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伦理原则及人道主义

第一节　伦理原则

众所周知，人们的行为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具体的行为选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为了保证各种行为选择的合理性、道德性，人们必须确立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即伦理原则。伦理原则亦称道德原则，它是处理人们伦理道德关系的根本准则，是调整人们伦理道德关系的各种道德规范的基本特点和指导原则，是伦理道德的社会本质和阶级属性最集中的反映，是道德体系的核心。它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尺度。

主要的伦理道德原则有以下几种: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尊重和诚信。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

首先，我们看两则与人道主义有关的历史战争故事。

第一场战争故事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1821年3月底，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1822年1月13日，希腊宣布独立，并通过了宪法。但是，土耳其在埃及的支援下镇压希腊起义。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主权，但是，希腊应当完全自治。然而，土耳其拒绝给予希腊人以自治权。于是，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又签署了《伦敦条约》，要求土耳其同意建立自治的希腊国并停止镇压。但是，土耳其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拒绝了三国的要求。因此，英、俄、法三国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出动联合舰队对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将他们全部歼灭。随后，1828年又爆发了俄土战争。在英、法、俄三国以人道主义名义下联合或单独干涉土耳其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希腊的独立。1830年，英、法、俄签署了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

另一场战争故事是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对南联盟发动的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以1999年3月24日夜，北约第一枚巡航导弹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爆炸为开始，1999年6月中旬，北约同南联盟签订停战协议，由3.7万人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的旗号下开进科索沃而宣告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在南联盟的土地上倾泻了数以万吨计的炸弹。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科索沃战争造成5000名南军警丧生，1500名平民被炸死，数以万计的军人和平民受伤致残。这一数字是北约轰炸前阿族和塞族相互冲突造成2000人死亡的3倍多。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战后有24万塞族和其他非阿族难民逃离科索沃。残酷的现实表明，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完全是一个虚伪的口号。美国国会议员霍耶最近在阐述人道主义军事政策时一语道破天机:“对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干预不仅是人道救援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干了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情。

由以上的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干涉的借口而已。那么，什么是人道主义呢？

（一）人道主义的定义

人道主义是指社会对每个成员的利益、权利和价值的尊重，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其基本要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是一切价值中最伟大的，认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使个人的正当利益得到保证，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其成员提出维护集体利益的要求，差别主要在于何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第二，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歧视。

第三，关心人，爱护人，同损害人的尊严和利益等反人道现象作斗争。

在绵延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人道主义，并对其进行过各种界定。人道主义是一种内涵丰厚，源远流长，传承数千年的思潮。它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并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二是将它视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我们所讲的“人道主义”，是指伦理学的重要原则，即指人类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道德价值观。

（二）我国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思想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子产^[1]就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即“人道”比“天道”更近。重视人道，即是重视“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这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人道论。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天地生人，人是万物之灵，自有其高于万物的价值，“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学就是一种发现“人”，提升“人”，宣扬“人道”的学问。

（三）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西方，古希腊的思想家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的另一个思想家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挪到人间，并把它搬进城市和屋子里，教导人们思考生活和风尚、辨别善恶，号召人类“认识自己”。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是在取代了原始氏族社会整体性的希腊城邦的条件下，宣扬神、人同形同性，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将人与社会的关系，归结为市民与各个城邦的关系，重视市民的世俗生活，试图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寻求人存在的原则。实际上可以说，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等人所宣扬的思想也可以称为“人道”思想。

严格意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关心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重视人的主张，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宣扬在宇宙和人类社会中必须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它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思潮，最初由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提出。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之后，以后又出现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19世纪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20世纪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四）我国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胡乔木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1984年1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指出:“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全部人类文明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全部伦理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继承和发扬了以往人道思想中最优良的传统，包括各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的合理成分。事实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真心诚意地强调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确立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使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归于一致，才能使社会成员之间真正建立起互助合作的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福音书插绘。人道主义最初由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提出，在福音书中也应该有所涉及。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它不是从孤立的个人或个人的利己性去讲人道主义的，而是认为个人离不开集体，坚持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强调个人要为集体服务，集体也要为个人服务，即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集体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社会要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人平等，不许践踏社会成员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物质、精神需要。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人格、权利、利益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民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共同关心，体现出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心，要求全体人民坚定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价值的信念，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热爱集体，热心公益，奉献社会，尊重人格。

