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到18世纪：探寻进化主义的起源

一、从古希腊到18世纪

如同西方其他许多思想都能在古希腊找到它们的根源一样,西方的进化观念或思想,在古希腊时期也有了它的萌芽。⁽⁴⁾说到一种事物的“萌芽”,当然往往意味着它的弱小、幼稚和单纯,但它毕竟萌发出来了,因此它往往又成为未来的一种预兆。

古希腊的进化观念,主要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所拥有。他们对自然的好奇,促使他们对自然做出理智性的解释。他们摆脱了巫术和超自然力量的解释方式,试图从自然自身中解释自然。他们的进化思想,没有神秘的色彩,也没有设计论的因素,进化和秩序被认为是自然力的结果。作为希腊“七贤”之一和第一位具有哲学家声誉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7),可能根据动植物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因素(如食物、湿度)都含有水分,因而直觉地推断“水”是万物的本源。⁽⁵⁾这意味着动物和植物的根源是水。他可能把水设想为一种黏质物,以此来说明固体、液体和生物的具体起源。他相信自然有生命、能活动和有变化,但他又肯定万物最终复归于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前610—前546)最早具有了一种天体进化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太阳、月亮和地球都是通过未经分化的大块物质的永恒运动和分离而形成的。最初的生物是从太阳蒸发的元素中产生的。动物是从海泥中产生出来的,人来源于鱼,他们离开水移到干燥的陆地后,适应了新的环境。比起泰勒斯来,阿那克西曼德把原质的因素解释成演化出来的东西,并试图描绘出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他相信来源于大块原质的万物,又要回到它们的出发点,开始新的演化,这种循环往复无穷,没有止境。⁽⁶⁾阿拉克西米尼(Anaximenēs,前588—前525)认为植物、动物及人类依先后次序出现于地球上,但它们都直接来源于原始的元素。具有超常性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0—前430)认为,一切事物都是通过爱和恨两种力量,由作为万物之根的四大元素“土、气、水、火”混合或分离而成。生命是从土来的,先有植物,然后是动物的各个部分,它们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不同的动物。动物经过分分合合的过程,产生出了适合生存的形式,并为后代所延续。这里似乎包含了生物选择进化和遗传观念的因素。以提倡“原子论”而闻名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前370)用原子运动来解释宇宙的演化。在他看来,原子有大小和形状上的不同,它们在无限的空间中运动,互相冲击,形成直线运动旋把类似的原子结合到一起,形成无数的世界,其中同环境适合的世界才能存在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星云假说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的微弱的前兆。”⁽⁷⁾德谟克利特还具有一种雏形性的社会和文明演化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类是从初期无组织、无技术的野蛮生活中逐渐进入到有组织和有技术的社会和文明生活中,促成这种演化的原因是人类的需要,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古希腊早期因哲学家对自然的兴趣而兴盛的自然哲学及其所阐述的一些演化思想,在古希腊中后期消沉了下来,这是时代的变化和哲学家兴趣转移的结果。他们对人类自身的兴趣超过了对自然的兴趣,这“导致了对人类精神问题的研究,即研究人类思想和人类行为,研究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诗论。后来,注意力更特别集中于伦理问题:什么是至善?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最后,上帝和人同上帝的关系问题,即神学问题,占有显著地位,希腊哲学像它开始一样,乃归结于宗教”⁽⁸⁾。这种情形,在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那里同样如此。当然,他们对自然世界仍有自己的看法,并论及生物界。只是,他们在其观念体系中对生物所做出的解释,与演化论格格不入,反而扼杀了演化思想。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现实世界的基型,每一种事物都只有“一种”理念,现实世界的事物都不过是各种理念的复制品,其真实性程度要看它们与各种理念的接近性程度,但永远无法达到理念的完整性。按照这种观念,生物体也只是对理念的复制,它们的特性取决于作为它们基型的理念的特性,而不取决于演化和适应性过程。当柏拉图的一类事物有一种理念作为基型的思想被作为生物分类的基础时,各种生物就被不可逾越的界限划分成不同种类,从而否认了一种物种进化成另一物种的可能和中间状态的存在。依据不同理念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分类法,深远地影响了生物进化主义的分类法。集希腊哲学之大成的亚里士多德,著有专门的生物学著作,在生物研究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在动物分类上,他反对根据对分原则把动物划分成互成对比的两类(如陆上动物与水居动物),因为这很容易把具有很近亲属关系的动物分开。他提出了巨大“存在之链”的体系,肯定在无生命物和生物之间,在生物的不同种类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链条,如在他看来,在自然界里面,由无生命物到动物之间存在着一个不间断的联系。但是,亚里士多德这种看上去似乎是进化的思想,却具有内在的致命限制。他把连续性系列中的生物,都固定在一个静态的位置中,这实际上是对生物进化的否认⁽⁹⁾;此外,他相信事物都具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目的(也就是事物的“形式”或“本质”),这是“它自己的活动性的原理,不转化为别物,而是按照它自己特有的内容,规定变化以适合它自己,并在变化中保持自己”⁽¹⁰⁾。把这种思想运用到生物领域,结论当然就是,生物也是合乎目的和自然(本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生物只能按照它先在的固有形式来塑造自己,而不是在“无先定性”的自然中通过进化而形成并通过进化而获得变异。总之,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具有内在的反进化的思想,这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扼杀进化思想的力量,还有开始于希腊后期并兴盛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按照基督教教义中的创世故事,宇宙是由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奇迹般地创造出来的。他先是创造了天地,然后根据需要,依次创造了光、空气、水、陆地和水中的生物,最后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了管理一切生物的人。这样,万物俱备,各安其位,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和谐有序的和稳定不变的宇宙。基督教的这种一劳永逸的创世说,与任何类型的进化主义都难以相容。更准确地说,它使自己站到了与一切进化主义相敌对的立场上。当它的这种立场同垄断思想的强大权力结合之后,它就让进化思想窒息了。

