傲慢和蛮横,它与古代人的过分谦虚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古代人相信黄金时代是在过去,他们以回忆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过去的留恋。对历史过分傲慢和过分谦虚的这两种截然不同心态,可能都不正常。罗素揭示它们的病因说:“相信太古时候曾有个幸福的‘自然状态’这种信念,一部分来自关于先祖时代的圣经故事,一部分来自所谓黄金时代这个古典神话。一般相信太古坏的信念,是随着进化论才有的。”⁽²²⁾

康有为的“三世”历史进化图式,基本上是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摸索出来的。但它与西方形形色色的历史进化图式,却惊人地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和价值上(相信进化)的同质性。这一点引起了人们对康有为的进步观是否受到西方影响的猜测。“三世”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公羊传》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和“所传异辞”⁽²³⁾这一很普通的说法上。善于寻找微言大义的董仲舒,把它解释成“春秋”三个(“有见三世”、“有闻四世”和“有传闻五世”)不同的历史时代。⁽²⁴⁾“公羊学”大师何休则把它提炼为三个(“传闻之世=治衰乱”、“所闻之世=治升平”和“所见之世=治太平”)不同等级的历史状态。⁽²⁵⁾在何休的这种解释中,“三世”已经隐含了某种历史进步论的味道。“三世”观念虽然受到清代自今文经学家刘逢禄至晚清开风气人物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一再关注,但基本上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内涵。⁽²⁶⁾把“三世”观念发展为一种典型的历史进步哲学,这是康有为的一个突破。有两个因素对康有为的这一“突破”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从早年对周公和《周礼》的信奉中转向了对孔子和《春秋公羊传》的信奉,这不仅使他找到了“改制”思想的权威性人格化身,也使他找到了历史观念的传统思想资源⁽²⁷⁾;二是从1882年开始,他对“西学”日益增长的兴趣,不仅激发了他的历史进步意识,而且也使他后来的“三世”说与“进化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可能。⁽²⁸⁾无疑,这两个重要因素在康有为“三世”进化史观乃至整个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都是一个“过程”。这样,寻找康有为“三世”进化史观形成的“固定”时点,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看看他的“三世”进化史观,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²⁹⁾

可以相信,在1890年前,康有为已经皈依“春秋公羊学”。⁽³⁰⁾照康有为的说法,他在27岁(1884年)时,已经开始“以三世推将来”、“演大同之义”;在28岁时,“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在30岁时,又“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³¹⁾。这至少表明,康有为的“三世”和“大同”观念作为萌芽已经出现。康有为对“三世”进步观做出明确和清楚的表述,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此时,公羊学已经成为他的思想支柱,他的西学知识也增加了,他还通过梁启超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手稿,并惊叹“眼中未见此等人”⁽³²⁾。在1896年的手抄本《南海康先生口说》中,他不仅多次谈到地球的演化和生物的进化⁽³³⁾,而且对“三世”进步史观做出了明确表述:

《春秋》分三世: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无可得言治,治升平世分为三统:夏、商、周,治太平世亦分为三统:亲亲、仁民、爱物。⁽³⁴⁾

以天下分三等:一等为混沌洪蒙之天下,一等为兵戈而初开礼乐之天下,一等为孔子至今文明大开之天下。即《春秋》三世之义也。⁽³⁵⁾(www.chuimin.cn)

照这里的说法,区分于“兵戈”和“礼乐”的“文明”、“太平世”已经成为现实,但后来,康有为根本上又把它作为未来社会要实现的乌托邦最高理想。⁽³⁶⁾最晚在1896年,“公羊”同《礼运》“大同”的联系,已初见端倪。⁽³⁷⁾到了1897年,这种联系已经非常明确:“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³⁸⁾就像孔子被塑造为“改制”的大师一样,在此,“三世”大义的发明权又被康有为虔诚地献给了孔子,并主要用“人文教化”的程度来衡量“三世”的差别。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继续扩展他的“三世”进步史观。“三世”观不仅被广泛地披上了“进化”的新外衣⁽³⁹⁾,而且也被西方政治学名词如“立宪”和“共和”等所装点: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⁴⁰⁾

在此,上述的以“文教”程度来衡量“三世”的方法,明显地已转变为用“政治制度”的进步程度来衡量。对于“改制”的康有为来说,这一点也许姗姗来迟。⁽⁴¹⁾也许同对抗日益兴起的革命思想相关,康有为以不同的“政治制度”定“三世”的做法,一直坚持了下去。他在《大同书》中列出的“人类进化表”,基本上都是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衡量历史进化的等级。

康有为热心民主共和(更主要是平等)乌托邦,但他认定,革命派所要求的“共和民主”,只能是太平、大同之世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小康但仍在小康的中国,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不能超过的进化阶段只能是“升平世”。康有为像严复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历史的进化或进步,有固定的不可打乱的先后次序。1902年,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说:“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⁴²⁾这样,热心追求进步、进化和乌托邦的康有为,不但没有被“激进”革命派要求迅速实现民主共和的热情所感动,反而强化了他的渐进性进化观。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激烈批评态度,也激怒了中国的革命派。康有为在革命面前义无反顾的“退却”,不,更准确地说是固守已有的阵地,使他与激进革命派形成了永远也难以弥合的鸿沟。渐进性的进化观,固然使康有为变得保守(相对于革命派),但这似乎又不是不可更改的。富有想像力的康有为,凭着零星的直觉,已经把“三世”推为“九世”(每一世中各有三世)、八十一世、千万世。⁽⁴³⁾这实际上使他的“三世”次序变得既混乱,又随意。根源何在呢?也许是康有为天生就没有革命家的气质吧!也许是梁启超所说的“有为太有成见”吧!

中国进化主义的兴起与三世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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