二、什么是集体主义

关于什么是集体主义，我们先看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包胥爱国的故事。

自西周灭亡后，即进入东周春秋时代。当时，在中原大地南面的江汉平原一带有一个楚国，它的先祖熊绎被西周成王封于楚蛮（在今湖北西北部一带），故国号曰“楚”。他“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艰苦创业。后经武、文、成、庄等十余代约二百余年的惨淡经营，到平、昭时代，即成为拥有西起巴蜀、东至苏皖、南自湘沅、北达豫南等大片土地的南方大国。但平王却昏庸无道，听信费无极的谗言，枉杀太子太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这就迫使其次子伍员（即伍子胥）东逃至吴，并发誓要向楚国进行报复。

吴国在今江苏苏州一带，是崛起于东南地区的一个强国。它与楚国为了争夺地盘，曾不断发生冲突。于是吴王阖闾便任伍员为将，率兵伐楚，并直捣郢都（在今湖北江陵）。这时平王已死，昭王即仓皇外逃，成了无国之君。伍员乃掘墓鞭尸，以报杀父之仇。

当年伍员逃亡时，曾遇到他的挚友楚大夫申包胥。伍员对包胥说:“我一定要倾覆楚国，以报此仇！”包胥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一听他说要倾覆楚国，就词严义正地回答说:“你若一定要倾覆楚国，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复兴起来！望你好自为之。”伍员破楚入郢，包胥逃至山中。当他听说伍员掘墓鞭尸时，就派人对伍员的行为严加责备，说他“其以甚乎”，太过分了，而且是“无天道之极”。于是就奉昭王之命，“赢粮潜行”，步行七天七夜，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入秦求救。秦国是在今陕西中西部一带的西部强国。时秦哀公在位，闻包胥来告，觉得事关重大，有些迟疑，说:“寡人知道了，你暂且去馆舍休息，我们商议商议再告诉你。”包胥说:“寡君现在正越在草莽，百姓散离，没有安居之处，我做臣子的，哪能自讨安逸！”于是就“立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终于为他的这种忠贞爱国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命子满、子虎率战车五百乘（有说千乘、卒万人）救楚攻吴。吴军大败。

吴军败走之后，昭王即返回郢都，并拟大赏复国有功的包胥，但包胥却说:“我为君也，非为身也”，意思是说我为了楚国，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这就是包胥复楚的故事。包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朴素爱国主义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曾感动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范仲淹画像。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范仲淹的故事。

我国古代的儒学道德风尚，自因魏晋玄学的滋炽，而中途“断裂”之后，经隋唐而至五代，由于兵连祸结，凌弱暴寡，域内板荡，各思苟存，致使“三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制度文章扫地以尽”。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中国伦理史上的这一黑暗时期，把人们重新置于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之下。而这种统治，在意识形态上需要有儒学的保证和配合，这就从客观上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要求。而范仲淹正是处于这个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初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公元989年。两岁失父，母贫无依，改嫁朱姓，改姓朱，名说。后举进士，乃迎母归养，并复本姓，更名仲淹。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自天章阁待制，而龙图阁直学士，而陕西四路安抚使，参知政事，1052年去世，谥“文正”。在他从政的三四十年间，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堪称一代贤相，但更难得的则是他的高风亮节。

据史载，他幼年家贫，勤苦向学，落落有志操，以重振儒学、革励士风自任。为秀才时，就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不但有着这样可贵的道德情操，而且毕生都自觉地去践履。

