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的变奏：中国进化主义的兴起与突变论

三、进化主义的变奏

在达尔文的强烈影响之下,进化主义具有哪些新的进展和形态呢?⁽⁵²⁾生物学领域当然要有所表现。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的进化主义并不排斥拉马克,事实上,它吸取了拉马克的思想(如“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观念)。然而,在达尔文之后,维护达尔文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与支持拉马克的新拉马克主义者,却因在自然选择和获得性遗传问题上的歧见而成为展开争论的对立两派。拉马克和达尔文所相信的“用进废退”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观念,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证实。但是拉马克主义者,则坚持这一理论,并以此来解释生物的进化。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7—1884)和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德国的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4),通过对“遗传”问题的研究,弥补了达尔文进化主义在此的不足,并对“获得性状遗传”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担任修道院院长的孟德尔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六年之后,就提出了对后来遗传学影响极大的理论。孟德尔认为,单靠自然选择理论不足以说明新物种的形成。他在进行了大量豌豆杂交实验之后,提出了通过“遗传单位”或“基因”传递的颗粒遗传系统概念以及两条规律(即遗传单位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肯定代代相传的遗传基因的存在,就与达尔文的连续变异的进化理论相冲突。但在达尔文主义笼罩之下的学界,孟德尔的学说默默无闻。直到几十年之后,它才被重新发现,并结出硕果。魏斯曼坚信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可以解释生物的进化。但他反对“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观点。他通过观察和实验提出了“种质说”,认为生物体由体质细胞和种质细胞所组成,二者具有截然分明的界限。种质细胞具有一脉相承的遗传性,它不会发生改变,而由种质细胞生出的体质细胞则不具有连续的遗传性,它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并因生物个体的死亡而消失。根据这一理论,后天“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就不能成立。这一严峻的结论,曾一度使一些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理论来解释生物或种族的进化。但很快就被生物学家所接受的魏斯曼的“种质说”也给进化主义提出了新的难题:如果种质不变,生物的变异和新物种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进化主义的另一个新的理论“突变论”,不仅修正补充了达尔文的“变异论”,而且也对新物种何以产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一理论是由荷兰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德佛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和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提出的。他们在观察和研究中发现,生物不仅存在着许多“小变异”,还存在着不少“大变异”,即“突变”。“突变”可以迅速地形成新的物种,而不是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物种只是以微小变异的渐变方式形成,在一物种到另一物种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类型。“突变”的性质因后来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的出色工作而得到了比较清楚的理解。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遗传理论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综合进化主义”。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的重要著作《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改变了当时的人们对遗传和进化的许多观点,把进化主义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后来,他还出版了《人类的进化》、《进化过程的遗传学》等著作,是一个多产的科学家。

达尔文的进化主义给人类学、哲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可能更为巨大。在使本来就具有“进步”意蕴的“进化主义”更加向“进步”意义倾斜的过程中,“进化”的线性、方向性、级别性,特别受到人们的认同。主要限于生物领域的达尔文的进化主义,拒绝其理论向范围之外的推论。但是,它的那些拥护者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它在生物领域的有效性,他们要使它具有更普遍的有效性。当它被运用在人类研究的时候,它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把选择和遗传观念运用到人的智力和心理研究上,他得出的结论是,生理、才能和心理都是遗传的,人的天赋差别很大。如果要防止种族退化,就要使选择继续发挥作用。他提出了“优生学”一词⁽⁵³⁾,旨在研究人类遗传的天赋特点以及如何扩大优质人口的比例。这一在《遗传与天赋》(1869)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对很多人特别是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当达尔文读了这部把他的进化主义扩展到人类研究的书之后,他写信给高尔顿说:“你使一个对手改变了信念,因为我一直认为除了白痴之外,人在智力上差别不大,只有热情和勤奋上的差别。”

