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馆对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

3.2.1　传统有闲阶级

中国的茶饮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由贵族、文人士子、佛道人士而逐渐普及到民间；茶馆休闲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文人士大夫对茶馆的接受有个过程。早在西汉时，茶饮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一席之地。当时的待客之礼，酒菜过后，即是“烹茶尽具”，但此时茶叶的传播仅限于荆楚或长江中游地区，贵族或富贵人家才可享用。三国两晋时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东吴，茶茗是吴主宴会上的高档之物。《三国志·韦曜传》记载：“（吴主孙）皓每飨宴，无不尽日，座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之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荈”是指晚采的茶，这恐怕是最早的“以茶代酒”的记载了。

茶的渐趋普及与文人士大夫、僧侣阶层的推动直接相关。自东汉末年曹魏政权至刘宋代晋，其间经历了二百年的动乱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因而“人各惧祸”，不敢参与政事。为免于政治迫害，当时的文人士子转而谈天地、谈人生；加之士族阶层生活优裕，于是清谈之风日盛，兴起一股玄学思潮。玄学是在不完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条件下，吸收了汉以来名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哲学思想。玄学家们追求的是一种逍遥放达、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而茶为“洁性不可污”之物，“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斐汶《茶述》），于是，饮茶自然成为这一精神追求的最好表达和体现。

除了“雅志”、“行道”、“利礼仁”、“表敬意”的表征，茶还有“散闷气”、“除腥气”、“养生气”、“除疠气”、“尝滋味”、“养身体”等药用功能（刘贞亮《茶德》）。故饮茶逐渐得到玄学家们的推崇，坐而论道时总以茶相伴。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把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分为四期，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喜好饮酒，第三、第四两个时期的清谈家们则嗜好饮茶，“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刍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尤倡之一。”^[2]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茶来待客宴请，称之为“茶宴”、“茶会”，以茶会友的风气由此在文人、士大夫中一直延续下来，并多见诸于诗篇中。文人的茶宴、茶诗影响到上层统治者，慢慢出现了官办的大型茶宴。至晚唐，开始在宫廷兴办清明茶宴。朝廷规定，“阳羡贡茶”每年必须于清明前后送至京城。皇帝在收到贡茶后，先行祭祖，后赐给近臣宠侍，并摆“清明宴”以飨群臣。

魏晋时期，因社会动乱，朝不保夕，各种宗教思想大兴。“茶性俭”，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茶经》）；“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西汉《神农本草经》）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实际的效用，茶都能契合佛、道等各家所求，尤其是后来的禅宗。禅宗是佛教传入后，为适应中国人的心性取向而不断中国化的产物，追求超脱、宁静、淡泊、自然。“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时期，社会动荡使人心思变，转而于禅宗中寻求心态的平衡和解脱。禅宗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广大，上至封建贵族、文人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从思想、文化至生活习俗或多或少都沾染着禅的气息。

禅宗希冀“禅定成佛”，饮茶可以提神益思、静心息虑，清心散火，轻身健骨，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修行的绝妙途径。作为禅门修行的一项内容，禅事活动的一部分，以及禅宗精神传达的最佳媒介，饮茶与禅最终凝结为“茶禅一味”的禅林茶文化。茶饮通过禅宗大盛，禅门茶饮不仅与文人茶饮相互通融，交相辉映，同时也逐渐波及影响到民间。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有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自此开始，茶饮走向了大众化和生活化。

茶饮风俗的普及和盛行，促使了我国最早的茶馆的产生。不过，此时的茶馆从陈设、装饰到服务功能都处于刚起步阶段。它们以卖茶为主，设备简单，主要是为过往行人和市民歇脚解渴、休憩之用，还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化。王明清的《摭青杂说》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宋一小茶肆，主人对茶客所遗店中之物悉心保管，“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其杂色人，则曰其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分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

茶馆借近乎单纯的茶饮需求而演化出消遣休闲等多功能的文化层次，则是在宋代。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今杭州），其茶肆、茶坊数量剧增，分布广泛，可见于寻常巷陌；形式多样，功能齐全，服务于各色人等。下至市井百姓，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都会光顾茶馆；甚至天下至尊的皇帝也会一时兴起，偶尔光顾一下。但是他们光顾的茶馆档次、休闲方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