被认为是为欧洲学术和思想带来转机和活力的文艺复兴,也唤醒并促进了进化观念的兴起。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进化观念在两个有着相互影响的大的研究方向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两个方向一个发生在科学领域,另一个是在哲学领域,二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着进化主义。科学注重具体证据和事实,当观察和掌握的材料尚不足以支持进化的结论时,它会持谨慎的态度。哲学主要是通过理性思辨和直觉来思考进化问题,它往往更容易提出一些大胆的论点。文艺复兴之后进化主义的新生,首先在哲学家那里展现了出来。他们在两个方面推进着进化主义,一个方面是对宇宙起源的看法,另一个方面是对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所抱有的进步信念。

从宇宙起源论来说,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等,把包括太阳系在内的宇宙,看成是依照机械定律自然生成的,这就等于承认了自然界和宇宙的自然历史过程,否认了创世的故事。如笛卡尔在保持上帝第一推动的前提下,通过机械论来解释具体的物理世界(神不干预),用物质的涡旋运动说明太阳系的生成。莱布尼兹把构成万物的实体看成是没有生灭、不同性质并且自身具有“力”的“单子”。宇宙由无数的“单子”所组成,“单子”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¹¹⁾按照“连续性原理”,单子的演化完全由不间断的链条连续着。这就意味着“自然从来不飞跃”,完全是处在连续性的渐进状态之中。但由于莱布尼兹设定了单子的内在固有本性,单子的演化不受外界的决定,其他单子也无法参与进来,因此,单子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展开它预先就有的东西,它是“携带着过去”来“孕育未来”的。这种“预成论”的演化立场,也多为那个时代的一些生物学家所持有。受笛卡尔宇宙起源论的启发,康德提出了宇宙起源的假说——“星云说”。他认为星云从原始的混沌中形成。他拒绝了笛卡尔等人所摆脱不了的上帝“第一推动力”观念,而完全用物质自身所具有的两种力(引力与斥力)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运动来解释太阳系和宇宙的生成。也就是说,宇宙是通过物质自身的运动、经过一系列的自然过程逐渐形成的。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这一“假说”,在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之前“有首创一个确有成果的假说的功绩”⁽¹²⁾,但有的部分纯粹是想像性的空想,如所有的行星上都有人居住,最远行星上的居民最优秀。这表达了没有根据的地球人的一种谦虚。⁽¹³⁾顺便说一下,几十年后,科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行星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太阳系是从一堆旋转着的白热气体中演化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上帝无所事事。⁽¹⁴⁾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如著有《人是植物》、《人是机器》的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著有《自然论》、《达朗贝的梦》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都不同程度地拥有进化主义思想。能动的唯物主义观念,使狄德罗相信宇宙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物质内部具有原动力,一切都在不停息地变动和演变,生命是从无机物或有机物“自动”产生的,物种是变化的。他在同达朗贝的谈话中这样说:

如果是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个问题使你感到困难,那是因为你假定了动物原来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这多傻啊!人们不知道动物将来的样子,也同样不知道动物过去的样子。在污泥中活动的小到看不出的蛆虫,也许在走向大动物的状态;大得使我们吃惊的巨大动物,也许在走向蛆虫的状态,也许是这座行星上的一种特殊的暂时产物。⁽¹⁵⁾

