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

2024-06-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就在严复直接从西方传输进化主义之际,日本的进化主义也开始与中国发生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日本所译的与进化主义有关的一套术语被引进中国,并逐渐通行和固定下来。1896年4月,梁启超与黄遵宪在上海交识,共同创办了《时务报》,因此,梁启超极有可能通过黄遵宪了解日本有关进化主义的用语。

二、日本进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如上所说,进化主义输入到日本,始于1877年(明治十年)左右。而在中国,进化主义作为一种“主义”的输入和传播一般认为是从严复开始的。⁽⁸⁾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此文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译为《物类宗衍》)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均做了简要介绍。照王栻的说法,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最迟在1895年,可能在1894年已开始,初稿当时被私人印行(有陕西味经书处1895年刻本,这可能是《天演论》的最早刻本)。⁽⁹⁾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在严复直接从西方传输进化主义之际,日本的进化主义也开始与中国发生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日本所译的与进化主义有关的一套术语被引进中国,并逐渐通行和固定下来。

众所周知,严复译《天演论》,其中的重要术语,都是首次被译,没有现成的译法,颇费心思。正如他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我罪我知,是在明哲。”⁽¹⁰⁾“严译名著丛刊”原编者在对《天演论》所加的注中,把严复所译的下列名词与以后的通行译法做了对比:evolution一词,严氏译为天演,近人撰述,多以进化二字当之;struggle for existence,严氏译为物竞,今通译生存竞争;selection,严氏译为天择,今通译天然淘汰;biology,严氏译为生学,今通称生物学;artificial selection,严氏译为人择,今通译为淘汰;heredity,严氏译为种始之说,今通称遗传说。⁽¹¹⁾(www.chuimin.cn)

由此来看,严复颇费苦心的一些译名,却没有通行起来,而是被别的一些译法所取代。这些别的译法,大都来自日本。evolution一词,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井上哲次郎等人编著的《哲学字汇》已经译出,初版和再版(1884年,即明治十七年)均译为“化醇”、“进化”、“开进”。同时被译出的还有theory of evolution,被译为“化醇论”、“进化论”。struggle被译为“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被译为“生存竞争”,selection被译为“选择”、“淘汰”,natural selection被译为“自然淘汰”,artificial selection被译为“人为淘汰”。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一词,初版被译为“适种生存”,再版时被译为“优胜劣败”。很明显,日本的一些进化主义用语,在1881年的《哲学字汇》中,已基本被确定下来,并开始出现在一些论著中。在1881年出版的《东洋学杂志》中,“自然淘汰”、“人为淘汰”已被用在了文章中。⁽¹²⁾1882年(明治十五年)出版的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则更多地使用了进化主义的用语,除了“自然淘汰”和“人为淘汰”之外,还有“进化主义”、“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等。同年,在评论加藤《人权新说》的文章中,也有了“自然淘汰”和“优胜劣败”等用语。⁽¹³⁾1883年(明治十六年)出版的由石川千代松翻译的《动物进化论》一书,使用了“进化主义”、“自然淘汰”和“人为淘汰”等术语。同时,在矢田部良吉为该书写的“绪言”中,则使用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等用语。日本所译的进化主义用语,有的是根据英文原词的意义新创设的,如“进化主义”、“适者生存”等,而有的则是借用了中国古汉语中已有的词汇或对古汉语词汇进行组合,前者如“进化”,后者如“自然淘汰”,此语是古汉语中的“自然”和“淘汰”的组合。⁽¹⁴⁾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术语是如何被引进中国的。我们在此不能详细考察,只能大致说一下。在严复开始介绍进化主义的时候,日本所译的术语,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已经开始接触,并与严复所译的术语一起使用。1896年,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据此,梁启超此时已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手稿。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连载了长文《变法通义》,此文一方面使用了严复的术语,如《论译书》一节中说:“近译者,有治功天演论,辩学启蒙等书。”另一方面,又有几处使用了日本的译语。如《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节说:“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于今日,凡数万年,相争相夺,相搏相噬,递为强弱,递为起灭。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始焉物与物争,继焉人与物争,终焉人与人争。始焉蛮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继焉文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终焉文明之人与文明之人争。茫茫后顾,未始有极。呜呼!此生存相竞之公例,虽圣人无如之何者也。……夫世界之起初,其种族之差别,多至不可纪极,而其后日以减少者,此何故乎!凭优胜劣败之公例,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噬所取消,日侵月蚀,日澌月灭,以至于尽。”其中使用了“优胜劣败”一语。又如《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一节说:“且其中之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新衙门之差遣。则新班之数日增,而旧班之数日减。此亦自然淘汰之公例也。”其中使用了“自然淘汰”一语。虽然尚无明确的证据来肯定梁启超使用的词语来自日本,但通过他与黄遵宪的交识可以有所推测。黄遵宪1877年被任命为日本公使馆参赞,在日期间他既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文化,同时又研究日本文化,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历史,着手写《日本国志》(完成于1887年)。应该说,他对日本的进化主义用语是熟悉的。1896年4月,梁启超与黄遵宪在上海交识,共同创办了《时务报》,因此,梁启超极有可能通过黄遵宪了解日本有关进化主义的用语。⁽¹⁵⁾同时,《时务报》聘有日本人担任译职,这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898年,政变事起,梁启超亡命日本,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日本近代文化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了解日本的进化主义用语。同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立《清议报》,在上面发表文章,其中使用了日译进化主义用语,特别是“进化”一词。如《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说:“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士·士啤生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又如《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说:“此乃二十世纪全世界一大进化之根源,而天运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还有“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等名词,也都出现在梁启超的文字中,如《论爱国》说:“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之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正是由于像梁启超这样的中介人物不断地使用日译进化主义用语,而他的文字又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所以,不少日本译法的进化主义用语反而取代了严复的译语,成为通行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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