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在中国兴起-日本进化主义著作翻译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梁启超在日本时,也比较注意加藤的进化主义,而且持有评判的态度。但通过日本来介绍宣传西方进化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第二次赴日后,章太炎更系统地接触到了日本和西方的社会进化主义著作,并能经过自己的思考加以取舍选择。

三、日本进化主义著作的翻译

除了使用日译进化主义术语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还翻译了不少日译本和日本人著述的进化主义书籍,传播进化主义思想。

中国留学生所译的进化主义著作主要有:《政治进化论》,斯宾塞著(英),译者不详;《权利竞争论》,伊耶陵著(法),译者不详;《物竞论》,加藤弘之著(日),杨荫杭译,东京译书汇编发行所1901年出版;《加藤弘之讲演集》,加藤弘之著,作新社译,作新社1902年出版;《天则百话》,加藤弘之著,吴建常译,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人权新说》,加藤弘之著,陈尚素译,开明书店1903年出版;《道德法律进化之理》,加藤弘之著,金寿庚等译,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政教进化论》,加藤弘之著,杨廷栋译,广智书局1911年出版;《社会进化论》,有贺长雄著(日),麦鼎华译,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族制进化论》,有贺长雄著,译者不详,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进化新论》,石川千代松著(日),译者不详。

从这一目录来看,加藤的著作占了大多数。上面已述,加藤是日本人宣传社会进化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进化主义”反驳“天赋人权说”,对当时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中国留学生之所以把他的著作大量地翻译成中文,恐怕与他的这种影响有关。梁启超在日本时,也比较注意加藤的进化主义,而且持有评判的态度。如1902年,他在《民报》摘要介绍加藤的《天则百话》说:“日本文学博士加藤弘之,德国学派之泰斗也。专主进化主义,以爱己心为道德法律之标准。其言因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响于日本学界者甚大焉。”但他强调,他并不想把加藤的进化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因为在他看来,加藤的进化主义带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倾向,不合中国时宜,他说:“此等学理,最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余夙爱读其书,顾不欲介绍其学说于中国,盖虑所益不足以偿所损也。”但既然翻译了加藤的那么多著作,无论如何,他的进化主义总要对中国有所影响。如鲁迅青年时代除了热心阅读严复译的《天演论》外,还读过加藤的《物竞论》。又如早年留学日本的李大钊,也受到过加藤进化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回国后,1917年撰写《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9年撰写《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文中都运用进化主义的观点,解释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他虽然没有明说这里的进化主义来源于加藤,但据相关学者考察,前文是以加藤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为底本而写出的,而后文的观点,实际上也与加藤的进化主义密切相关。当然,李大钊对加藤的进化主义,也有所选择。他主要接受了加藤的伦理道德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观点,而不赞成加藤的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发表的《新世纪》中说:“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而是靠着互助。”⁽¹⁶⁾

除了加藤,有贺长雄的进化主义著作,也受到中国留学生的重视。上文提及的译书中,有两部就是他的,他也是日本宣传社会进化主义的重要人物。他与石川千代松一样,受过莫斯的教育。从1883年至1884年(明治十六年至明治十七年),他连续出版了三本统称为社会学的进化主义著作:《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和《族制进化论》,其中的两本被留学生译介到中国。而且《社会进化论》的部分章节,在作为译著出版前,还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清议报》(1900年5月至1901年1月之间)上。

从上面的译书来看,中国留学生通过日译本译出的西方人的进化主义著作则少些。但通过日本来介绍宣传西方进化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如梁启超1899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史学之界说》(第3号)、《论进步》(第10号、第11号)、《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第18号)等论文,都宣传了进化主义思想。特别是《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专门介绍了英国人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1858—1916)的《泰西文明原理》、《人群进化论》。作为梁启超的老师的康有为,虽然对进化主义的了解没有梁启超那么多,但他通过日本与进化主义发生联系,也是一个事实。如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奏稿》)中,他已使用了日译进化主义用语:“列国竞争者,政治、工艺、文学知识,一切相通相比,始能并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败亡之列。”康有为非常关心日本维新以来的大事,广购日本书,并做成《日本书目志》,其中与进化主义有关的书包含:石川千代松译的《动物进化主义》、伊泽修二译的《进化原论》、石川千代松著的《进化新论》、山县悌三郎译补的《进化要论》、城泉太郎译的《通俗进化论》。因此,应该说,康有为了解进化主义,也通过了日本这一桥梁。

值得一提的还有章太炎。章太炎前后三次赴日,第三次时间颇长。在他的思想中,进化主义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与日本相关联。在《訄书》初刻本中,他讨论了生物进化问题,并流露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他在《族制》篇中说:“今吾中夏之氏族,磊落彰较,皆出于五帝。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在此,章太炎所使用的“自然之淘汰”、“人为之淘汰”和“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明显都是日译进化主义用语。特别是第二次赴日后,章太炎更系统地接触到了日本和西方的社会进化主义著作,并能经过自己的思考加以取舍选择。此时,他研读了斯宾塞、有贺长雄和吉丁斯的著作。对他来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¹⁷⁾带着这种不满足感,他读了吉丁斯的日译本著作《社会学大学教科书》和《社会学》⁽¹⁸⁾,认为吉氏之论,优于斯氏,“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¹⁹⁾。但是,在章太炎看来,吉丁斯之说也有其不足之处。最后,他在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中找到了令他满意的学说。他认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吸取了斯氏和吉氏的理论之长,而避免了其短,“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助,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候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²⁰⁾。正是出于对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的高度赞赏,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很快就把此书译成了中文,交由广智书局出版。

虽然中国进化主义思潮与日本有重要关系,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决不是通过日本照抄进化主义,他们也进行了自主性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中国进化主义思潮的具体场景中来看一看。

【注释】

(1)参见八杉龙一:《进化论の历史》,168页,东京,岩波书店,1895。

(2)参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马采译,1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如社会主义者大杉荣有重译本,新潮社,1916。

(4)如矢野文雄:《人权新说驳论》(1882);植木枝盛:《天赋人权辩》(1883);马场辰猪:《天赋人权论》(1883)等。

(5)三宅雪岭:《明治思想小史》,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118页。

(6)井上哲次郎:《明治哲学界的回顾》,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118页。(www.chuimin.cn)

(7)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114页。

(8)参见王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24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9)参见王栻主编:《严复与严译名著》,见《论严复与严译名著》,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