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新编经济学基础》

第三节　产业革命及其影响

一、产业革命的含义

产业革命，一般是指由于科学技术上的关键性突破，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进而使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在结构上产生新的变化。

在人类产业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共完整地经历了两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服务革命。每次产业革命都开始于人类科学理论的关键性创新，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生产率的提升，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的分工贸易方式，带来了剧烈的经济变革。所以，虽然历次产业革命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具有相同的演进路径，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基本范式。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第三次产业革命，全球生产组织的形成开始由企业微观行为决定，而企业行为的改变必然改变整体产业的主体结构。随着全球生产组织微观体系的建立，世界产业国际化的趋势趋于明显，生产国际化的程度愈加深入，形成了较大地理范围和完整经济体系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由于全球生产组织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以及“离岸外包”活动的盛行，第二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产业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学者称第三次产业革命为“外包革命”(Blinder，2006)。但是，有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被学界所忽视，那就是“外包革命”是否和以往两次产业革命具有相同的演进路径，从而和它们属于同一内涵范畴和同等级别的经济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要解决这个基本的核心问题，必须从以下三个层次的基本逻辑来解释。首先，产业革命的一般演进路径是怎样的;其次，“外包革命”的演进路径是否符合一般意义上产业革命的本质特征;最后，“外包革命”产生的经济背景如何，其基本范式如何界定，并且其形成的经济影响如何。

“外包革命”在基本的生产方式和分工贸易层面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和贸易一体化(Integration of Trade)。由此，世界范围内的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三个特征:一是产品的工序开始复杂化，工序数量开始增加;二是产品生产跨越国界，两个或多个国家为产品价值形成提供生产服务;三是至少一个国家在工序生产中运用了国外进口投入品，并且一部分生产出的最终产品或者中间产品最终出口到别国。其中，第一个特征描述了现代产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工序分割性，一般称之为“片断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这是“外包革命”的生产技术方式;第二个特征说明现代生产的组织方式需要借助外部市场进行协作，即经济学意义上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它是“外包革命”的生产组织方式;最后一个特征刻画了现代生产分工贸易的特征是以工序和中间产品为主的贸易分工形式，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工序贸易”(Tasks Trading)或者“中间产品贸易”(Intermediate Goods Trade)，这是“外包革命”的分工贸易方式。

“外包革命”具有和人类历史上前两次产业革命相同的演进路径，而且具有相近形式的经济变革，是21世纪世界产业革新的主要经济形式，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外包革命”的出现是在世界经济、技术和制度多种维度变革的条件下发生的，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而生产片断化、离岸外包和工序贸易分别刻画了“外包革命”的生产技术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分工贸易方式三个核心内涵，所以成为“外包革命”范式的基本要素;而“外包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从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三个层面对世界总体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和影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动因。

“外包革命”是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现实变革和未来趋势。欧美国家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调整产业结构，扩展经济发展空间，从而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中国现在面临着和当时欧美国家相似的历史环境，如何利用“外包革命”的变革机遇，发展我国产业，提高经济质量，以及和世界经济建立联系成为我国产业持续发展和实现“强国”目标的关键因素。

二、产业革命的一般演进路径

产业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活动，而是和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所以，对于产业革命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产业革命本身，而应该从产业革命产生的前因后果入手，全面分析其演进的一般路径，这样才能抽象出每次产业革命的共同特质，从而规范产业革命的阶段划分。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代表产业革命的基本特质。所以，对于产业革命演进路径的研究应该从产业结构变化的现实基础和时序变革入手，分析各种产业比例关系的变化诱因、条件和结果，通过对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变化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构建出产业革命演进的一般路径。

产业革命开始于科学技术的创新，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最终导致生产分工贸易模式的整体变革。由此，撇开自然科学演进逻辑，就产业革命本身的经济实质而言，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和生成逻辑在于生产技术方式的转变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分工贸易方式。所以，产业革命的一般范式可以总结为“生产技术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分工贸易方式”三个层面。生产技术方式是科学技术革命在产业革命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它规定了产业革命的内涵本质，是生产力层面的范畴;生产组织方式是在生产技术方式变革情况下，生产单位对生产的管理组织形式作出的调整，它设定了产业革命的外延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分工贸易方式是在产业生产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变化后，市场中的分工协作和贸易交换行为产生的相应变化，它是产业革命的具体经济表现，属于市场具体行为范畴。由此，以上三个方式是规范产业革命特征的主体维度，对其本质的界定和判断是确定产业革命基本范式的主要手段。

“技术经济范式”(Techno economic Paradigm)的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先行革命及其导致的科技革命的完成，是人类任何经济社会革命的起始路径。科学范式的创新和科学理论的进步推进生产技术产生了本质的变革，导致在已有社会经济要素下出现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生产要素更有效率的配置促使劳动生产率得以实质性的提高，使社会的经济绩效大幅提升，最终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就产业革命而言，科学理论的创新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已有传统主导产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这为新的产业出现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要素保障;同时，科技革命在产业革命产生之后继续发展，形成了稳定的科学范式和技术结构，从而在保证原有主导产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使得新的主导产业迅速扩张，最终形成新的产业层次，引发产业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产业革命的形成、发展和完成必将使得基本的经济层面上产生巨大的变化和波动，而经济层面的波动将进一步强化产业革命的影响范围和变革深度，所以由产业革命导致的经济革命同样是产业革命演进路径中不可忽略的层面。产业革命首先促使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导致要素在产业间形成新的配置均衡;而各国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贸易方式的变革，同时在需求层面上引导总体消费结构的调整和新型消费形式的出现。而经济革命进一步推进产业革命演进，为产业革命的持续提供动力。由此，产业革命的演进路径是一个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经济革命”的完整过程。这四次革命以“产业革命”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相伴而生，从而构建出完整的产业革命过程。

