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全新世界观:增补版

二、达尔文:进化主义的突破及其震撼

古老并在18世纪得到了相当发展的进化主义,终于在19世纪的达尔文那里获得了伟大的“突破性”进展。这是偶然的幸运吗?看来不是。如果要追问达尔文何以能在进化主义上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并成为进化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下面一些因素可能起了关键作用。⁽²⁹⁾

兴趣往往是最好的教师。根据达尔文的传记材料,他是受似乎与生俱来的兴趣引导并执著于兴趣的人。达尔文在自传中这样说:“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就我所能回忆的来说,其间对我后来发生好影响的是,我有强烈的和多样的兴趣,非常热爱使我感兴趣的东西,并且深喜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³⁰⁾在达尔文早年比较广泛的兴趣中,其中就有对植物、博物学的兴趣。8岁时,他被送进一所学校。在此,“我对博物学特别是采集的嗜好大大地发展了。我试着为植物定名,并且采集各种各样的东西,如贝类、印记、书信上的印章、钱币和矿物”⁽³¹⁾。在中学,他的心思不在学习上,这使他最慈善的父亲也发怒了:“除了打猎、养狗、捉老鼠以外,你什么都不操心。”⁽³²⁾他父亲希望他当医生,或者能够成为体面的牧师。为此,他先后被送到了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去学医学和神学。但是,这两者都使达尔文感到枯燥乏味。他依然凭兴趣行事,完全脱离了他父亲为他确定的目标。在爱丁堡大学,达尔文结识了比他高几年级的葛兰特。葛兰特向达尔文宣扬进化主义。达尔文承认,这对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以不同方式提出这种观点是有帮助的”。葛兰特有时还带他去参加“魏尔纳学会”的集会,在会上,人们宣读和讨论各种博物学的论文和问题。在爱丁堡,达尔文还结识了一位博物馆馆长,他们就博物学进行过很有趣味的谈话。不愿意做医生的达尔文,又被他父亲送到剑桥学神学,但他再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他回忆说:“在剑桥的时候,没有一项工作比搜集甲虫使我更为热心、更感兴趣的了。”⁽³³⁾在剑桥,他同亨斯罗教授建立起了对他一生都有重大影响的友谊。照达尔文的说法,亨斯罗“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方面的知识都很渊博”,他经常邀请达尔文去他家里吃饭,他们常常一起散步。跟着兴趣走的达尔文,在剑桥没有学好神学,却培养了博物学的基本素养。

兴趣把达尔文引向了博物学,而博物学素养,又使他意外获得了跟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考察的机会,并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当亨斯罗得知“贝格尔”舰需要一位博物学家时,他就推荐了达尔文。但达尔文的父亲坚决反对他去,在关键时候,他的舅父帮助了他。⁽³⁴⁾1831年底,“贝格尔”舰从英国的普利茅茨港出发,1836年10月返回到了它的出发地,历时近5年。航行的主要路线是:南下非洲,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洲,穿过太平洋至澳洲、印度洋,然后绕过非洲南部再行至美洲,最后由美洲回国。经过这次不平凡的环球实地考察,达尔文不仅慢慢形成了生物进化的观念,改变了正统的宗教观念,而且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了解到许多不同地方的地质情况,获得了不少古生物化石,这些都成为他日后提出进化主义的重要证据和根据。达尔文在谈到环球航行对他的影响时说:“(贝格尔)舰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我总觉得这次航行第一次给我提供了真正的思想教育或训练;我被引导去密切注意博物学的几个部门,因而我的观察能力得到了改进。”⁽³⁵⁾

除以上两个重要因素之外⁽³⁶⁾,再就是进化思想的已有积累,为达尔文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灵感。对达尔文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有两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就是生物学家拉马克和地质学家赖尔,再一位就是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拉马克是达尔文之前最有代表性的生物进化主义者,他的进化观念,如物种的可变性、变异与环境的关系、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等,都直接影响了达尔文,甚至成为达尔文进化主义的工作假设。照达尔文的说法,拉马克坚信一切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观念,第一次唤起了我们注意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一切变化都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产生的,而不是神灵干涉的结果。赖尔的地质学肯定地质年代的无限漫长,为物种的缓慢进化提供了时间保证;他根据岩层和化石而得出的地质渐变思想,实际上就等于肯定生物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带着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进行环球考察的达尔文,从赖尔那里得到了许多思想和方法上的启示:

我曾随身携带莱伊尔(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并且用心地加以研究;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对我都有极大好处。当我考察第一个地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时,我便清楚地看出莱伊尔处理地质学的非常优越的方法,绝不是我随身携带的或以后谈到的著作的其他任何作者所可比拟。⁽³⁷⁾

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是偶然发生的。达尔文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解释生物进化机制的理论假定,他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惊喜地得到了灵感:

我偶尔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消遣,并且由于长期不断地观察动物和植物的习性,我已具备很好的条件去体会到处进行着的生存斗争,所以我立刻觉得在这等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其结果大概就是新种的形成。于是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据以工作的理论。⁽³⁸⁾