流行于19世纪晚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常被认为是达尔文学说超范围运用的一个典型。它“最合适的用途在于,力图为自然选择的达尔文规律(或者如同人们后来所说的那样,‘适者生存’)寻求社会相似之处,并按照这一规律的作用方式说明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理论典型地表现为以冲突或竞争作为其‘规律’或控制力量的各种历史哲学,它也常常是一种宿命论哲学”⁽⁵⁴⁾。说来有些讽刺,达尔文并不认为他的理论适用于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的学说究竟有多少联系也实在是一个疑问。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头面人物而出尽风头的斯宾塞,其进化学说主要来自拉马克,把社会看成类似于生物有机体并认为后者的规律也完全适合前者的说法,也是他的发明。⁽⁵⁵⁾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被披上“达尔文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他们大都相信“生存斗争”、“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生物学规律也适合人类社会,并喜欢运用它们来解释人类的历史。但是,在对这些规律的运用中,人们导出的结论或从中要寻找的东西,却很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斯宾塞从中为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和不干涉主义找到了合理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者使之符合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需要,他们从中引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尼采(Friedrich Wihelm Nietzsche,1844—1900)利用它得出了“强者”与“弱者”斗争、“弃弱就强”的结论,使之服务于自己的“超人”和“权力意志”哲学;种族主义在与它的联姻中所发现的是种族之间为了生存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的残酷事实,并相信优秀的种族必定要淘汰劣等的种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受到的启发是,人类社会不是通过“斗争”而恰恰是通过“互助”进化的。这些没有内在联系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晚期是如何被促成的呢?有人根据这个时期的历史和知识的四个条件对此作出了解释。一是一门新学科——社会学的出现以及为它赋予基础的需要;二是政治学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三是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扩张的需要;四是欧洲国家的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⁵⁶⁾不管如何,“由达尔文理论导出的结果这样的分歧,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学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几乎任何思想学派都可以从这里面为自己的特殊学说找到有力的根据”⁽⁵⁷⁾。

达尔文学说还促成了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进化主义。它与机械论哲学的结合,产生了机械的进化主义。按照这种理论,无机界与有机界、生物与人类的活动,都是物质质量或能量机械运动的表现。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也受机械和因果律的支配。信心十足的海克尔对此做了典型的说明:

我们现在完全同意一种对于自然界的一元论的看法,即全宇宙,包括人类在内,作为一个奇妙的统一体,都被永恒不变的定律所支配……我已经努力说明这种纯粹的一元论是根基稳固的,而我们既然承认宇宙为同一进化原理的全能规律所支配,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单一的最高的定律,即囊括一切的“物质定律”,或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的联合定律。假使这个真正的“一元哲学家”查理·达尔文当初没有创立用自然选择说明人类起源的学说,为我们铺平道路,并且在他毕生伟大工作之余还把他的学说和自然主义的人类学联系起来的话,我们绝不会达到这一最高的普遍的概念。⁽⁵⁸⁾

更多的是受拉马克影响的斯宾塞,表达了一种比海克尔更为精致的机械进化哲学。在他那里,进化是通过物质的整合与分化,从原来的非定型、简单的同质状态走向确定的、复杂有联系的异质状态。但是,斯宾塞又给他的进化主义套上了锁链。他预测进化最终将会寿终正寝,宇宙循环进入退化的过程中;他为了调和科学和宗教,假定了现象界和绝对实在界两个不同的世界,科学处理前者,而后者则属于宗教领域。根据这种划分,进化只是现象界的事,而不可知的绝对实在则是不变的。

这种机械进化哲学,受到了以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为代表的活力进化主义的抵制。在柏格森看来,用抽象的、死的物质规律,根本解释不了“绵延”中的活的、变动不居的事物,更解释不了生物的起源和进化。生物的进化不是按照机械规律进行的,也不是适应外在环境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于宇宙中所存在的“生命冲动”或“活力”作用的结果。“生命冲动”贯穿于物质之中并用它创造出生物来,生物又在生命冲动作用下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更多地得益于浪漫性和想像性的柏格森的活力进化主义,受到了一些不满意机械论哲学的人士的喜爱。

