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传教士并非阻碍者

一、进化主义初传中国

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进化主义”,初期恰恰“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输入的。这也许令人奇怪。进化主义不正是“上帝”和创世说的对立物吗?在这一点上,传教士究竟“多少”是出于忌讳心理而有意识地回避,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尽管人们习惯地认为,传教士故意拖延了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者不得已才做出了有限的报道。根据现有的有限研究,传教士对生物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依据他们不翻译和系统介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说他们阻挠进化主义的传播,很难站住脚(最多说他们不积极)。⁽²⁾我们知道,就连严复这位中国进化主义的奠基者,不也没有翻译这部生物进化主义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吗?这部著作的完整版本,一直到1919年才由马君武译完并由中华书局出版,题为《达尔文物种原始》。达尔文的另一部生物进化主义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翻译出版的时间则更晚(马君武译,题为《人类原始及类择》,商务印书馆,1930)。何以人们早已经热衷进化主义而却漫不经心进化主义最重要著作的翻译呢?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很明显,在众多的科学“学科”中,“进化主义”并不是一门独立地与数理化等学科并行的学科,它只是隶属于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或地质学的一种“理论”或“学说”,或者说它是交叉地存在于这些学科之中的一种新学说。因此,19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分门别类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进化主义显然只能伴随着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门类传播进来。其次,从注重“器艺”和实用性来说,生物进化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自强洋务运动中,比起其他实用性的“科学”来,更缺乏“实用性”。90年代以后,进化主义在中国被注重,恰恰不是因为它在“科学”自身中的位置,而是因为它与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历史观念和文化运动密切相联,因为它具有了“宇宙观”、“世界观”(“道”)的功能,而在此前的世界观或道,仍然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本身。因此,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进化主义的“有限”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归咎于传教士的有意限制,它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

有关19世纪90年代以前“进化主义”东渐中国的经历,人们已经进行了不少研究,挖掘出了初传的一些新的事实。⁽³⁾根据当时翻译和介绍西学的大量书目,我们可以推测,很可能还存在着没有被发现的有关进化主义方面的文献。据目前已经掌握到的文献,19世纪90年代,在进化主义成为中国时代强音——新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之前,它已经慢慢地、零散地东传到了中国。下面,我们沿着时间顺序,先看一看进化主义初传中国的事实。

根据浦嘉珉的说法,与达尔文同年出生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⁴⁾,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的四年前,就在上海提出了民族、种族、国家莫不“弱屈于强”这一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法则。⁽⁵⁾这一说法,非常符合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当时中国明智的知识分子,虽然还坚信儒学正统意识形态(或“道统”)和价值的优越性,但是,大都普遍感到在西方“强大”的“器艺”面前中国所显出的“弱势”。在他们看来,为了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必须“师法”西方的“器艺”。这表明,当时那些仍具有儒家士大夫身份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把“自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儒学”上,他们强烈要求借助于“西艺”以对抗“西方”。有的开明之士甚至走得更远,开始疏离儒家的“德治中心主义”,而向法家的“力治主义”靠拢。⁽⁶⁾如王韬这样说:“盖富强即治之本也,……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⁷⁾陈虬在《治平通议·救时要议》中亦强调说:“何以立国,曰富;何以御夷,曰强。”这种从“强弱”、“自强”、“富强”出发考虑中国问题的方式,已经“暗含”着中国19世纪90年代之后流行起来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从我们已知的情况来看,当时所输入的零星的“进化主义”,反而不具有服务于“富强”的明显“社会意向”。