似乎一切因素都在促成一个最伟大的生物进化主义者出现。达尔文究竟做了什么或推动了什么,使他能够像伽利略和牛顿那样,被誉为改变人类心智的最伟大科学家呢?答案就在1859年出版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物种起源》这部名著中。

这部名著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在20年前已有眉目,一般认为是因为证据不够充分或为了得到更可靠的证据,使达尔文的写作迟延了下来。⁽³⁹⁾1858年,达尔文突然收到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的信和一篇论文⁽⁴⁰⁾,华莱士希望达尔文对他的论文提出意见,并希望转交赖尔发表。论文的观点使达尔文惊讶不已,因为它实际上也就是达尔文多年前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要点。他不想与华莱士争夺优先权,甚至也不想继续《物种起源》的写作。赖尔和胡克得知此事的原委后,采取了公正的方式,让达尔文把1842年和1844年所写的提纲、1857年写给阿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的信同华莱士的论文一同在林奈学会宣读,使之共同获得承认。⁽⁴¹⁾在赖尔的督促下,达尔文加快了《物种起源》的写作速度,并在一年之后出版了因预告而使人们久已期盼的划时代著作。

人们已指出而且达尔文自己也承认,他的进化主义从他的前辈那里获得了许多启发,如他的工作假设或理论前提,有的就是直接来自先前的积累。但是,也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已有的进化主义存在着必须加以克服的如下严重缺陷:它缺乏丰富的、系统的证据,带有猜测性和臆断性;它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加以检验的理论来说明进化的机制;它或多或少都带有“神意论”的色彩,不能摆脱超自然的力量。达尔文进化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他使进化主义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学说。他通过大量而又丰富的证据,证实生物的确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地球上现存的生物种属,都是由最初的物种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渐演变而成的;他提出了一个可检验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生物何以进化这一难题。根据这一理论,生物界存在着剧烈的生存斗争⁽⁴²⁾,在相似的条件之下,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就会积累和保存下来,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就要被淘汰。正是这种“自然的”选择(即“适者生存”)促使了生物的进化。既然“生物”是进化的,而进化又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从“神造论”或“设计论”出发而对“生物”所作的任何超自然解释,都被一笔勾销。“人”作为上帝的杰出作品,在《物种起源》特别是在《人类的由来》中被彻底摧毁。“人”从他的“本能”、“生理结构”到他的“情感”、“心智”甚至道德感、宗教信仰等,在达尔文那里,都被认为是自然选择和演化的结果。我们自以为很高贵的“人”,实际上与猿类具有着共同的祖先。根据返祖现象,人的动物祖先长有长毛和尾巴。达尔文并非故意要与宗教人士过不去,而是他根据自己的证据,实在无法再相信创世故事和神意设计。这样,达尔文就“摧毁了科学界里面那种半神学式的思考方式,从此以后,生物学家再也不用考虑《圣经》里面的创世故事,也不用担心洪水故事的地质学”⁽⁴³⁾。(www.chuimin.cn)

《物种起源》这部震撼性的著作一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作者也一举成名。它为英国带来了强烈的兴奋点,也引起了人们的心理恐慌。对它的反应开始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向上展开。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它赢得了衷心的拥护者和捍卫者;但它同样也为自己树立了反对者和批评者,特别是在宗教界。当初,对它的怀疑、批评和反对之声,比支持者的声音更有市场。丹皮尔这样描述说:

最初许多人觉得接受这个理论就要把人类在哲学上和宗教上的各种重要成果一概推翻,摧毁的东西就未免太多了。我们决不可不加思索地斥责当时广泛流行的这一心理状态。今天,进化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学术观点的一个熟悉的因素,我们很难想像它在那时具有怎样的革命意义,我们也很难想像当进化论的证据放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有能力判断这种证据的价值的人又是多么寥寥无几。……现在,他们却觉得自己被迫要做一抉择:要么否认所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要么抛弃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信仰。⁽⁴⁴⁾

宗教界和那些对人的优越性抱有强烈好感的人,对达尔文进化主义的反对最为激烈。他们不能容忍把人同万能上帝的密切关系一刀两断,使人成为偶然和机遇的自然产物;他们不能容忍使人与猿同类,并把他降低到更原始的动物种类上。萧伯纳说:“如果整个宇宙乃是由这种淘汰所产生的获得证明的话,那么只有傻瓜与流氓才能忍受活下去。”⁽⁴⁵⁾一位名叫里德(Winwood Reade)的作家在他的一本书中记载说,一个年轻人把《人口论》说成是“疑虑之书”,把《物种起源》看成是“失望之书”,他因不能容忍这两部书而自杀。宗教人士的气愤和反对更是无以复加,基督教信徒们惊叫“达尔文说人是猴子的后裔”,并诬蔑说达尔文提倡这种骗人的学说,是因为他长得像猴子。1860年,威尔伯福斯(Bishop Samuel Wilberfore,1805—1873)主教在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一次辩论上,攻击达尔文的进化主义说:“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的是,每一头四足兽、每一条爬虫、每一条鱼、每棵植物、每只苍蝇、真菌全都是第一个会呼吸的生命原生质细胞传下来的,这简直就是否认神的意志的干预的存在。”他还侮辱赫胥黎说:“请问赫胥黎教授,您是通过祖父还是通过祖母接受猴子的血统的?”赫胥黎用理智和机敏回敬了主教,他说他宁愿遗传于一只诚实的猿猴,也不愿遗传于虽有头脑但拒绝使用它的人。⁽⁴⁶⁾反对达尔文理论的还有博物学家和解剖学家,如欧文(Richard Owen,1804—1892)就是其中之一。

