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在中国：全能式世界观的兴起！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严复与进化主义相遇,应该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来,与关心严格意义上的生物进化相比,严复更关心进化主义在人类和社会中的普遍适用性。这部书既是对一个进化主义文本的翻译,同时也为严复充分表达其进化主义观念提供了机会(通过加按语。

一、游心进化主义的过程

严格说来,严复的进化主义只是他的广大的“西学”世界的一部分。但就其在严复思想中的重要性而言,说它居于首要地位,并不夸张。严复的宇宙观、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和伦理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进化主义这一基础之上。如果说严复热心推广的包含着很多不同内容的西学,都是他追求的急切“富强”目标所需要的,那么,在严复那里,进化主义作为一种“根本性”的世界观,则承担着使富强成为可能(提供无限的活力或力量)的“普遍性”角色。这一点本身,就使进化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最直接的特殊功能。说起来,严复一再强调西方的“富强”根源于“西学”,而英国又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模特儿。严复留学英国时除了极其专业化的航海驾驶专业外还关注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思想,就是相信这些思想对中国的富强最为有效。尽管这样,严复在英国时究竟阅读了多少这方面的著作,还难以肯定。实际上可能并不多,而且对于各种思想他大概是处在一般了解和观察的层面上。严复与进化主义相遇,应该有身临其境之感。因为他在英国留学之时,正是进化主义兴盛的时代。他后来一直推崇的进化主义的三大人物——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当时也处在非常活跃的时期。有理由相信,进化主义这一时代思潮当时就会进入到具有广泛兴趣的严复的视野中,哪怕是无意识的。

进化主义最早出现在严复的论著中,是1895年3月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严复的动机非常明确,他要使那些先前谈西学讲洋务的人知道,在近五十年中,西人所追求的“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的东西是什么。在严复看来,这就是达尔文的学说和斯宾塞的“群学”。在此,严复还没有涉及斯宾塞的“进化主义”,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翻译为《物类宗衍》)的进化学说,则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被表达了出来:

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³⁾

在注重生物进化主义本身的内容之外,严复还特别强调这一基于实证的理论给西方思想文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和影响(“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⁴⁾)。这一点,严复本人肯定有直接的感受,这当然得自于他留学英国的经历。严复在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引介中,特别注重其中的两章——一是第三章的“生存斗争”(严复译为“争自存”);二是第四章的“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严复译为“遗宜种”)。严复对这两章的译名,很难说偏离了原题,但在对这两章内容的具体解说上,却似乎与原题有所疏离。严复这样说:

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与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⁵⁾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主要是从“生物”、“物种”立论,避开了“人类”(“民”)的进化问题,既没有“社会”(“群”)和“国家”(“国”)的概念,又没有“弱肉强食”、“愚者智役”的明确表述。但是,严复很轻易地就把它们挂在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名下。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来,与关心严格意义上的生物进化相比,严复更关心进化主义在人类和社会中的普遍适用性。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在严复的进化主义中打上了烙印。《原强》对进化主义的介绍和理解,是极其简略的,它只是在与主题相关的意义上被涉及。严复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进化主义思潮的奠基性人物,完全取决于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一书。这部书既是对一个进化主义文本的翻译,同时也为严复充分表达其进化主义观念提供了机会(通过加按语。这种形式在严复的译书实践中,一再被运用)。这本部头实际上很小的书,后来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可能完全出乎严复的意料之外,因为他翻译这部书并非精心选择的结果。说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译书是为了消磨时光,同时此书的内容不太艰深,翻译起来比较容易。而且由于此书纯粹的学理性,非现实迫切需要,他甚至不愿把它公之于世。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和“译例言”中分别说:

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

最后,严复是在友人的劝告下才把这部书公开出版的。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过去注意得不够。凭着《天演论》的影响力,我们很容易想像严复当初就会具有一种惊人的动机。但实际上却差不多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然,《天演论》之所以能赢得广泛的反响,既取决于它向中国人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也取决于这种世界观实际上也是当时寻求富强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自强保种之事”)。(www.chuimin.cn)

由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罗曼尼斯讲座”的讲演所汇编而成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是1894年出版的。⁽⁶⁾严复对此书的反应速度,令我们吃惊。他很可能在此书出版当年的年底或次年初就拿到了它。⁽⁷⁾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部刚出版的书,我们还不清楚。我们猜测他的留学背景和英国朋友可能起了作用。译本《天演论》的正式出版是在1898年,但在1895年就已经脱稿。严复曾把译稿寄给梁启超阅读,梁启超又推荐给其师康有为和夏曾佑传阅,他们对该书表示了高度的推崇。⁽⁸⁾严复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此书并把它翻译出来在另一个国度传播,一下子缩短了中国思想界与世界思想界的距离。