从普通茶肆的经营内容来看，它们投合的是广大市民的饮茶口味，具有浓厚的世俗趣味。这些茶肆陈设简单，除固定的茶水供应外，还添卖奇茶异汤、各色点心。在茶水中加一点作料，是谓“调饮”，古已有之，既增色添彩、赏心悦目，又可权作充饥。这种习俗到宋仍然存在，且所加调料愈益丰富。为满足普通市民的精神需求，普通的茶肆还增添娱乐活动，如说唱、杂剧、杂技百戏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以及博弈、蹴鞠、棒球等多种竞技性娱乐活动，并逐渐成为各有专营、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娱乐休闲场所。例如，在清乐茶坊，可以品茗听曲，观赏艺人拉奏乐器，或说唱曲牌；也可以同习切磋，自娱自乐；在黄尖嘴蹴球茶坊，可以边喝茶，边在此蹴球玩乐或观赏蹴球表演。

随着茶叶生产和加工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消费起茶馆休闲。清朝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描述：“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这种最底层的茶馆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存在。因此，不仅普通茶肆，那种茶价低廉，遍布街头里弄的低档茶馆也是顾客盈门。它们设施简陋，一桌几凳，粗瓷杯碗，卖的是粗劣的茶水。除了固定不动的茶馆外，宋代临安城内还有一种可流动的茶摊，如《梦粱录》中说的“车担设浮铺”，这类茶摊功能比较单一，类似于今天街头“卖大碗茶”的。身处最底层的小商小贩、手艺人，苦力者辛苦一天后，在此泡上一杯苦茶，边饮边聊，可谓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但准确地说，他们在此更多的是休憩、解乏，而非完整意义上的休闲。

休闲，是自由时间内的自由活动，为的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享受和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及社会财产、分配制度的失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真正能够享受休闲的人，是少数的有闲有钱的有闲阶级，他们已经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的是政治学术活动。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涌现与所有制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3]福柯则从另一角度指出，以知识型提供的秩序确立了自己的霸权，而在这种秩序中，大众是受到压制的。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闲阶级占据着大量财富，从而能够享有充分的闲暇自由和文化教育。而占大多数的普通市民阶级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他们为了生计奔波劳碌，所谓“求饭忙、求钱忙，忙里偷闲洗个澡去；为儿苦，为妻苦，苦中作乐泡杯茶来”，并没有真正的可供个人支配的休闲时间，以及休闲享受和发展所必需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茶馆等休闲活动不过是相对于劳作而言的休息，是用来消除体力疲劳和恢复工作精力的生理需要而已，因此，休闲通常只是单纯地消磨时间或停留在感官的以及有限的精神享受上。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有闲阶级认为要享受有价值的、优美的人类生活，首先必须有相当的闲暇时间，进行知识、思想、艺术等领域的追求；同时避免跟那些为直接供应人类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性工作相接触。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论语》）。在有闲阶级看来，有闲生活，不仅过程本身，就其所产生的后果来说，也都是美妙的、高超的。有闲生活能显示出自己比别人优越，满足歧视性对比的需要。西方休闲学理论家凡勃伦认为，“歧视性”一词在此没有加以褒贬的意思，只是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的目的在于按照人们在审美观念上或道德观念上的相对价值来分等级，从而确定他们自己所设想的或别人所设想的相对的他们在心理上的自得程度。歧视性对比是对人们的价值的一种评价方式”。^[4]“有闲即光荣”，有闲在此成为博取别人敬意一种手段；进而甚至成为人生的意义。

事实上，有闲阶级通过对时间、金钱和文化的明显消费，更着重于体现出休闲的荣誉性质。有闲阶级的“闲”并不意味着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这就是说，时间和精力表面上必须完全消耗在能够表现“明显有闲”的事情上，如从事带有荣誉性的业务：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学术研究、运动比赛、俱乐部消遣等。上述不同的业务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点，就是在性质上总是属于非生产的。作为优势地位的经济表现，上层阶级对生产性工作总是置身事外，而倾向于生活习惯和技巧的领域即日常生活的礼仪熏陶。(www.chuimin.cn)

