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正如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开头所说的那样,“斗犬”赫胥黎从没有到过中国海,达尔文也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思想却进入到了对西方人来说一直具有神秘性的古老的中国土地,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像那些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并千方百计在此扎下了根的传教士一样。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科学形态的“进化主义”与中国古代进化思想的关系。......
2024-06-16
二、早期形态
上文根据历史线索粗略列举和梳理了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传播进化主义的重要事实和文献。我们仍然倾向于相信,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播的以科学技术为主的“西学”论著中,还可能存在着不被所知的有关进化主义的文献。仅就以上事实和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1.在中国早期进化主义的传播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在半阻碍半无奈之中这样做的;2.在早期,进化主义“主要”是作为“西艺”的一个方面被介绍进中国的;3.整体而言,生物进化主义还没有被“自觉”或“有意识”地进行“社会性”的运用。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对人和万物来源的形而上学解释往往采取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因此,在中国,生物进化主义并不像在西方激烈冲击基督教那样冲击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这种情形恰恰也符合了晚清“中体西用”提倡者的意图。当然,生物渐进进化(非一成不变)、生物适应环境而变异、生物强存弱灭、人猿同祖、否定造物主等观念,也完全可能对晚清的社会政治、历史和价值观念产生某种影响。佐藤慎一把《天演论》翻译出版之前的中国进化主义称为“原型进化主义”,并认为在很多场合,进化主义已被视为是政治改革论,“完全”没有把它作为纯粹的生物学的观念来提倡。中国并不拒绝进化主义对人类社会的适用,甚至可以说人们恰恰是在社会的立场上来把握进化的。这种方式在“原型进化主义”阶段就开始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原型进化主义”本身就是“社会进化主义”。(18)需要指出的是,一是当时确实存在着“纯粹”作为“生物学”、“地质学”和“新知识”来介绍和传播进化主义的重要方面;二是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直接例证”(实际很少),对“生物进化主义”进行社会政治性运用和理解的侧面并不“明显”或“突出”。因此,截至目前,在“生物进化主义”的社会政治运用这一点上,我们还必须谨慎行事。
但是,从一般意义来说,可以肯定西方“格致之学”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方向,也促使人们产生了据此寻求社会政治“原理”的意欲。如王佐才在课艺命题考试中,对西方格致之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其意义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意识: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燃一灯,天地晦冥而皎然日出。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而无不剔。(19)
这里已经明确要求把“格致之学”及其方法看成是“礼乐、政刑、教化”的基础,也就是说,要求从格致之学中寻找思考“社会政治”问题的出发点。不仅如此,格致之学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可举两个例子来看看。其一是王佐才比较中西“古今”、“新旧”观的立场:“然而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迹,中西不合者,乃趋向之歧。此其故由于中国每尊古而薄今,视古人为万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变通;西人喜新而厌故,视学问为后来居上,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此中西格致之所由分也。”(20)这种看法后来被一批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严复)一直强调。其二是钟天纬对中西“形上形下”和“道艺”不同价值态度的说法:“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21)这种说法在晚清甚至民初都很有市场。只是有关生物进化主义“直接”影响晚清社会政治和历史意识的具体事实和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求证。
这是从作为“本位”的科学技术(“西艺”)对“社会”、“政治”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来说的。从作为“次要”内容传播到中国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人文观念来看,它的影响既直接又迅速,它参与到了晚清历史“进步”观念的塑造之中,参与到了在“危亡变局”处境之下摸索“避弱就强”之路的过程中。一般来说,19世纪90年代以前,直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和进步为主要特质的进化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未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或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西学东渐和列强巨大的压力之下,中国已经在铺垫着进化主义担当大任的土壤,或者说它已经在“尝试”或孕育着后来进化主义世界观的“胚胎”。