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图说长城

2024-05-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005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在这道弯弯曲曲无限绵延的长城上诉说着无限绵延的中国历史，记录着无数次民族之间的战争，如汉武帝征匈奴、魏太武帝征柔然、隋文帝征突厥、高粱河之战、萨尔浒之战等等，这些战争是民族矛盾冲突的产物。从此，南匈奴人民逐步转入定居和农牧生活，与汉族人民关系更为密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民族的名字在这里被淹没，许多新的民族实体在这里诞生，形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关系。

005　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在这道弯弯曲曲无限绵延的长城上诉说着无限绵延的中国历史，记录着无数次民族之间的战争，如汉武帝征匈奴、魏太武帝征柔然、隋文帝征突厥、高粱河之战、萨尔浒之战等等，这些战争是民族矛盾冲突的产物。但是，如果长城仅仅是古代战争留下的“土龙”，它绝不会令全体中国人民至今仍心驰神往，甚至把它比做自己的脊梁。长城，它是民族冲突的产物，更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将军楼俯瞰蟠龙山长城

自秦汉起，匈奴、氐、羌、东胡、乌桓、鲜卑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交侵错居，相互交往。以汉朝为例，无论是汉家屯兵移民置县，还是“匈奴入侵”或“汉人入匈”，其主要活动区都在长城附近地区。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渡黄河，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西击匈奴千余里，杀折兰王、卢胡王、俘虏浑邪王之子，并在居延、祁连山俘获单桓王、酋涂王，于是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安排浑邪王及其所领四万多匈奴部族生活在河套地区。从这以后，汉朝又以长城为依托，对河西地区实行移民、屯田、建立郡县等重大决策，使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与汉族长期共同生活相互融合。公元51年，从匈奴分裂出来的南匈奴单于请求归附汉朝，东汉光武帝安排南匈奴单于居住在西河郡美稷县，其部众四五万人则被安置在今甘肃、青海东部、陕西、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至包头一线长城带，帮助汉军守边。从此，南匈奴人民逐步转入定居和农牧生活，与汉族人民关系更为密切。

元代服饰

至公元216年，曹操从争取全国统一的立场出发，将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安排左部居住在兹氏（今汾阳县南）、右部居住在祁（今祁县）、南部居住在蒲子（今隰县）、北部居住在新兴（今忻州）、中部居住在大陵（今文水县东北），五部的居住范围南移至今天的山西境内汾河中游流域，迁徙人口约20万，为加强对南匈奴的统治与管理，曹魏在每部立匈奴中贵者为帅，并选汉人为司马监督，此后经过200多年，南匈奴基本和长城南侧的汉民族融合了。北匈奴西去，余下者则自称鲜卑，而强盛起来的鲜卑族又逐步在长城带同汉族人民杂居、通婚，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长城两侧的人民开始聚集融合，匈奴、鲜卑、羌、羯、氐、东胡、乌桓、甚至龟兹人纷纷进入长城带，同这里的汉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影响，以至一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南北朝和十六国时民族皇权的出现，与民族迁徙融合大有关联。广袤宽阔的长城带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大量汉人自愿或被迫迁徙到此与其他民族杂居，而其他民族之间，如匈奴与鲜卑、匈奴与月氏、匈奴与乌孙、匈奴与楼烦、鲜卑与乌桓以及鲜卑、月氏、乌孙、楼烦、乌桓之间也由杂居到相互融合。历经数百年的融合，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匈奴、东胡、羯、氐、乌桓等，后来都不再见于史乘，就是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融合于汉族或同其他民族，从而演化成新的民族实体。(www.chuimin.cn)

到隋唐时，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民族交流、民族融合逐步积淀稳定下来，各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都融为一体。两宋时期，长城带迎来了又一次民族大迁徙，突厥、铁勒、沙陀、契丹、女真等民族，动辄以数十万、数百万计之规模，在整个长城带各地流动迁徙。鲜卑后族党项族在西部长城带建立西夏国，东胡后族契丹族在东部长城带建立辽国，女真族在东北部长城带建立金国，金国为防御蒙古还在秦汉东部长城外修筑了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金界壕，这三国在建立和扩展势力的过程中，不断在长城带兴造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局面，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相互杂居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相互影响。从蒙古族在长城以北建立政权，进而占据长城带西进南下，建立起统一中国的元朝大帝国，到明末清初，蒙古、色目、满等民族再次大迁徙，形成了新的民族大杂居，新的民族大融合。这样，自唐末至明末，突厥、铁勒、沙陀、党项、回鹘、室韦、渤海、奚、契丹、女真等民族实体消失，更大的民族实体即长城带二十多个当代民族全部诞生，成为新的中华民族实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民族的名字在这里被淹没，许多新的民族实体在这里诞生，形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关系。并在整个长城带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长城带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历代各民族由杂居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

自秦汉至明清，匈奴、氐、羌、东胡、乌桓和鲜卑、突厥和回鹘、党项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复汇聚长城附近，逐鹿中原，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形成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实体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实体诞生。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形态一直是民族融合的基础，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形成，标志着两大系统民族的初步形成。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形成华夏民族，近长城以南的黄河中下游，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起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长城以北畜牧业地区在战国末期形成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匈奴奴隶制政权。长城的修建，使得长城两边的人流物流向长城聚集，促进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在民族融合时期，长城关隘成为互市的场所。汉宣帝时赵充国在《屯田奏》中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长城的修筑和屯田移民戍边政策的实施，为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之间发展正常的互市关系奠定了基础，从此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与汉贾客交易”，一时出现“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景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不在军事上有效遏制游牧民族，要想真正实现和平互市往来是不可能的，俺答汗就曾经在明朝嘉靖年间率十万蒙古骑兵围北京城三天，大肆抢掠财物、牲畜及人口，是为“庚戌之变”，因此，明朝在首辅大臣张居正的主持下贯彻“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边防方针，起用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名将增固长城，整饬边防，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

长城自存在之日起，就和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城与民族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如果抽掉了民族的内容，长城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意义，也就只能同亘古长存的高山、大海一样，最多只不过像古城堡一样留存于世，供人观瞻。因此可以说，民族是长城最为关键的复合体，是长城最活跃、最主要、最基本的要素。只有正确认识民族与长城的内在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过程中发生在长城带上的政治、军事等历史事件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长城带的经济、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

西汉名将赵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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