礼仪是荣誉的标志。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审美鉴赏力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有效证明，因为好的教养是需要时间、费用和实践的。可以说，“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5]在礼仪上所达到的精通程度愈高，娴习程度的证据愈明显、愈充分，表明为了此项成就在时间上、物力上付出的代价愈大，那么获得的荣誉也愈大。有闲阶级对于礼仪的追求，逐渐发展成为在态度、作风方面的艰苦训练，发展成为在爱好与事物取舍的辨别方面的教育，他们懂得哪些举止是适宜的，哪些休闲和消费是有格调的，一切的作为都有一定的准则。

“闲”，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他安闲度日，衣食无忧。因此，“闲”的荣誉本质上源于“金钱”的荣誉。财富起初只被看作是能力的证明，现在则一般的理解为其本身就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财富本身已经“内在地具有荣誉性”，而且能够给予它的保有者以荣誉。如果要在社会中获得相当地位和声望，就必须保有相当的财产。“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对比意义的特征。就商品的消费与取得来说，特别是就财富的累积来说，再没有别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动机，其使人信服的力量能够比得上这个动机。”^[6]简单地说，财产是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习惯的基础，是满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人们之所以占有财产，就是要证明财产所有人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势地位。

可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依靠“明显有闲”的展示是不够的，它还需要金钱的直接支付能力来证明，即基于金钱上的歧视性对比所作的“明显消费”。从自我表现的有效性来看，“有闲”和财物的“明显消费”这两者在荣誉竞赛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时代，“有闲”是居于第一位的；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分工的细化、交通的发达和人员的流动带来的社会范围的扩大，要推断一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除了直观下的财物夸示、仪态和礼貌为依据外，别无他法。因此，“消费”相比“有闲”更加适宜于作为荣誉表现的通常手段，即通过支付能力的不断显示，让人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7]为了推进自己的荣誉，有闲阶级还让他人“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穿着制服的随身侍从，其作用主要不在于实际服务，而在于外观上的炫耀，即用来证明其主人的支付能力，其“代理有闲”的一生是消耗在如何保持一位有闲绅士的尊荣上。在对财物进行“明显消费”这一要求下，有闲阶级在生活上极尽追求奢侈，发展出一种以城市为基础，以肆意挥霍为原则的高度世俗化的享乐文化。

据此来看，中国文人士大夫们的茶馆休闲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荣誉”性的活动了。自唐陆羽《茶经》问世之后，文人雅士开始精研茶艺，对茶的叶、水、具、境、艺、德各个方面做细微探索，“廉”、“美”、“和”、“敬”的茶道精神贯串其中。但这种文化色彩并未带进一般普通茶馆，只在少数私家茶室中有所体现。及至宋，杭州大的茶馆增多，开始重视茶馆文化氛围的营造，无论是布局设施，还是选址，都意在清灵雅致，安恬静穆。这样的高雅茶馆自然不是为市井百姓所开，而是意在满足文人士大夫“藻雪心性、高情远致”的精神追求。这是一个理学逐步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同时儒释道三种思想又有机融合的时期，文人士大夫兼容了前人的仕、隐二途，并整合为既积极参政、有所作为而又保持内心超然、平静的心态，欣赏一种安详和谐、淡泊自然的美。

另一方面，宋以来承继的科举制度增加录取名额，广泛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文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享有丰厚俸禄，可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于是，世俗化的生活态度和文人的审美意趣融合为一种生活理念和实践。至明代，王派心学肯定“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中》卷一《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阳》），世俗爱好、个人情欲的追求在理学的禁锢下有所解放。像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中就公开宣扬要“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肯定世俗人欲、赞扬人生享乐的潮流。