从这种意义上说,佐藤慎一的看法是正确的,即清末进化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决不是“突发性”现象,它与先前的理性摸索过程是相连接的。而且,佐藤从“变局与历史转机”、“运会与历史法则”、“‘智’与历史的不可逆性”和“‘商战’与优胜劣败”等四个方面,以知识分子历史意识的变化为主,对《天演论》出版之前中国原型进化主义所做的考察,也具有启发性。(22)但我们希望从更广的方面,看一看在各种复杂因素促使下形成的中国进化主义世界观的早期形态。历史意识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它已经开始萌生出“进步性”进化观念,历史进步目的论也在酝酿之中;那种以“强弱”论天下、论时事的“立场”或“思维方式”,与后来人们习惯的弱肉强食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也具有内在的联系;生物“渐进变化”观念也在为社会政治上的“渐进”变法诉求做理论上的准备。下面,我们就稍微具体考察一下。
中国近代早期形成的“强弱”意识和“强弱”论式,显然是在中西激烈冲突(最突出地表现在军事上)之下形成的。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强弱”论天下的历史经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古代找出“强胜弱败”的逻辑,如《列子·说符》所说的“物以智力大小相制”,《论衡·物势》所说的“物以势力优劣相胜”等。中国近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把近代中国的“变局”同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局面相提并论。在这种比较中,贯穿着这样的意识:其一,中国已不再是“天下的中心”或“天朝”,它只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员”,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国”。这意味着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之辨”观念,以“大一统”和“平天下”为旨趣的“一统垂裳”观念,已经发生动摇。这无疑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强烈冲击所做出的“调整”和“选择”。与此相关,其二,中国在被看成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的时候,比起西方“列强”,又是一个“弱者”。很简单,在“以力服人”而非“以理服人”的现实中,“弱者”就要受制于“强者”。虽然伴随着新的“国际社会”观念的胎动,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也在逐渐增生着“国际秩序”中的“公正”意识(如“万国公法”),在国家之间交往中要求“平等权”。但面对西方强国在中国的“强权”现实,面对国际关系中的“敌对性”和争夺性冲突,他们更感到“势力”和“力量”的重要。只要看一看当时的习惯说法“兵战”和“商战”、看一看以“强”为核心的“自强”和“富强”追求,便可清楚。并不反对国际契约同时也具有国际公法意识的王韬,非常“务实”地认为,不可依赖于“公法”和“公约”,必须把“自强”放在首位:“盖立约之事,本非有所甚爱而敦辑睦之谊也,亦非有所甚畏而联与国之欢也。不过势均力敌,彼此无如之何。……故夫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是知约不可恃,道在自强。”(23)这实际上是把国际社会关系看成是以“势力”和“富强”为基础的激烈的“生存竞争”关系,把国际社会秩序看成是没有“富强”和“力量”单凭所谓“公法”和“公约”就难以获得“生存权”的秩序。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以及比较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都是通过中国的“弱势”与西方“列强”的强烈对比,来警告国人以求觉醒和自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强调他写作《自西徂东》的动机就是要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处于“弱势”的“危机性”:“《自西徂东》之书何为而作也?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噫!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在今日熙熙攘攘,似太平景象,然亦思强邻环列,果能怀柔否乎?夫当今之时势,外邻多日益富强,然中国能改弦易辙,不拘于成迹,发奋为雄,亦无不可共臻强盛,措天下于磐石之安,顾亦思所行者为何如耳。”(24)既然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只有“富强”、“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获得生存权,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是何以“富强”、“自强”。人们对此提供的答案并不一致,但就其大的或主要的倾向而言,在洋务运动时期,一般是把输入和学习“西用”(即“器艺”)作为迅速富强的“最有效”方式。当时的人们相信,高度发展的“格致之学”,是西方“富强”的法宝。这一思想后来表现为对“科学”和“技术”的信仰(“科学技术主义”)一直被强化。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把“德”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政本”),荀子也把是否“能群”和“义”看成是区分人与动物的主要标准。虽然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在观念上仍把传统道德的复兴作为主体(“中体”),但在现实层面上,却恰恰是把“格致之学”提到了“首位”。强调“格致之学”,也就是注重“智力”和“智慧”的力量。格致是人优于动物的“长处”所在,就像花之安所说的那样:“盖人虽为有生之最灵,然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羽毛以御寒暑,苟无智慧,则禽兽胜于人多矣。所以人必资物以为养,故任智而不恃力,贵能成物以为天下用也。是知能用物者,便可显人之智慧,而大智者更能善用其物。”(25)格致更是人类进步到“高级”阶段的主要特质,郑观应对此的说法颇有代表性:“夫以上古游猎之世,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26)在此,郑观应已经用“历史阶段”和“历史变迁”表达了某种“历史进步论”的观点,用“格致补天工”表达了类似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可以说,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通常使用“格物”、“格致之学”等术语去强调“智力”和“智能”,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中国“主智主义”(或“科学主义”,像严复、梁启超等)“以智相竞”的历史媒介或契机。