国内一般“笼统”地把《地学浅释》说成是1873年“出版”的。但严格而言,它是在1873年“出齐”的。根据王韬校录的《格致书院课艺》其中所收课艺——孙维新的《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1889)——记载,此书从1871年(同治十年)已经开始刊行,经过两年,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出完。⁽⁸⁾据此可以肯定,中国系统翻译《地学浅释》的工作,应在1871年之前已经开始。当时的译书中心、翻译和出版《地学浅释》的机构——江南制造局,正式成立于1868年,从此年前后到1870年1月,由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要负责为该局从英国订购的三批书籍共190种,《地学浅释》即为其中一种。⁽⁹⁾《地学浅释》,原英文书名为Elementsof Geology,今通译为《地质学原理》。原作者是Lyell,当时译为“雷侠儿”,今译为赖尔或莱伊尔。口译者为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¹⁰⁾,笔述者为华蘅芳(1833—1902)。华蘅芳在《地学浅释·序》中讲述翻译此书的困难说:“惟余于西国文字未能通晓,玛君于中土之学又不甚周知,而书中名目之繁、头绪之多,其所记之事迹每离奇恍惚,迥出于寻常意计之外,而文理辞句又颠倒重复而不易明,往往观其面色、视其手势,而欲以笔墨达之,岂不难哉!”把这里所说的同20多年后严复翻译《天演论》时的感受比较一下,可以说当时翻译《地学浅释》更是难乎其难。

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说,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以大量的证据证明,地质是渐变的,地壳岩石记录了亿万年的历史,地球表面的特征是在很长时间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什么灾变等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地质学原理》为生物进化主义奠定了基础,深深地影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傅兰雅和玛高温应该都知道此书同达尔文生物进化主义的密切关系,而他们仍然购置此书并翻译,说明他们并不想回避“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伊藤秀一把《地学浅释》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七项:第一,地质的层次,显示了地球的历史过程;第二,从地质的构成和化石变化中,可以否定“洪水说”和“天变地异论”;第三,生物从产生到现在经历着连续性的变化;第四,环境的变化引起了生物形体的变化;第五,生物本来就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第六,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是通过自然环境的变化同生物固有的适应性的相互作用历史地形成的,“创造说”的物种不变论不能成立;第七,有关生物物种变化的学说虽然被提出了,但还未被普遍接受。根据这里的概括,可以说《地质学原理》在《物种起源》之前,已经向上帝“创世说”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地学浅释》第13卷是比较集中讨论生物进化的部分,在谈到生物渐变时说:“古时之地学家,地球上之生物,常以灭一世界再生一世界为之所以。然今之地学家,疑古说之不确,自古至今,各生物之形皆渐变,看之似绝然大异,然中间之间相去必甚久,故人未能寻其渐变之迹。盖今人已考得古生物,尚不过万分之一也。”有关生物渐变之原因,《地学浅释》解释说:“生物之形渐变,不独古时然,即考现今动植之物,亦有渐变之据。其每物类之渐变,各有其故,非偶然也。此事另有专家考之。观其书,能知某处之物,因其地形水土渐改变,故某物之属渐繁盛,某物之属渐衰息。”值得注意的是,此卷还谈到了“拉马克”(当时译为“勒马克”)和“达尔文”(当时译为“兑儿平”),并简要比较了他们在生物进化主义上的不同:

螺蛤之种类,其绵延于世,如是久长,令人知一切生物之性,于燥湿寒暖,各有性之所相宜,不能遂其性,则不能全其生,其处世甚久者,必更诸变而不灭者也。其更诸变而不灭者,必其孳生之地广者也。盖生物中,每有迁徙水土而乃生者。如水中之物,有在陆地亦能生者,冰地之物,有至暖处乃不死者,此必其物能兼具燥湿寒暖相宜之性,故能族类繁盛,历诸变而其种不绝。此造化之理也。前论之意若谓造化生物之时,其某物之形体性情各有一定,不能改变,亦不能变此物为彼物,此旧说也。后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形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变亦时能改变。此论亦未定,姑两存之。

