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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

【摘要】:第一章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正如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开头所说的那样,“斗犬”赫胥黎从没有到过中国海,达尔文也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思想却进入到了对西方人来说一直具有神秘性的古老的中国土地,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像那些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并千方百计在此扎下了根的传教士一样。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科学形态的“进化主义”与中国古代进化思想的关系。

第一章 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

正如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在《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一书开头所说的那样,“斗犬”赫胥黎从没有到过中国海,达尔文也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思想却进入到了对西方人来说一直具有神秘性的古老的中国土地,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像那些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并千方百计在此扎下了根的传教士一样。在我们谈论进化主义初传中国之前,让我们先简单接触一下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形象仍然还受着扭曲。(www.chuimin.cn)

也许让中国人过于感到难堪,西方事物和思想进入中国恰恰又是这些并不总是受到欢迎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礼物”。中国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认为,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自足有余,那些被视为不怀好意的传教士或者外国人,恰恰是有所欲求才来到中国这块宝地的。因此,刚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的更多的不是礼遇,而是冷遇,甚至是“忌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了解和接受西方新事物方面,传教士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几乎没有人会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认为,传教士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除了进行文化侵略外,没有干过有益于中国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看一看近代中国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初期历史,我们也许会对那些早已被遗忘的传教士油然而生感激之情。传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使中国了解到了西方传统中最重要的价值来源;他们所传播的科学和技术,使中国获得了现代西方的新事物和学术。尽管在当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而虚骄的一些中国人认为,这些东西都源于中国(“西学中源”)。无疑,中国古代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曾经做出过贡献,人们在中国传统中也能发现某种“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但是,这同现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都“源于”中国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显然,肯定中国传统也具有某种科学意识并拥有某些伟大的发明,并不等于说中国“自生”出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观念体系。在此,我们不能去讨论“何以如此”这一复杂问题。在中国古代“发现”了某些“现代”事物的萌芽,决不等于说中国“已经”拥有“现代”系统的科学技术形态。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科学形态的“进化主义”与中国古代进化思想的关系。严复胡适都是西方进化主义的传播者和信仰者,但他们恰恰又是在中国古代发现了“进化主义”的代表性人物。(1)就连严复有时也把西方“进化主义”与中国古代的进化思想因素混为一谈。看看他的《﹤老子﹥评语》和《﹤庄子﹥评语》便可知道。西方进化主义当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各种形态”的进化主义的“突破”,它是相关的“一组”科学的结果,它是“一组”系统的命题结构,它是“众多”科学家和思想家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