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或历史意识,除了法家以“今胜于古”的方式强调历史进步论外,儒家更多的是以“古胜于今”或“一治一乱”方式强调“历史衰退论”或“历史循环论”。从整体上而言,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历史衰退论(如“世风日下”)或循环论(如“否极泰来”),但是这种历史意识已经开始动摇,一种新的接近于历史进步论或进化主义的历史意识逐渐成长起来。上面谈到的郑观应的说法就是一例。近代早期的历史进步或进化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用带有“价值”和“理想”的尺度去划分历史阶段和判断历史变迁,并用具有历史趋势、历史必然性意味的“运会”去强调历史的“不可逆性”。我们以王韬的说法为例看一下。王韬不同意西方人认为中国历史“自古不变”的观点,强调中国“何尝不变”:“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27)若这里所说主要是强调历史的可变性,其历史进步的意味还不明确的话,那么把这里的说法同王韬向往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局面——“六合混一”或“大同”结合起来,就足以看出历史进步的意旨。王韬根据西方发达的交通工具把世界各洲日益连接起来的这一趋势,预测“万国”最终将走向统一的大道或大同之世:“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28)一般而论,预设了历史的最高目标或目的(不管它多么遥远),其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历史终结论。然而,只要历史被置于某种目标或目的之下,那么朝向目标或目的的历史变迁,同时也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王韬不仅强调了历史的进化过程,而且把这一过程看成是一种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程。郑观应的历史图式——“从封建天下到郡县天下”、“从郡县天下到华夷联属的天下”,实际上也是把历史看成是朝向未来的进步运动。(29)在王韬、郑观应等人那里,历史已经不再是时间上的“逆向”倒转,不再是复兴“三代盛世”(或黄金时代)的“往回”追溯。他们的乌托邦主义,已经被纳入到了“不可逆”的时间之流和历史之中。这种在危亡变局之下形成的新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想设计,与翻译并连载于《万国公报》(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上的《回头看纪略》一书中所设想的乌托邦主义(30),成了清末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历史进化主义和大同乌托邦主义的先在“引路者”。同样,近代早期开明知识分子强调“变”,强调“渐变”(31),以此作为实现历史进步和理想的方式,也影响到了晚清的渐进变法思想和渐进历史观。
至此,可以说清末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进化主义,在洋务时期就具有了一定的先在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说,存在着差异的清末的政治变法运动与洋务运动,在其思维方式和观念上,也贯穿着一些重要的前后相连的东西。
【注释】
(1)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10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载《科学》,1917(1)。
(2)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胡卫清:《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科学观》,见《学人》,第1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3)如伊藤秀一的《清末における进化论受容の诸前提——中国近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进化论の意味その一》(载神户大学文学会编:《研究》,史学篇22号,1960);佐藤慎一的《﹤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见《思想》,792号,1990);汪子春等的《达尔文学说在中国初期的传播与影响》(见《中国哲学》,第9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阿礼国(1809—1897),英国外交官,1845年抵福州,接替李太郭,继任驻中国福州领事。阿礼国与以著《瀛环志略》而闻名的徐继畲具有密切的交往关系,是中国近代早期了解西方的少数人物之一。
(5)参见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6)注重实力和富国强兵的韩非,把历史看成是一部“竞争史”,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竞于力”的时代。有关这一点及先秦儒家“德治”与法家“力治”问题,请参见王中江:《从“德治”到“力治”:历史推演与“焚书坑儒”》,见《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435~4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王韬:《兴利》,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二,9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8)另参见伊藤秀一:《清末における进化论受容の诸前提——中国近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进化论の意味その一》,载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史学篇22号,1960。