公元1038年（仁宗宝元初），西夏元昊叛宋，称兵寇边，延、环（今陕西延安与甘肃环县、庆阳）告急。仲淹乃忧天下之所忧“自请行”。西夏乃羌人所建政权，他去到陕西后，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简单做法，一方面改建州兵，整修砦堡，加强训练，同时又大兴营田，听民互市，以通有无，并招还流亡，使“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此外，他又与羌人订立盟约，要求汉羌一体遵行。“诸羌皆受命”。而且凡“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所以羌人也不轻易犯边扰民。不但如此，羌人对他还颇见“亲爱”，称他叫“龙图老子”，有些地方还为他建立“生祠”。他去世的时候，竟有“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公元1043年（仁宗庆历初），范仲淹自西北调回，任参知政事，与富弼共同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这时，建国已有七八十年，在此期间，经济文化虽已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社会也相对安定，但因承平日久，纪纲弛坏，吏贪民怨，危机四伏，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则既难长治久安，也无力应付来自西北和北面的日益增长的民族压力。虽然他也深知“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但不革更不行。于是他又急国家之急，不顾个人的成败荣辱，担起改革重任，向仁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就是有名的“天章阁十对”。在他所提的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减徭役”之外，大都集中于吏治方面。他主张根据“经世济用”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根据荫恩关系来选拔人才，按照政绩而不是按照年资来决定升降，同时主张坚决惩治贪污和撤除无能的官吏。他的主张切中时弊，也蕴含着对广大百姓的同情。虽然“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但他的这些改革措施，由于触犯了某些保守派官僚及其门生故吏的利益，而很快就被搁置了起来，范仲淹也被罢去参知政事，谪迁外郡，从此离开了京城。

公元1046年（庆历六年），他应谪守巴陵的朋友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按常情推测，一个是谪居，一个是左迁，二人应是惺惺惜惺惺，牢骚怨气必充塞字里行间，但范仲淹却根本没把个人的进退荣辱放在心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显示了一般士人所少有的极其豁达坦荡而宽广的胸怀。他也有“忧”，但他忧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天下、是国家和百姓。你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道德遗产。它将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去自觉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并为之奉献个人的一切。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随着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而声名远扬。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包胥和范仲淹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大的集体。但是国家又不完全等同于集体，那么什么是集体？什么是集体主义呢？

（一）什么是集体

简单地说，集体就是具有一定目的的个人集合体，参加这一集体的每个人是被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拥有集体的机构。人类社会的集体并不是若干个人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一定的利益关系、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一系列的组织系统联系起来的。真正的集体总是以参加集体的每个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凝聚力的。

（二）什么是集体主义

通常说，集体主义是指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被理解为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原则。其基本内容有:主张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唐凯麟在他编著的《伦理学》中总结了三条意义。

第一，集体主义是促进社会公正的精神动因。事实上，集体主义所关涉的是如何处理社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原则问题，自然它也干涉到伦理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伦理学所必须研究的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核心问题。公正，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伦理学问题，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平等原则。二是得所当得的原则，即付出和所得能够相称对等。三是补偿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公正要靠集体主义来进行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只有在弘扬集体主义的精神下才能使其获得价值实现的动力。集体主义是社会公正得以定位定向的价值规定和得以实现的价值动因。

第二，集体主义是实现人的价值的道义保证。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社会集体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集体的责任和贡献。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能得到实现。人的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个人同社会集体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时代，只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才能为人们科学地认识人的价值，自觉地创造人的价值，不断地实现人的价值，提供可靠的道义保证。

第三，集体主义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主要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源泉并不产生于人的主观方面，而是来自客观的方面，来自实践的客观需要。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根本性就在于它的社会性、群众性，即集体性。

可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处理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前提下去实现个人主义。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与利己主义同义。强调优先满足和实现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其核心是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集体、他人利益之上，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社会、集体和他人利益。

个人主义的表现及危害。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合理的个人主义、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家庭个人主义、社会集团个人主义等。个人主义的危害有:使国家、集体、社会的财产遭受损失；使社会风气不正；使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失去崇高的理想、人生观、价值观，走上迷途，产生了信仰危机，道德滑坡。

要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必须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要坚持集体主义，必须先树立集体主义观念。

第二，树立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思想，时时处处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使广大人民一方面能形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荣誉感，能够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另一方面又能形成顾全大局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抵御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袭，并同其作坚决的斗争。

第三，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辩证关系。既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得到保障，个人的价值、荣誉和尊严也能公正合理地得以实现；又要使每个成员能更好地关心集体、爱护集体和具有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能够妥善地解决。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这是他在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白求恩正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存在的意义，实现了他个人的价值。

三、什么是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想。白求恩和雷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可以说，他们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主义的杰出代表。