形而上学进化主义还有其他不同形态,如“突变进化主义”、“实用进化主义”等,我们对此不再一一叙述。在20世纪,进化主义还以许多方式进入到众多的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如在文学中、在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中,都浸透着进化主义。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它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它本身也在经历着理论上的变迁,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对进化主义的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就像它开始迸发出来时一样,实际上从未间断过。但整体上,这种声音比起拥护者的声音来,要微弱一些。

经过以上这一似乎是考验读者耐心的西方进化主义漫游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它东渐中国的历史过程了。

【注释】

(1)金岳霖:《T.H.格林的政治学说》,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累。英国鲍勒(PeterBowler)的《进化思想史》,可以说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此书已经有中文本(田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请参考。

(3)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525～549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

(4)单就进化思想的萌芽来说,在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早期都不难发现。

(5)有关泰勒斯的思想,是通过传说和后人的记载来了解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解释了泰勒斯何以把“水”看成是万物的本源:“泰利士(即泰勒斯)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的养料都是温润的,而温度本身也由这种(温润的)东西生成,生物皆藉温润以维持其生存。但是为一切事物所从出的那种东西,就是一切事物的原则。因为这个缘故,同时也因为一切种子都具有温润的本性,而水又是一切湿润物的本源,所以他得到了这种思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182～1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另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参见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珩译,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8)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7～8页。

(9)正如论者所说,亚里士多德的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连续的观点同他的各种物种彼此又不相干的观点无法并存,这使他“永远不可能相信一种动物种属能够慢慢地变化成另一种动物种属,他同样不可能相信,大自然所存在的复杂的阶层次序是由一种简单的原始状态慢慢演变出来的。对他而言,宇宙是永生的永远不变的。其中的一切事物均各有定位,不受其由可能状态变成实存状态所必需的变化力量所左右”(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527页)。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1)按照这种过程,莱布尼兹肯定宇宙演化的方向性和线性,即它朝向圆满性的目标前进,如他说:“为了在上帝的作品的成就中,认识其普遍的美妙和完满性,我们必须承认整个宇宙的某一种永久的和十分自由的进步,这就是它经常前进以便得到更大的改善。”(莱布尼兹:《莱布尼兹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1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2)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3)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4)据载,有人告诉拿破仑说拉普拉斯的书(可能是《宇宙体系论》)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当拿破仑得到拉普拉斯所献的书后,就问道:“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到它的创造者。”在政治上很圆滑但对哲学观点则具有殉道者气概的拉普拉斯,挺直身子,率直地回答说:“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259页)

(15)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等译,1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当然,严格来说,“进步”意识和观念并不是18世纪才有,它像“进化”观念一样,也具有更早的历史渊源。(参见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604～60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但18世纪空前兴盛的进步观念,同进化观念变得难离难分,故在一个相对的(因为实际上存在着差别)的意义上,把它作为进化主义的一种形态。

(17)转引自彼德·欧皮茨(Peter J.Opitz):《“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号),1994(08)。

(18)对此,欧皮茨从三个方面作了恰当的概括:“1.如果说在15、16世纪进步概念主要限制在个别部门和领域,特别是外部物质世界及文明发展进程,那么现在它已蔓延到以人为中心的领域中,并倾向于带来社会及人本身的道德和理智的进步。2.如果说它在初期仅仅表示知识量的增加,其总和会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那么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人性的质的改善,推而广之,就是人类共同生活,即社会的质的改善。3.如果说人们以往更多想到的是由人们适宜的努力可能引起的进步的话,那么孔多塞及他的精神继承者们则相信这种涵盖世界一切领域的并使其不断完美的进步有不可逆性。”(彼德·欧皮茨:《“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号),1994(08))。

(19)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339页。

(20)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339页。

(2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67～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2)同上书,78页。

(23)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24)如黑格尔曾这样说:“变化只能归之于理念本身,因为只有理念才在进化。……把从一个天然的形式和领域到一个更高的形式和领域的变化,看作是外部的与实际的产物,那是一个蠢笨的念头。”(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370页)(www.chuimin.cn)