(9)第一批52种、第二批98种、第三批40种(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4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但不知《地学浅释》属于哪一批。
(10)玛高温为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1843年抵华,在中国主要从事医疗事业,并兼作翻译工作,常常是边译书边为人治病,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资格最老的译员之一。
(11)孙维新评价此书说:“论地体之层累,土石之形质,沧桑之变迁,物迹之种类,详且备矣。”(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见弢园重校:《格致课艺汇编》,卷四,23页,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www.chuimin.cn)
(12)参见曾乐山:《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近代进化论的传播》,41~4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伊藤秀一:《进化论と中国の近代思想》(一),载《历史评论》,123号,1960(11)。
(13)徐维则等:《增版东西学书录·地学第二十》,见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220~22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4)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见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韦廉臣:《论地质》,见《格物探原》,第三卷,7~8页,1876。出版者不详。
(16)丁韪良:《西学考略·西学源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西学译著类》,1299册,739~7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钟天纬:《格致说》,见《刖足集》,93页,1932。出版者不详。
(18)参见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载《思想》,792号,1990。
(19)弢园重校:《格致课艺汇编》,卷一,22~23页,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当然也有人试图摆脱西方格致之学对中国传统“神道设教”意识的冲击,如车善呈对西学(《谈天》所代表的看法)视天文现象与人事无涉的观点批评说:“至谓彗星无与于灾异,何以往史所言,彗出而天下必有事变?使人君及早警戒,尚可消患于未形。果若《谈天》所言,适足启人主之纵肆,而天变亦不足畏矣。以是而论,《谈天》一书,其日躔月离,平行经纬度分定率,亦足资授时之用,而其悖理妄诞之见,学者不可不深察而决去之也。”(弢园重校:《格致课艺汇编》,卷四,30页,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
(20)弢园重校:《格致课艺汇编》,卷四,5页,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
(21)同上书,16页。
(22)参见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载《思想》,792号,1990。
(23)王韬:《泰西立约不足恃》,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206~207页。有关这方面的看法,另请参见王韬:《洋务上》,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二,79~81页。
(24)花之安:《自西徂东》,“自序”,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5)同上书,212页。
(26)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见《郑观应集》,上册,4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7)王韬:《变法上》,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50页。王韬在《六合将混为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故草昧之世,民性睢睢盱盱,民情浑浑噩噩,似可以长此终古矣,乃未几而变为中天文明之世,未几而变为忠质异尚之世,且未几而变为郁郁彬彬之世,可知从古无不变之局。”(《弢园文录外编》,卷五,218页)
(28)王韬:《原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36页。
(29)参见郑观应:《论公法》,见《郑观应集》,上册,65~66页。
(30)《回头看纪略》,李提摩太译,原作者为贝拉米(E.Bellamy),当时译为毕拉宓。1894年出版单行本,题为《百年一觉》。有关此书对维新派的影响,请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411~413页。
(31)如王韬强调历史进步和变迁是以“渐变”方式进行的:“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王韬:《变法上》,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50页)“而其致之也必由有其渐,其成之也必有所由。”(王韬:《六合将混为一》,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218页)
有关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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