1890年3月4日，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1936年8月，随加拿大志愿军去西班牙，为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6月，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来到中国。1938年3、4月间到达解放区延安，不久又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他总是不顾危险，亲临前线，就地施行医疗手术，从而大大减少了伤病员的死亡，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同时，他还帮助方兆元等八路军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从而赢得了根据地干部、战士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在共同的战斗中，白求恩也对八路军和根据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后因抢救伤员在手术中不幸感染中毒，1939年11月12日在中国河北兖县（今属唐县）黄石村逝世。

1939年，毛泽东著文《纪念白求恩》悼念他，赞扬他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毛泽东在该文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雷锋，194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因公殉职，年仅22岁。他在短暂的一生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吃苦耐劳、勤恳工作、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树立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中央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在中国和中国军队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数以万计的人通过实际行动，被评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并以此为人生最大的荣誉。那么，什么是利他主义呢？

（一）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altruism”）一词，由奥古斯特·孔德^[2]（Auguste Comte）于1830-1842年间首先用来表示对他人福利的献身精神，尤其是作为一种行为的准则。它和善行、无私等概念有密切联系。

其主要代表人物，当推孔子、墨子、耶稣、康德。他们一致认为每个人的行为目的都能够达到无私利他的境界。儒家伦理观的核心范畴“仁”的定义便是无私利他。因为历代儒家都把“仁”界定为“爱人”:爱人是无私利人的心理动因，而无私利人则是爱人的行为表现。到了朱熹，说得就更清楚了:“公而无私便是仁”。墨家的核心范畴“兼”也是无私利他:“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基督教的核心范畴“爱”更是无私利他:“爱的本质，是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反求别人的益处。”康德伦理观的核心范畴“责任”也是无私利他的。康德说:“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尊重是使利己之心无地自容的价值觉察。”所以，阿尔森·古留加指出:康德的“义务的公式就是为别人谋福利”。

（二）合理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

与利他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是合理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

合理利己主义是一种简单明白、近乎常识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成熟于18～19世纪，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其公认的代表。合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行为目的只能利己，却又不可能依靠自己单独实现，而只能依靠社会，通过利他手段才能实现:“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幸福以自己的方式而劳动的……承认了这一点，那么，绝没有哪个人可以够得上是无私心的人，这个名称只是给予我们不知他的动因或是我们赞许他的利益的那种人的。”但是，“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

这个13世纪的教堂布道坊上，雕刻着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是利他主义的主要代表，认为每个人的行为目的都能够达到无私利他的境界，是对他人福利的献身。

利己主义以尼采、老庄、韩非、费尔巴哈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只能自私利己，不能无私利他，而利己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却因其实现手段不同而既是善的源泉又是恶的源泉；若以损人手段实现便是恶的源泉，若以利人或利己手段实现便是善的源泉。于是，他们全盘否定“无私利他”的人生目的，而把“以利人或利己手段实现的利己人生目的”奉为评价人生目的是否道德的唯一原则。一言以蔽之:利己主义便是认为人的行为目的只能利己，从而否定无私利他，而把利己不损人奉为道德总原则的伦理观。利己主义虽然主张以利他和不损人手段实现利己目的，从而一方面把人们广泛基本的活动纳入了“为己利他”的善行大道，另一方面则把人们的那些不能利他的行为纳入“不损人”的道德小径；但是，利己主义却否定无私利他，而认为人之行为不论怎样统统都是为了自己，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便严重伤害了人们无私利他的至善热忱，不能不阻碍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这种思潮最易阻碍我们实现自我价值。

（三）正确对待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www.chuimin.cn)

利他主义不能把个人利益的追求看成是有利于这个社会的，不能实现个人追求，也就更谈不上促进社会发展，促进道德目的的实现，所以，利他主义也有阻碍社会的一方面。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夸大各自的片面真理，最后堕入错误的两个极端。不论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都不能使我们得到完完全全健康的发展。一个人的人生目的，若就价值的基本层次来说，是以利他手段实现的利己目的；而若就价值的最高层次来说，便是无私利他。我们要肯定以利他手段实现的利己目的，也应提倡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这两种应该兼收并蓄，才能最大效力地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

四、什么是社会公正

我们先来看二则故事。

故事一: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二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白居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