据此,生物进化主义及其最重要人物,在19世纪90年代前都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可以肯定,《地学浅释》在传播进化主义上起了先锋作用,对晚清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多次再版,许多学校把它作为教科书,不少知识分子如孙维新⁽¹¹⁾、康有为⁽¹²⁾、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受到过它的影响,鲁迅在南京读书时还手抄过此书。此外,该书“雅洁”的译笔,也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如徐维则在概述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后表彰说:“大旨以地球全体为均土石凝结而成,其定质虽为泥为沙为灰为炭,而皆谓之石类,均有逐渐推移之据。观地中生物之形迹,可知当时生长,既有水陆湖海之不同,又有冷热凝流之各异,故地层累不明,无从察金石之脉。是书透发至理,言浅事显,各有实得,且译笔雅洁,堪称善本。”⁽¹³⁾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亦肯定说:“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故《谈天》、《地学浅释》二书,不可不急读。二书原本,固为博大精深之作,即译笔之雅洁,亦群书中所罕见也。”⁽¹⁴⁾

就在《地学浅释》出齐的1873年(同治十二年),《申报》(8月21日,旧历闰六月二十九日)上发表了一则报道,题为《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人类原始》。所谓《人本》,即《人类原始》的当时译名,达尔文当时音译为“大蕴”。我们知道,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马君武译为《人类原始及类择》)出版于1871年2月,一年多以后就被介绍到中国,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显然是惊人的。(www.chuimin.cn)

1873年至1876年之间,由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撰写、先后连载于《教会新报》(第220期至第280期,1873年1月9日至1874年4月4日)及《万国公报》(第301卷至第383卷,1874年9月5日至1876年4月15日)的《格物探原》,介绍了地质学知识和地球演变的观点:“太初地球本一火球耳,类如镕金在冶,后球面凝冷成壳,壳即为石,壳上有水,后乃迸裂,再凝而为石,其时水加多,如此者屡矣,乃所以成世界各种石类。……其最高者为第一磐石类,其次为第二类,其次为第三类,其次则为新泥,由雨冲磐石,消磨而出。”⁽¹⁵⁾但是,作者没有介绍生物进化主义,他还坚持上帝的主宰,把人和生物看成是上帝的创造。

继《中西闻见录》之后,由傅兰雅1876年2月(光绪二年正月)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汇编》,连载有《格致略论》(译自英国《幼学格致》),此文对地质演化、生物进化主义介绍说:“各种土石结成层者,工必由渐,时亦极迟,从地球初造之时,以至新层俱成之时,所历日期必极多,或为数千万年,或为数万万年。当此多年之间,尚未生人,即今之所有禽兽,亦大半未生,略地已成球之后必若干万年,尚无动物发生。久之始有蛤类出现。”1877年8月,《格致汇编》载有傅兰雅撰写的《混沌说》一文,该文介绍了生物从简到繁的渐化过程,并首次谈到了“人从猿来”(“人猿同祖论”)这一起初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被西方基督教教士容忍的说法:“西国人士近来多稽考人类之原始初生何处,原由何法所生,及地球自生人以来几何年岁等事……,又云初有之动物,皆甚简便,后来逐渐由简而繁也。即初有者为虫类,后渐有鱼与鸟兽,中最灵者为大猿,猿渐化为人。是人盖从贱而贵、从简单而繁也。此固理明说通,可以入信矣。”身为传教士的傅兰雅,主动介绍并宽容地对待“人猿同祖说”,表明他已经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当然,对傅兰雅来说,人们更需要关心的不是人类之始,而是人类的未来:“地球之有人已久,其根源如何,亦与今人无关紧要,惟尚未有人论起人类之末日,如费多年之心思考究人类之始,何不费工夫考究人类之终。”

由文教治口译、朱庆轩述、益智书会于1881年出版的《地学指略》,在其中册(第七章)中亦概略地谈到了生物进化问题:“各物种类,由少而至多,由卑而至尊,皆逐渐增加,非骤然全备也。”照这里所说,生物种类是由少到多不断地增加,从而否认了物种一成不变说;生物的种类的增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像“创世说”所说的那样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应俱全。