因此，宋明以来出入茶馆的上层阶级较前朝更为广泛。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平民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视茶馆为鄙俗之地的优越心理不复存在。据《梦粱录》记载，临安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坊，大街东儿茶肆、蒋检阅茶肆，都是宋时“士大夫会期朋约友会聚之处”。他们兴之所至，邀朋引伴在茶馆品茗，联诗赏曲，苏东坡曾有“尝茶看画亦不恶”的诗句。与民间好“调饮”不同，文人士大夫尚“清饮”，蔡襄的《茶录》认为，“茶有真香”，不宜“杂珍果香”。民间饮茶，添加佐料，味厚香浓，重实用，可解渴疗饥；文人士大夫饮茶，重在品，在于玩味茗、水、器、境、人所构成的意境。这种以清饮为主的茶馆通常称为清茶馆。

如果说文人雅士追求的是茶之真味和意境，是修身养性，扩充心志，以“茶礼、茶道”的精通作为歧视性对比的表现形式；那么一些富贵者在世俗享受的同时，则是对金钱荣誉的表达。如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南宋宁宗开禧元年），为防止财源南流到宋，金政府下令只允许七品以上官员饮茶，但不准外卖及赠人，不应饮茶者而饮茶，按所耗斤两处罚。可是，普通大众的饮茶习惯改不了，茶商越境贩茶又有重利可图，法令根本制止不了。1223年，更严厉的禁茶令颁布，只准亲王、公主及五品以上的现任官员把家中已存的茶叶用完为止，其他人一律禁止买卖茶叶和饮茶，犯者罚徒刑五年，告发者赏钞一万贯。这里，茶饮已经成为一种阶层的标志和象征了。

除了上述人等，中国茶馆休闲史上还有一个独特的有闲阶级——旗人。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载：“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自清兵入关后，八旗子弟仪仗权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阶层。他们往往手提鸟笼，优哉游哉地晃进茶馆，一泡就是半天一日。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经常上茶楼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家底。登茶楼时，一般会有一二随从跟从在后，阔少坐上主位，随从才敢作陪；阔少举杯先饮，随从才敢跟饮；提物、斟茶更是分内之事。

八旗子弟的独特地位和清闲之心，不仅给茶馆休闲带来了发展机遇，也使自己顺理成章地成为茶馆休闲的主体之一。老舍在《茶馆》中这样描述：“在几十年前，（这样的大茶馆）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脚，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节；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停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8]虽然茶馆中三教九流，人物众多，真正来消遣娱乐的只是如松二爷、常四爷等这样的旗人，他们有着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虽然三十来岁的青壮年纪，泡茶馆、遛鸟、唱曲、斗蟋蟀、听谈奇闻佚事，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吃洋教的小恶霸、流氓头子、善扑营当差、老式特务、相面的、说媒拉纤的、想娶老婆的太监、被要挟嫁女的农民等，多是来茶馆探听消息的人，以茶馆为洽谈之地的人，茶馆的娱乐休闲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附属品，或是被完全消解。

作为一种奢侈的休闲主体，旗人不仅在京师，在其他城市的茶馆中同样有所体现。涌金门、闹市口一带曾是杭州茶馆的聚集之地。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入关攻下杭州城后，在今湖滨一带，即涌金门至钱塘门之间立满营（杭州人称旗营或旗下营），以砖石垒起城墙，全长将近十里。西湖边被高耸的城墙堵住，西湖游船都在涌金门一带停泊，俗称船埠头，此处旁遂有“三雅园”和“藕香居”等大茶园。三雅园店主王阿毛，专接旗营官兵，那时满族青年多养鸟，上茶园斗鸟取乐，因此鸟声满园，成为西湖“一景”。

至于万安桥下的水果行茶店，堂子巷、城头巷的木匠业茶店、南班巷的曲艺人茶馆等，则是以行业划分的专业茶馆。同一行业的人，每天上特定茶馆聚会，谈生意、找工作、交流技艺。市民生活上的难题，只要找到茶会上，立刻可获得圆满解决，如要买房子，可找“瓦摇头”；打家具找水木作；婚丧事有贳器业。茶会中除古玩、书画业在每天下午集会外，其余都在清晨集中。这样的茶馆，与其说是人们在休闲，不如说是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