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

李财主也不甘示弱道:“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

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

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四十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故事二:昔日安史之乱，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在士兵保护下仓皇西逃。到了马嵬坡一地，士兵举行集体抗议，要求除掉杨国忠、杨玉环兄妹以谢天下。照理说，除不除掉杨氏兄妹对战局并无影响。要击败叛军，收复失地，还必须靠士兵们一刀一枪浴血奋战。士兵们绝不是舍不得打仗，但是，滔天大祸既然是你杨氏兄妹造成的，你们至今还高坐台上，却要我们当兵的去流血牺牲，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六军不发无奈何”，到头来，风流天子唐玄宗也不得不同意除掉杨氏兄妹，这样，士兵们方肯一战。那以后，玄宗的威信尽失，皇位也坐不稳了，不久后就传位给了儿子。

白居易画像。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

这两则故事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公正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公正和社会公正呢？

具体说来，“公正的概念包含着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人的作用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之间，行动和报应之间，人的优点和他的奖赏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不相适应被道德意识评价为不公正”。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公正具有公平、合理之意，是指从某种道德规范出发，对社会经济关系作出的主观评价。它反映出社会与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作用与地位、行为与报偿之间是否相适应。如果彼此被认为是互相适应的，是合理的，这些关系就会被认为是公正的，否则就是不公正的。平等是公正的本质。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换言之，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政治的目的是调解利益冲突，每个利益集团都会极力利用政治过程达到增加本集团利益分配的目的。但是，这样的竞争不能是无序的，而必须在某个被广泛认同的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否则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奥尔森所说的“不可治理性”，甚或出现动乱和战争。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它的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分配好坏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人们才能进行和平和有序的竞争。

五、什么是尊重

在安徽省流传这样一个相互尊重、相互礼让的故事--六尺巷的故事。

六尺巷，位于桐城市区的西后街，今属安徽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巷南为宰相府，巷北为吴氏住宅，全长100多米，宽2米，均由鹅卵石铺就。巷子的由来有着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据《桐城县志略》和姚永朴先生的《旧闻随笔》载: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世居桐城，其府第与吴宅为邻，中有一属张家隙地，向来做过往通道，后吴氏建房子想越界占用，张家不服，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显贵望族，县官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判决。张英家人见有理难争，遂驰书京都，向张英告之此事。张英阅罢，认为事情简单，便提笔蘸墨，在家书上批诗四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得诗，深感愧疚，毫不迟疑地让出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张家有权有势，却不仗势欺人，深受感动，于是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三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世人称之为“六尺巷”。两家相互尊重、相互礼让之举亦被传为美谈。

（一）中国历史上关于尊重的观点

尊重是最基础的道德和道德的基础。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有高低之分的，但最基础的道德品质是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一个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人，是有道德的人。相反，不尊重自己和不尊重别人的人，就无起码的道德可言。《韩非子·诡使》篇中说:“厚重自尊，谓之‘长者’。”对一个人来说，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尊重自己民族和国家、不尊重别的民族和国家的人，很难说他是有道德的人。

尊重是基本伦理理念或“最起码的道德共识”。尊重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不要去给别人；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要推给别人。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思是:仁是什么呢？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孔子这些话都含有对别人十分尊重的思想。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就肯定了孔子的这个思想。《宣言》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孔子这种思想是和他的“仁者爱人”的思想相联系的。西方学者曾把孔子的这种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印度佛教的“慈悲”观念，统称为“黄金法则”，即道德上的“一种道德真理”。

（二）尊重含义的五个方面

第一，尊重自己。尊重自己首先就是要自尊。自尊是人的道德心理需要。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人“最要紧的是自尊”。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也说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所以，尊重自己是一个人灵魂崇高的体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情况下，尊重自己，首先就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优良传统等。要自立自信，自强不息，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既要反对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盲目排外，认为自己国家和民族什么都好，别的国家和民族什么都不好的言论和行为；又要反对自暴自弃、自惭形秽、自卑、自己看不起自己等思想和行为。《孟子·离娄章句上》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意思是说，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论；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尤其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一定不要崇洋媚外，自己看不起自己。因为只有保持自尊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谁自卑，谁就受到欺辱。