有关严复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方式,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讨论,在此不必细说。简言之,他翻译的方式,不是“直译”,而是“意译”和“编译”。他还把赫胥黎的现代英文文体变成了古雅的“桐城”文言文,阅读起来,仿佛是在阅读先秦诸子,甚至比它还难。这表明严复无意于对传统的文言文做出改革,他宁愿复兴这一传统。在严复看来,古雅的文言文,并不是表达高深学理的障碍,恰恰是它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符合于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他相信他用古文翻译西方的现代著作就是力求实践这一原则。⁽⁹⁾但是,正像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对原文的增削、改动之处,随处可见。史华慈说:“他的译著《天演论》,其实不太像原著的译本,倒更像原著的缩写本,其他译著则较尊重原著。”⁽¹⁰⁾他把《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书名,译成《天演论》本身,就颇有象征性。因此,无论是从用优雅的古文语词表达现代观念方面来说,还是从改译方面而论,严复的《天演论》都可以作为独立创作的作品来阅读。

《天演论》一书的一些内容,包括严复所加的部分按语,正像严复所说,并非“富强”这一当务所需。书中涉及了西方文化的一些一般性知识,严复的补充又加强了这一点。它们虽对现实没有直接的效用,但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却并不多余。特别是由于这些知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大都是前所未闻,所以仍有不小的诱惑力。令人奇怪的是,严复选择了一部他不太欣赏的著作进行翻译。他更欣赏的是斯宾塞的著述。⁽¹¹⁾他之所以没有首先翻译斯宾塞的著作,照他的说法是因为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数十万言……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¹²⁾。由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主旨,恰恰是批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生存竞争”的生物法则不适合社会,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原则,没有“进化”的伦理,而只有“伦理”的进化。这样,在客观上,赫胥黎就与十分欣赏斯宾塞进化观念的严复处在看似比较对立的位置上。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的著述,找到了为斯宾塞的进化观念进行辩护的机会。⁽¹³⁾但这决不意味着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成了严复所需要的反面教材。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人道”和“人治”的立场上,严复与赫胥黎又有很大的亲和性。严复如何在独特的理解结构之下“整合”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进化主义,后文将进行具体讨论。

在翻译《天演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严复讨论进化主义比较多的著作,主要有1905年在东京出版的《侯官严氏评点﹤老子﹥》⁽¹⁴⁾、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讲义》和1913年在北京《平报》上连载的《天演进化论》。与在其他方面采取的方式一样,在进化主义上,严复也并不困难地在中国传统中发现了进化主义的相似物。这不是简单或廉价地要为人们提供自信或骄傲的资本,因此不能把严复同那些轻率地宣扬“古有已之”的人相提并论。严复这样做至少表明了一个愿望,即用新的观念重新解释古老的传统。对严复来说,达尔文进化主义在中国道家的始祖老子那里就有了它的最早形态,如对于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严复这样批注说:“天演开宗语。”“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至哉!王辅嗣。”⁽¹⁵⁾这是批注式的评论,不能用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其恰当性,但显然过于夸张了。另一方面,严复在老子那里也发现了与进化主义难以弥合的鸿沟。老子以“质朴”为本真的“自然主义”,使他认为“文明化”不仅不是“进化”,反而是一种“退化”。这样,社会历史的“进化”,就必须是在逆反或倒流的时间中“返朴归真”。对于相信时间不可逆、文明化趋势、社会历史朝向未来进化的严复来说,老子的这种观念是无法接受的:

今夫质之趋文,纯之入杂,由乾坤而驯至于未济,亦自然之势也。老氏还淳返朴之义,独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质而强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质,老氏之术非也。何则?虽前后二者之为术不同,而其违自然,拂道纪,则一而已矣。⁽¹⁶⁾

按照老子“顺其自然”的逻辑,从“物”到“文”,也完全可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依此而论,老子非议“文明”本身,恰恰就是“非自然”的。严复从这一点上批评老子,可以说是“以其道还治其身”。但是严复又肯定老子对强行使“质”为“文”的批评是恰当的。从“人属于自然”的自然主义来说,“强行”本身也是“自然”的。只有在“人”与“自然”相对的意义上,“强行”才是“非自然的”。因此,从前一意义上讲,老子批评“强行”在理论上仍然不通。

在由一系列演讲稿汇编而成的《政治讲义》中,严复把进化主义的方法和理论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群体领域中,强调国家和群体都是有机体,它们自然而生,也遵循着自然的法则而进化。基于这个前提,严复认为研究国家和群体,也必须采用类似于研究生物的进化主义方法。如他说:“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¹⁷⁾“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之理。……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学,所用者同。”⁽¹⁸⁾这种在生物进化主义投射之下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在严复的《天演进化论》这一专门论文中,显然得到了加强。在此,从人(男女)的进化到社会有机体和国家的演进,都显示了严复把生物进化主义和社会进化主义统一起来的逻辑。

人们很容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严复对西方文明和进化主义的悲观性反应。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因为严复的变化至少从表面上看既突然又巨大。简单地说,这是严复在其理想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之后所做出的急剧对应。笔者不想过分夸大这种“简单”断裂事实的重要性,但倾向于相信,进化主义是严复一生整个思想观念中的比较稳定的“常数”。

以上只是从严复接受和传播进化主义的主要经历及其文本进行了回顾,下面我们将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分别对严复进化主义的观念形态和复合结构,对他在西方进化主义和中国传统之间是如何做出整合的做一些探讨。

进化主义在中国：全能式世界观的兴起！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