对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历史抱有强烈的进步信念,使进化主义在18世纪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¹⁶⁾主张自然史是进步的,是基于对自然“基型”或“典型形式”的设定。按照这种设定,自然史的展开或变迁,就是“基型”或“典型形式”一步又一步朝着更完美或更完整的方向体现出来的过程。动物界中渐渐出现的很多动物,都是不同“基型”在自然史中的体现,而“人”则是最完美的体现,它是动物演化的最终目标。自然史何以具有这种朝着完美进步的方向性,何以它不是朝向退化,思想家们对此的解释并不相同。他们或是将其归结为“创造力”,或是将其说成自然界中的模糊性“目标”,或是将其解释为某种“神力”的作用。相信自然史具有进步性的思想家,如罗比内特(J.R.Rene Robinet,1735—1820)、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等,都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古老的柏拉图观念和它的修正形态——莱布尼兹“单子论”的影响。把自然史视为进步及对其原因所做的解释,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玄想,但它对一些生物学家却甚具诱惑力。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技术力量的增长,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信心也与日俱增,惊人地促发了“进步”的观念。开始时,它并不是全面性的,也不是线性的;它集中体现在个别部门,特别是体现在外部的物质世界及其文明中;它意味着知识量的迅速扩大和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的新境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培根相信,我们已经获得了优越于以往的知识基础(“新工具”),通过这种基础而不断掌握到的新知识,能够为人类带来无限的福祉。比埃尔·贝尔在描述他对新生活的感受和对新时代的自豪感时这样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天比一天更明朗的世纪里,与其相比,以往的世纪可以说是纯粹的黑暗的。”⁽¹⁷⁾以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为基础的“进步”观,刺激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胃口,他们开始相信一种全面的、直线的进步观,特别是相信人性和道德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进步”观。⁽¹⁸⁾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蒙博杜(Lord James Burnett Monboddo,1714—1799)相信,人类的发展过程是把动物性提升为人性的过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也坚信,“人性曾有各种迷惑,但终会步向完美”⁽¹⁹⁾。虽然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和人身上都会暴露出阴暗性,使“进步”受到挫折,但“进步”的总方向不会逆转,而且“阴暗性”也不总是消极的,它也可以作为“进步”的酵母发挥某种积极性。杜尔哥毫不怀疑地说:“方式变得逐渐温和;人的心灵亦逐渐开放;独立国家间亦彼此愈来愈接近;贸易与政治结合了世上各个角落及人群;安定与暴动、好与坏轮次发生;但其始终,虽很慢,是朝向更完美的目标前进。”⁽²⁰⁾康德对启蒙运动所做的“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一著名界定,就暗含着人性进步的强烈信念。康德关注人的自我完善和道德进步,异常明显。这使他把人类自身的过程视之为“人”的道德化、理性化的整体进步过程:(www.chuimin.cn)

人类之脱离这座被理性所描绘成是他那物种的最初居留的天堂,并非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从单纯动物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从本能的摇篮过渡到理性的指导而已;——总之一句话,就是从大自然的保护制过渡到自由状态。究竟人类在这场变化中是得是失,可以说是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我们肯看一下他们整个物种的命运:那就不外是一场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而已——尽管为了贯彻这个目标,它的成员在最初的、甚至于是一系列漫长的前仆后继的尝试之中,可能犯下那么多的错误。这一历程对于整个物种来说,乃是一场由坏到好的进步。⁽²¹⁾

康德承认,人道的进步过程,伴随着挫折和错误,走向完美的历史目标亦十分遥远(“此希望是遥远而渺茫的,在其实现之前尚需若干个世纪”),但是,他的启蒙乐观主义和历史“目的论”,使他对历史的进步充满信心,使他对达到完善的人类最高目标——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充满信心:“应该满足于天意,应该满足于人间事务全体的总进程,这个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地发展到好;对于这一进步,每一个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唤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²²⁾从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对人类进步做出系统性论证的孔多塞(Marie Caritat,de Condorcet,1743—1794),不仅肯定以往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人类的精神史,都是在进步之中度过的,而且相信未来不可逆转地亦将朝着进步的方向无限地迈进,除非产生了人类所左右不了的外部自然力量的阻碍:

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毫无疑问,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只要大地在宇宙的体系中仍将占有同样的地位,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²³⁾

把从工具理性及其与之相联的物质世界中所产生的进步信心,扩展到对人类道德、人性和精神领域的更强烈的进步信念,一直到19世纪都兴盛不衰。人们稍微注意就会发现,在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都展现着共同的主题和信念: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进步是必然的。如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的展开中,发现了历史的进步性及其必然性⁽²⁴⁾;而作为实证主义的孔德,则通过“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直线式的历史演化,揭示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历史进步图式。