第二，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固然是一种美德，尊重他人更是一种美德。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著称。礼仪中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尊重他人。《曲礼》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即一切行为准则都要以敬为基础。又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就是说，礼的基本精神，在于克制自己而尊重别人。尊重可以产生信任，信任可以使双方互相敞开心扉，可以让不是朋友的变成朋友，可以让原本不可能办成的事变为可能。相反，不尊重他人，可能什么事都办不好、办不成。尊重他人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如尊重他人的人格、情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隐私等等。尊重他人的核心是平等，是对他人人格的承认与尊敬。

第三，尊重社会。人是社会的动物。迄今为止，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中。脱离社会和国家的人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因此，尊重社会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社会和国家，尊重本国的社会制度，履行对本国社会和国家的义务，承担对本国的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同时，也要尊重别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及其人民的信仰与风俗习惯，履行各种国际准则规定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维护世界和平。所有这些，都是尊重这一全球底线伦理原则所要求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些国家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国际恐怖主义^[3]还很嚣张。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如何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睦邻友好，就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伦理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专横跋扈，毫不尊重世界上其他弱小国家的意见。最近它也做了许多不尊重中国人的事情。例如:

美国最近规定，当中国人在进入美国时，必须按手指印；同年3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反华提案，对中国进行了无理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的尊严，对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进入中国的美国人也必须按手指印；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中国散发了指责美国违反人权的传单，充分揭露了美国这个“世界人权卫士”的虚伪。

自工业化以来，人们对大自然采取了掠夺式的开采，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图为沙漠化的土地。

第四，尊重自然。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地球是养育人类的母亲，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热爱地球，保护地球；热爱动植物，保护动植物是人类神圣的职责。保持生态平衡，节约水、能源等一切资源，美化、绿化、净化环境，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生态伦理。管子曾把人们对土地的态度看成是首要的道德问题，他说:“君民治国之道，地德为首。”（《管子·乘马》）孟子说:“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但是，自19世纪世界工业化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单纯功利主义思想作怪，对大自然采取了掠夺式的开采，结果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扩大、河水严重污染、酸雨逐年增加、物种灭绝加速、温室效应加快……地球与人类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提出了尊重地球、尊重生命的伦理学。美国著名生态学家莱奥波尔德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说:“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为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

第五，尊重知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知识对于人类来说，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人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追求知识。知识就是力量。21世纪是科学技术知识大发展的时代，是人才竞争最激烈的时代。每个人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尊重知识，热爱学习。不但要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学习继承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六、什么是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就是忠诚正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守信，就是遵守诺言，不虚伪欺诈。“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话，都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品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不但为诚实守信的美德大唱颂歌，而且努力地身体力行。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诚信，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格言。比如: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出自《孟子·离娄上》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出自《弟子规》

“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出自（唐）李白诗《唐诗纪事·卷十八》

“君子诚以为贵。”出自《礼记·中庸》

“立身存笃信，景行胜将金。”出自《全唐诗补逸》卷二（王梵志诗）

“人之贵朴的诚笃。”出自（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惠芳》

“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诚，不足以动。”出自（明）徐被稷《耻言》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出自《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出自（晋）杨泉《物理论》卷一同样，在中国，也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故事。比如: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认为这才是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

曾子也是个非常诚实守信的人。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也要去。妻子哄孩子说，你不要去了，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赶集回来后，看见曾子真要杀猪，连忙上前阻止。曾子说，你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会不信任你。说着，就把猪杀了。曾子不欺骗孩子，也培养了孩子讲信用的品德。

“张良取履”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

张良画像。张良（？-前189），汉初大臣。曾建议刘邦西都关中，惠帝得立为太子，为刘邦重要的谋士。

提起张良，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原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亡后，为了复仇，曾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用铁锥击杀秦始皇，未成，后即隐姓改名逃亡下邳（今江苏宿迁县境），投奔沛公刘邦，为刘邦出谋划策，屡建殊功。刘邦鸿门赴宴，用良计死里逃生继而入咸阳，出秦宫，烧栈道，定国都等等，皆出自张良之谋。即使刘邦自己也承认“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