(25)据说,在19世纪中期,还有人非常认真地说,化石是上帝(或魔鬼)埋藏在地下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人们的信心。

(26)赫顿的理论因与当时流行的观念不符而遭到了反对。

(27)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371页。

(28)居维叶主张至少有四种基本上不同的动物,人们无法使它们隶属于一个渐次的系列,或把它们看做同一个基型演变出来的。

(29)有关达尔文主义的起源,鲍勒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参见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188～233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30)F.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一),叶笃庄、叶晓译,2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1)同上书,7页。他奇怪,他当时还那么小,就“已对植物的变异性感兴趣了”。

(32)同上书,11页。

(33)同上书,35页。

(34)在反对之余,达尔文父亲的一句话(“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有常识的人赞成你去,我就可以答应你”)为达尔文环球考察留下了可能性。达尔文的舅父赞成他去,他父亲也就同意了(参见F.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一),42页)。

(35)同上书,45页。

(36)参见鲍勒:《进化思想史》,204～219页。

(37)参见鲍勒:《进化思想史》,45～46页。达尔文在一些地方,对赖尔在地质学上的贡献,作了最高程度的肯定和赞赏。这也表明,达尔文受到了赖尔的巨大影响。正如史壮柏格(R.N.Stromberg)所说:“他的地质学为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背景;‘我觉得我的书一半是出自李约尔爵士的头脑’,达尔文有几次如此写道。”(史壮柏格:《近代西方思想史》,蔡伸章译,479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

(38)F.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一),76页。一些学者认为,达尔文的思想同马尔萨斯的思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参见鲍勒:《进化思想史》,217～218页)。

(39)有关达尔文写作迟延的原因,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S.J.Gould):《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田洺译,1～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40)也许是巧合,作为博物学家的华莱士,也做过许多动植物实地考察,并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了灵感。

(41)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如何恰当地处理研究同样的问题而又得出接近结论的科学家之间的关系。

(42)达尔文所说的“生存斗争”,不只是指生物之间的冲突,它还包括了生物之间的依存等更多的关系。达尔文在解释这个词的用意时这样说:“我应该先说明我应用生存斗争这个名词是广义的、比喻的,包含有生物的相互依赖性,而更重要的是包含不仅有生物的个体生存,并且亦有‘繁殖其类’的意义在内。”(达尔文:《物种起源》,谢蕴贞译,4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2)

(43)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535页。

(44)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375～376页。

(45)史壮柏格:《近代西方思想史》,485页。

(46)参见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下),626～627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有关他们的辩论,另参见F.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二),316～319页。

(47)F.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一),66页。

(48)参见F.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一),68页。

(49)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20～25页。

(50)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序言”,9页。把具有强烈“优越感”的人的祖先贬低为“动物”,不仅损伤了他们本身的自尊,更损伤了他们尊崇祖先的心理意识。因为“人们都喜欢想像他们的祖先要比自己高贵,不认为他们自己在社会水平上和种族质量上胜过祖先,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事实。……原始种族相信自己是神的直系后裔或为神所特造,也和这种情况相仿佛。文明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他们被迫在《创世记》与《物种原始》之间作一抉择时,他们最初也是随着迪斯累里(Disraeli)高喊:他是‘站在天使方面的’”(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414页)。

(51)史壮柏格:《近代西方思想史》,491～492页。

(52)有关达尔文之后进化论的演变,参见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234～464页。

(53)中国学者曾把这个词译成“善种学”、“淑种学”和“哲嗣学”。

(54)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705页。

(55)参见鲍勒:《进化思想史》,357～387页。

(56)参见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705页。

(57)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414页。这也正如巴克所说:“达尔文致力于研究的是自然科学,他从未创立社会哲学。他的学说面临的问题在于为一群自诩的社会哲学家们强为己用,从而在诸如反教权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等各种旗号下为人们所利用。”(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黄维新、胡待岗等译,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8)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