188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在同文馆做了有关“西学”的报告,经同文馆学员贵荣和时雨花翻译整理后,于1884年以《西学考略》为题出版。两位最重要的生物进化主义创立者拉马克和达尔文分别以“赖摩”和“达尔温”的译名出现在此书中。该书在介绍他们的进化学说时提到:“法国有赖摩者,又创新说,……则谓动、植各物均出于一脉,并非亘古不易。太初之世,天地既分,生物始出如水中虫蛰。其初或一类或数类,后年代渐远,变形体分支派,生足而行陆地,生翼而飞青空,又越千万代,兽之直立者(如猩猩之类)渐通灵性,化而为人。此说当时鲜有信之者,皆谓动植各物无不各从其类,不变不易。必是大造有命,而各类陡然而出,生生不息。至人则抟土而成,形灵并出,为万物之灵,超万物之上。若谓人类仰猩猩为宗,万无是理。(此旧说也,意固宏美,其于新说有别者,在陡渐之分。无论人、物,或陡然俱出,或经万劫次第而出,皆凭大造之命而成也。)四十年前,有英国医士达尔温者,……乃举赖氏之说而重申之。伊云:各类之所以变形者,其故有三。一在地势,……盖太古之时,地面多水,其生物水陆皆宜,后水陆分界,陆地禽兽始出。至人则在地之最新一层方有骨迹,可知人生最后也。……由动、植物万类,而溯生人之始,皆不外乎密探造化之踪迹。盖天地之生物,皆次第经营而成,实有聪明智慧而为万物之主宰也。”⁽¹⁶⁾在此,丁韪良试图调和生物进化事实与超自然“主宰者”的关系,即在承认生物“直接”“自然”进化的同时,又肯定了“主宰者”间接的始源性作用。

1876年,由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1885)倡议创办的以求“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为宗旨的学校——“格致书院”——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所集博物馆和科技学校为一体被称之为“科学之家”的学院,在20多年(1900年后式微)的时间中,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科技方面的人才,在“西学”的传播和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看一看学校的考课、特课所出的课艺命题及学生的答卷,我们便可清楚这所学院在传播西学方面的作用。正是在课艺命题答卷中,人们发现了有关生物进化主义的重要内容。1889年,李鸿章主持了格致书院的春季特考,考题是让学生叙述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钟天纬的考卷,令人吃惊。他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生平和学说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并能做出概括。下面是他留下的迄今我们所知的有关达尔文和斯宾塞其人其学的最详细文字: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达文为英之塞罗斯玻里人,祖为医生,父为格致家。幼入公塾,聪慧绝伦,及长入苏格兰壹丁培格大书院读书,得入选。后随英国兵船,环游地球,测量绘图,并考究动植各物及舆地等事,返至英国,凡天下所有格致博物等会,无不邀请主盟,屡得金牌等奖赏。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并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植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稣之理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则佩服者渐多,而格致学从此大为改变。此亦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至于施本思,名赫白德,生于英国豆倍地方,小于达文者十一年,生平所著之书,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灵魂之理。其书流传颇广,其大旨将人学而确可知者与确不可知者,晰分为二。其谓确可知者,皆万物外见之粗质,而万物之精微,则确有不可知者在也。夫万物精微,本亦一物,而无形无体之可见,及其化成万物,皆已昭著于人之耳目,故格致家得诸见闻而测知之。至若圣教中之所言上帝,格致学之所论原质,虽非人思力所能知能测,而要皆实有,更无疑义。且万物化成,既皆原于此无形可测之一物,则此一物为本,而万物为末明矣。施本思所论,大率如此。近人译有《肄业要览》一卷,即其初著之书也。⁽¹⁷⁾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谈到了“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它很容易与晚清社会政治盛行的“强弱”论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它很容易被转换运用到“社会领域”中。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从“强弱”角度对达尔文“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所作的理解,而且作者已经把“强存弱灭”看成是“生物”(万物)领域的普遍法则。

另外,在1888年刊行的《西学大成》中收有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学举要》,其中说:“地学家,察地球中诸物之迹,知种类古今不同。古之种类今已无,则今之种类亦非常有也。”这里也强调了生物变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