反对的声浪虽然很大,但达尔文并不孤立。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71—1911)、赫胥黎、格雷等都赞成他的理论。赖尔在1864年,也宣布接受进化主义。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自始至终都是达尔文进化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替达尔文回击了来自不同方向的进攻者。达尔文在叙述这位好勇斗狠者时说:

他的思想就像闪光那样迅速,像利刃那样锋利。他是我所知道最健谈的一个人。他从来不会四平八稳地写东西和说话。从他的谈话中,没有人会想像到他能以多么犀利的语言来歼灭他的敌对者,他能这样做,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他是对我最厚道的朋友,一贯为我承担任何麻烦。他在英国是生物逐渐进化论的主要支柱。⁽⁴⁷⁾

当然,赫胥黎对达尔文的理论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他指出用“自然选择”来说明进化的轮廓是可以的,但应用在种的差异上就不行了。赫胥黎也不因为支持进化主义而允许把它的适用范围无限地扩大。如他拒绝把它运用到社会领域中,他的最早作为进化主义著作被翻译引进到中国的《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就是要把宇宙的自然过程与人类的伦理过程严格区分开。

在英国本土之外,人们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应,同样具有反对和支持的双重性。德国的海克尔(又译赫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是欧洲大陆最积极的进化主义支持者。1859年,他读了《物种起源》后,就皈依了进化主义,在德国扮演了类似于赫胥黎在英国所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热心地传播进化主义,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辩者反击那些进化主义的反对者。他到英国多次访问达尔文,他们彼此都互相尊敬,并因坚持共同的理论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达尔文和赫胥黎都高度评价了海克尔在传播和推动进化主义上的贡献。他先后出版了《形态学概论》(1866)、《自然创造史》(1866)、《人类的进化》(1874)、《宇宙之谜》(1899)等。特别是最后这部书,海克尔建立起了与唯物主义相关联的一元论,把进化主义变成了一种哲学信条,连达尔文恐怕都想不到他的拥护者会走得这么远。

在此,我们还要提一下后面会再次谈到的进化主义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这位具有极强综合能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先于达尔文提出了进化的观点。1864年,在《生物学原理》中,他提出了“适者生存”一语。斯宾塞非常赞赏达尔文把进化主义变成了可证实的理论。也正因为这样,斯宾塞那种主要是从演绎和定义出发而得出的进化结论,对达尔文来说派不上什么用场。他们见过面,达尔文对他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⁴⁸⁾但是,正是因为斯宾塞的提倡,“进化”作为达尔文学说的核心词才变得家喻户晓。在达尔文之前,英语中已有“进化”一词,但它有特定的含义,一是在学术上被用来描述胚胎学理论;二是作为一个常用语,含有进步发展的意思。因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主要使用的是“带有饰变的由来”,而不是“进化”。他只是在书的最后,才用到这个词。⁽⁴⁹⁾“带有饰变的由来”一语,实际上准确地概括了不带有“进步性”的生物变异性。但人们需要一个更简明的词汇,并且需要把“变异”与进步联系起来。斯宾塞对“进化”一词的广泛使用及其界定,恰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此外,他把达尔文学说推广到社会领域而引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激发了人们的兴致。这样,简洁悦耳的“进化”一词就取代了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这一笨拙表述。

正如以上所说,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引起强烈的抵触,毫不偶然。主张“自然从来不飞跃”的进化主义,恰恰在自然之外带来了“飞跃性”的效果。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恰当地概括了这种飞跃性:“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难以想像的世界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⁵⁰⁾虽然对达尔文的反对和批判(不管是在生物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不管是出于严肃的学术立场,还是出于心理和情感的偏执)一直不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尔文理论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地盘,人们纷纷接受它,甚至于宗教界也试图同它握手言欢。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达尔文的广泛影响力,超出了狭隘的生物学领域,实际上遍布到了广大的学术和思想领域,并延伸到了社会生活和实际的许多领域中,正如史壮柏格所说:“演化的观点几乎在每一个可以想像的领域里,渗透于我们现在的思想……在它们的发展上,它已变成研究现象的正常程序……对演化的兴趣已走出学圈,而进入到商业与工业的领域。”⁽⁵¹⁾可以这样说,还没有一种“科学”理论(包括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像达尔文的“进化主义”那样,产生了一种远远超出它自身的众多方面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和问题的方式,带动和催生了许多领域和观念的扩展和形成。这就是下面要谈的进化主义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