那么，他的谋略是从哪里来的呢？据史载，他“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这个《太公兵法》是部什么书呢？相传是西周武王师吕望（又称吕尚、姜尚、太公望、师尚父等）撰的一种兵书。但现存兵书有两部，即《三略》和《六韬》，都冠以太公之名，而实际上都是后人伪托的。其中《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这个黄石公就是张良遇到的那位“老父”。史称《太公兵法》，为什么又叫《黄石公三略》呢？有人解释说:《三略》本太公著，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事情也许如此，我们就不考证它了。那么黄石公又是怎样将这部兵书传给张良的呢？这就说到“取履”的事了。

上面已经提到，张良在博浪沙锥秦王不成而逃亡下邳时，有一次，他去到“圯上”（即一座桥上，圯读yí）闲逛。这时，有一“老父”（即老人）穿着粗麻短衣，来到张良跟前，并故意把鞋子掉在桥下，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鞋子给我拿上来！”张良一愣，想要打他，但又念他已经上了年纪，也就勉强忍住，下得桥去，将鞋子取了上来。取上来之后，老人却又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心想，既然已经取上来了，穿就穿吧，于是就又跪地把鞋子给他穿上。老人把脚伸过去，穿好之后，就笑着走了。张良心里很惊疑，一边想，一边看着他远去。谁知他走了一里多地，又回来了，说:“你这小子是可以教育的。五天之后，天亮时，和我在这里会面。”张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顺口答应说:“好。”五日后天亮时，张良去了。但老人已经先到了，生气地说:“与老人约会，迟到，这是为什么？”说着就走了，临走时又说:“五天后早点来！”五天以后，鸡叫时，张良就起身去了。老人又已先到，又生气地说:“这次为何又迟到呢？五天后再早点来。”说着又走了。五日后，还没等到夜半，张良就又来到桥头。过了一会儿，老人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说着，就拿出一部书，说:“读了这部书，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10年之后你会建功立业。13年后，你去济北（在今山东长清县）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老人就走了，也没说别的话。以后也再没有见过他。天亮后，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他感到很有意思，于是就经常诵读学习，从而为日后给刘邦出谋献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年后，张良随刘邦过济北时，果然见到谷城山下的黄石。张良十分珍视，并取作永久纪念，后来张良去世，又同黄石一同埋葬。

不仅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诚信的故事，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国也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下面讲的是一位年轻教师对他的学生讲的诚信的故事。

高考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第三节是历史辅导课。上课铃敲响，进来的却不是邓老师，而是班主任陈老师。他说:“邓老师有点事，不能来上课了。不过他让我转告大家，放学前后，他一定赶回来，把大家的课补上去。”

放学的铃声响了，邓老师还是没有来。大家谁也没有动，因为同学们都相信，邓老师一定会来。

校长过来了。他轻声地告诉大家，一个小时前，邓老师的家属在校门口出了车祸，正在医院抢救。邓老师可能不会回来了，大家可以回家了。但依然没有人动。同学们还是认为，邓老师说过他会回来，他就一定会回来的。

教室里正因家长劝孩子回家而出现骚动时，邓老师的身影出现了。他来不及擦掉额头的汗水，就向依然在教室外的家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连连说了几个“对不起，请多原谅”。

然后，他走进教室，又向学生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就不必起立了，我们直接上课。”

教室内外静得出奇。邓老师平静地讲完了准备的课程，再次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还有点事，有什么不明白的，明天继续。”然后，对着教室外的家长们，邓老师又是深鞠一躬，“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多原谅。”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的故事。

果戈里（1809-1852），俄国作家。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自幼熟悉乡村生活，爱好戏剧。831年发表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为其代表作，他讽刺农奴制度下俄国停滞落后的社会生活，创造出许多典型人物。另外，他还著有《旧式地主》、《狂人日记》、《外套》等。

果戈里写作严谨，诚信对待读者，从不将不成熟作品和粗俗的东西留给人间。1840年，他写了一部反映扎波洛什生活的悲剧《剃掉的胡子》，转年在法兰克福给茹柯夫斯基朗读。时值午饭后，而这位老诗人又有午睡的习惯，听着听着，打起瞌睡来。老诗人醒后，向果戈里道歉。果戈里说:“您的瞌睡是对它最好的批评。”说着便把这部悲剧的手稿投进了火炉。果戈里就是这样一位写作态度极端严肃的作家。他宁肯举债度日，也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拿去发表。他说:“任何力量都不能强迫我写作，更不能强迫我交出自己业已看出弱点和不成熟之处的东西，我宁愿饿死，也决不交出草率的、尚未成熟的作品。”

