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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进化主义东渐:中国进化主义的兴起

【摘要】:导论西方进化主义及其东渐社会政治思想家霍布豪斯在描述一个时期英国思想受到来自德国的强烈影响时,曾形象地作了这样的比喻:“莱茵河已流入泰晤士河,不管怎样已流入泰晤士河的上游,当地人称为艾西斯,而德国唯心论的河水已从艾西斯散开,分布在大不列颠的整个学术世界中。”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在系统进入西方进化主义思潮的中国经历之前,我们要抑制一下急于观察“主角”的心情,先回到它的源头上去。

导 论 西方进化主义及其东渐

社会政治思想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在描述一个时期英国思想受到来自德国的强烈影响时,曾形象地作了这样的比喻:“莱茵河已流入泰晤士河,不管怎样已流入泰晤士河的上游,当地人称为艾西斯,而德国唯心论的河水已从艾西斯散开,分布在大不列颠的整个学术世界中。”(1)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晚清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那种更为惊人的情形。仿佛是大西洋的水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流入到中国海一样,西方世界的思想观念和各种学说,在以往根本难以想像的速度中,很快弥漫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各个角落里,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对此感到惊讶和疑惑,并不奇怪。曾一直拒绝“用夷变夏”的“孤傲中国”,何以会一下子成为考验或检验西方思想观念的巨大“试练场”呢?中国无法再继续“关闭”,不管它多么希望像过去那样不被“污染”而保持“清一色”;中国是一个极其虚弱的“病体”,虽然一些人更愿意用“沉睡的雄狮”来形容它。人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逻辑并不复杂,西方世界是富强的,这根源于它们具有的“普遍性”的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中国要医治各种痼疾,实现富强,也必须采取这些对西方有效对我们也同样有效的东西。这种逻辑,的确带有乐观主义的情调,但它“根本上”就不能成立吗?

“简化”事物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逻辑,往往会冷却人们的激情,但它一旦成为人们行动的“方针”,甚至能把人带入到“疯狂”的实践境地。主导性的观念已经形成,面对历史课题的巨大性和紧迫性,一切问题的答案最终都归结到输入作为“法宝”的西方的“公理”、“科学”和“学说”,通过它们的奇迹般的“魔力”,中国就可得到拯救。不管实际上的效果如何,经过急风暴雨式的输入过程,西方的思想和观念首先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和代理者,中国思想界由此变得异常丰富,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因为我们根本来不及去消化那些既庞大又众多的思想食物。当然,“思想观念”的吸纳和输入,决不会像“产品”的输入那样,可以贴上“原装”的标签。一旦发生接触,就存在着“理解”,就会有某种程度的“改装”,哪怕自称为最“忠实”的介绍。这种现象实际上并不少见,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当一种(多种也一样)思想进入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后,它总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寻找思想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寻找它在另外世界所发生的“变异”,并不是多余的事,甚至很诱人。但是如果一开始就不承认思想有什么“本身”以及由之所做的认定,那么谈论它发生了什么“变异”,自然也就毫无根据。我们必须强调,思想在传播和理解过程中,决不只是因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异”(“变异”只是它的一个向度),它还因接受者的“客观性”要求而使其获得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认,这就是我们把某一被接受的思想(除非它完全变质)仍称之为那种思想的主要根据之一。我不相信,思想一旦被理解和解读,就会完全失去它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变成另一种思想,从而不再有任何公分母或可通约性。因此,当我们寻找一种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异时,我们最终仍然依赖于对那种思想“本身”的认定。(www.chuimin.cn)

如果把这作为出发点之一来观察与西方思想“广泛”相遇之后的中国现代众多思想及其相承性和变异性,那么往往会使我们产生回到它的原坐标中去的愿望,即首先要到它的源头——西方看一看。这虽然是一项辅助性(或预备性的)的工作,但对我们的主题来说仍然是需要的。通过它可以为我们寻找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以使我们更便于对各种思想做出比较和对照。我们的主题是进化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无疑,它只是众多西方思想降临中国的一系,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系,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了许多其他思想中,并作为普遍有效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被广泛地运用。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在系统进入西方进化主义思潮的中国经历之前,我们要抑制一下急于观察“主角”的心情,先回到它的源头上去。正如“进化”这个观念本身所意味的那样,西方“进化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地“进化”着,它源远流长,形态各异。(2)正如所说,进化主义是一组观念,“这一组观念本身存在很多差异”(3)。如果不加节制,回到源头的努力,就会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只能在主题所需要的限度内,以压缩性的方式来处理一下这一“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