仿佛是在另外的战场上与哲学家共同进行作战的科学家,在实际上是新兴的地质学、博物学和生物学领域,也纷纷有力地推进着进化主义。康德、拉普拉斯对宇宙特别是太阳系起源的研究,促使人们对作为太阳系一部分的地球的兴趣。从创世纪出发的人,以不变应万变地处理一切问题,认为地球是好心的上帝创造的,地球表面的变化是大灾难的结果,人们所看到的化石只不过是“造物的游戏”或神秘的“溯形力”。⁽²⁵⁾但是,对地球和化石的这种解释,越来越不能满足科学家们的理智,他们要探索出地球和化石的真正奥妙。有人开始推测,地球的年龄远比《圣经》计算出的创世年代(纪元前4004年)悠久得多(至少有好几万年);有人认为化石是古生物的遗体,它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演变。这都为科学的地质学开辟了道路,并先后在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和赖尔(Sir Charles Lyell,1797—1875)那里结出了硕果。1785年,赫顿在爱丁堡皇家协会上提出了为地质学奠定基础的“均变说”。1788年,赫顿又发表了《地球论》。根据他的理论,“地球在本质上起着一种热机作用”,地球的内部是火热的熔岩,通过地球内部的热力,经历漫长的时间,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地质。现代的地质过程,在整个地质时期,都以相同的方式发生过。可以用它来解释地球过去的格局变化。⁽²⁶⁾在赫顿地质学理论的基础上,赖尔通过长期在国外的游历和实地考察,并根据所掌握到的地球变化的大量证据和化石事实,对地质学第一次做了高度的综合。体现这种综合的《地质学原理》(三卷,1830—1833)一书,证明地球表面的所有特征,都是在难以觉察的长时间的自然演变中形成的;证明地球的岩石记录了亿万年的历史,并以此拒绝了《圣经》或灾变论的超自然解释。赖尔根据所发现的原始人使用的石器、动物遗骸和兽骨,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远比《圣经》所说的年代要早得多,人类从原始状态到文明人,约在距今百万年至千万年之间。建立在充分事实基础上的赖尔的地球和人类的缓慢演变说,成为达尔文生物“进化主义”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在博物学领域,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Buffon,1707—1788)的洋洋巨著《自然史》(全书共44卷,布丰生前完成了36卷),明确地表达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他看到了生物变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物种具有共同的祖先(“人和猿同源;事实上,一切动植物全都同源”);他从连续性和不间断性观念出发,并根据物种是否具有交配关系来界定其种属关系,而不是像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那样,用恒定不变的生物特质这种人为的标准来对生物进行分类;他对地质进行了具体的分期,并推测地球的年龄可能已经长达七万多年,地球上的生物可能在四万年前就已经出现。这些看法,都有理由使人们把他看成是进化主义历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如达尔文就称他为“近代第一个以科学精神对待物种起源问题的学者”。但他却没有正式宣扬进化主义,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他承受着宗教的压力。

在生物学领域中,作为“分类学之父”的林奈,虽然开辟了系统的生物分类方法,但他的“物种不变”思想使他与进化主义无缘。在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和化石分类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居维叶(Georges,Baron Cuvier,1769—1832),因其宗教信仰,埋藏了他理论中的进化因素,甚至成为进化主义的反对者。来自生物学自身和胚胎学领域的对进化主义的反对和质疑,在作为达尔文进化主义的两位先驱人物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和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Monet,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那里受到了抑制。达尔文的祖父E.达尔文,在《动物生物学或生命规律》中,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了生物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进化的重要观点:“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改变,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²⁷⁾在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天才拉马克,通过对植物和动物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生物进化主义观点。他首次使用“生物学”一词;他创设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概念,并在不被注意的无脊椎动物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1809年,拉马克的生物学名著《动物学哲学》出版。根据这部著作,拉马克主要提出了以下生物进化学说。第一,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进化的;物种之间有无数的变种存在,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对物种的分类亦应当按照“自然分类法”进行,以显示出物种的连续性和阶梯性序列,而不能像林奈那样用“人为分类法”把物种固定化。第二,生物进化不是按单线系列进行,而是像一棵大树那样不断地分叉,形成一个显示着进化的树状谱系。这既解释了居维叶对直线进化的疑问⁽²⁸⁾,又保证了物种的进化性。第三,环境的变化引起动物习性的改变,环境是引起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第四,生物的器官,经常使用就渐趋发达,经常不使用就渐趋退化,拉马克称之为“用进废退法则”;环境影响所造成的获得性状可以遗传,拉马克称之为“获得性状遗传法则”。当然,拉马克的理论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他的“获得性状遗传法则”,缺乏证据,只是一种猜测;他是一位有神论者,其进化主义仍带有神意论的色彩;他假定生物天生具有进化的倾向和欲望,并把它作为进化的原因之一,也是臆测。总之,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使进化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形态,为达尔文的进化主义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