1852年2月，果戈里病情加重，身心衰弱，有时甚至不能吃东西。11日夜晚，在人们入睡后，他独自长时间祈祷，随后唤来服侍他的小厮，来到一个房间的炉前。炉火正熊熊地燃烧，果戈里从皮包里拿出捆扎在一起的笔记本。小厮知道了用意后，哭着跪下哀求。可是，果戈里依然亲手点燃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毅然投进了火炉。眼看自己多年的心血化为灰烬，果戈里在胸前划了十字，转身回到卧室，一头倒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10天后，1852年2月21日，果戈里与世长辞了。

果戈里带着忧郁和病态的痛苦离开了人世，却把他的真诚和他身后俄国文学的一个新时期，留给了人间。

在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说文解字》解释:“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但在实际使用中，它们所表征的意义又有一定的差别。“诚”是指道德主体内在的一种品质、信念，即所谓“内诚于心”。“诚”表现为真诚、诚实、诚恳等。“信”则是指道德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或社会整体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及其价值指向，即所谓“外信于人”。“信”表现为讲信义、守信用、重允诺，言行一致。“诚”、“信”合起来使用，则有诚实守信、表里如一、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相统一的丰富内涵。诚信作为一个伦理范畴，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诚实为本，言行一致。

诚信伦理的价值在我国很早就受到高度重视。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人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甚至把信摆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位置，认为国家的朝政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脚的。孟子把“信”视为用以维系儒家“五伦”的伦常（基本伦理规范）之一。

中西方在诚信方面有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是一种以个体道德为基础的人格诚信和血缘诚信，它注重个体道德建设而相对忽视制度建设；西方的诚信则是在契约基础上的信用，它强调制度建设而对个体道德建设重视不够。诚信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础。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宁。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视讲究诚信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诚信问题在商界有所突显。比如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诸如打折、赠券、附赠礼品、免费服务等，消费者是不是真的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不然:一些商家采用打折前先抬价，后降价的方法哄骗消费者；有的商家发出的赠券须满足商家规定的附加条件后才能消费；“买一赠一”、“买一送几”实为搭售；还有商家打出购物返券的招数，吸引消费者循环购物……种种招数层出不穷，消费者稍不留意便会落入陷阱。这种以“打折”、“赠券”、“附赠礼品”等为幌子，宣传虚假广告，引诱消费者上当受骗，甚至以此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做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当促销活动发生争议时，商家又会理直气壮地树起“最终解释权”作为挡箭牌，“名正言顺”地逃避责任。商家们通过设置各类消费陷阱，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说到底就是缺乏诚信。

诚信不仅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基础或为人处事的底线，同样也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名片，如果你失去了诚信，别人就会把你的“名片”扔掉，不与你交往，这样你就失去了发展的机遇。

首先，诚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中国传统伦理中关于诚信的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适用性。为人诚恳，待人诚实，讲究信用，追求信誉，以诚实见信于人，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道理，也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秩序和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其次，诚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诚信是企业的生命，是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的纽带，是竞争力量和优势产生的源泉。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了WTO，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外向性特点日渐突出，如果做不到诚实守信，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势必要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最后，诚实守信是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要求。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职业道德要求，诚信适用于各行各业。对于党政干部来说，应当牢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注意发挥率先垂范作用，说实话，办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说，在职业活动中，要遵纪守法，合法经营，重合同，守信用。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必定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市场；一个缺少诚信的市场，肯定是一个低效率的市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每个人每天都要与他人、与集体交往，根据与他人、与集体达成的协议来安排自己的活动。如果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就无法进行，一切活动就无法开展，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混乱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开展诚信教育，提倡诚信伦理，增强诚信意识，形成诚信风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大力加强诚信建设。我国目前诚信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建立诚信机制上。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改进管理方式；进一步明晰产权，强化产权保护，明确诚信的主体；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失信的惩处力度；发挥中介机构信息传递的作用，改变有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不诚信活动的状况；加强道德教育，强化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