三、三次产业革命基本经济情况比较

(一)第一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期。

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得力学理论得以完善，电磁理论开始产生与发展。由于机械化生产技术的引入，农业开始进入以机械动力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农业时期，农业生产率开始大幅提高。这使得在农产品产出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开始出现，这些剩余农村劳动力成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必须的要素条件，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速发展。由于工业的规模生产效应高于农业的规模经济，工业制造业的规模迅速超过农业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使经济社会从以前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逐步过渡。

第一次产业革命大大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效率。而工业制造业的兴起，使得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从传统的农业大量流向现代制造业部门，城市人口开始增加，“大都市圈”开始形成。同时，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的收入开始增加;加之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制造业商品，所以经济社会的消费结构开始由以前的以农产品食物为主的消费习惯逐步转向以消费制造品为主的消费模式，恩格尔系数较之前的农业社会开始下降。此外，由于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工业品贸易开始代替之前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体形式，产业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国际贸易的总量也迅速扩张。

(二)第二次产业革命

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启动。

由于电子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以及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这使得制造业开始出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剩余，大量要素开始向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开始迅速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大量要素从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积聚，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要素聚拢的行业。服务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例开始扩大，恩格尔系数逐步降至50%以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在开放经济下的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增长中的主要动力，一些比较容易跨境消费的服务项目开始越过国境出口到别的国家，服务产品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成为增长最快的贸易客体。同时，制造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形成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此外，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各国开始生产具有异质性的同类产品。而人均收入相近的发达国家具有相似的偏好，服务业内的产业间贸易也开始盛行，产业内贸易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贸易的主体形式。

(三)第三次产业革命

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

这场革命已初具雏形，方兴未艾。互联网技术使得全球信息交换的速度加快，信息交换的空间扩大，知识传播的效率上升，这些都直接导致全球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空间范围的扩展。发达国家国内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开始国际化，利用全球资源的外包产业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接国外的服务外包及工序外包，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求“嵌入”地位，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学术界把这种通过供需外包和服务外包而形成的跨越国界的生产方式称之为“片断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这种生产方式扩大了制造业生产的要素使用范围，增加了可贸易服务的数量(Tradable Services)，使得大部分的制造工序和更多非个人的服务产品(Impersonal Services)开始实现离岸外包。这时，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先驱的发达国家的要素开始从低端制造工序产业向高端制造工序产业以及从非个人服务部门向个人部门流动。在国际贸易层面，以工序贸易和服务离岸外包贸易为形式的产品内分工贸易开始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全球生产、制造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国内个人服务业规模迅速扩张，人们消费结构中食品等必需品的开支比例进一步减少，恩格尔系数降至40%，甚至30%以下。由于网络平台的搭建，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协作进行消费品的自我生产，消费模式开始转变为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s)模式，消费和生产活动的边界趋于模糊，由“外包革命”引致的“消费革命”开始凸显。

由此可见，虽然三次产业革命各自的侧重点和基本内容稍有相异，但是三次产业革命的演进路径基本符合我们之前设定的产业革命一般路径。由此，“外包革命”是继“工业革命”和“服务革命”之后出现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以“外包革命”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基本表述符合产业革命的演进逻辑和产业革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符合新世纪产业革命的内在特质。

【相关链接】美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崛起对我们的启示

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就存在强弱交替变化的历史。第一次产业革命于18世纪60年代发生于英国，以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为主要标志。对于这次产业革命，19世纪时被历史学家称为“英国的世纪”。

在19世纪3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美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霸主地位，开创了电气时代。美国之所以在这次产业革命中崛起，主要是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抓住了这次产业革命的机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结果。日本从1868～1936年，用了70年左右时间，走完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二战”后，日本迅速恢复了经济，到1968年日本的GNP就已跃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

历史证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政策导向和发展新兴产业的问题。当然，说明能否实现跨越还有许多方面，这里就不再列举。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应从美国走向信息化的经验与日本经济衰退的教训正反两方面得到启示，使之少走弯路。特别是中国在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完善上，要使其适应时代的要求，并有利于企业活力的增强和竞争力的提高。大力推进信息化的进程，以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主要借鉴作用:(1)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许多发明与技术更新都来自美国。(2)积极引进人才。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吸收大量欧亚移民，提供了劳动力，带来技术与经验。(3)加强农业的发展和区域间经济的协调。美国的西进运动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4)保证政治稳定。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提供政治保障。(5)重视工业的发展。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帝国主义国家，工业产量居世界首位。(6)积极引进外国资本。这不仅使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发展，还集中了资本，使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资料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905720.html

四、产业革命的影响

国内外发展的实践证明，历次产业革命都会对世界及其各国的科技、社会、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一)物质生活的进步

产业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发展，而工业化又以其强大的动力，促进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近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科学的胜利进军，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最终给近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主义的发达化

与工厂制度的产生有关。工业革命以工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作坊和手工工厂，结果产生了两个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骄子，财富和数量使它成为社会中的领导因素。无产阶级从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中仅仅得到微薄的一份。共同的困苦和不幸在无产阶级中间灌输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思想，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了一致的关注，这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无产阶级文化的诞生。

工业成为国家富强的基础，自此以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兴起，都与机械化工业的发达有关。

(三)社会发展城市化

工业革命使有限的土地面积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刺激了欧洲人口在19世纪迅速增长。从1800～1914年，欧洲人口由1.9亿发展到4.6亿;同期美国人口从500万增加到约1亿人。与人口成长紧密相连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西方社会不断城市化。在德国，1840年人口有10万左右的城市只有两个，到1910年则达48个。英国190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工业企业雇佣的人口的20%左右。美国在1915年有40%左右的人居住在工业地区。

(四)新职业与新学问产生

工程师、工程教育…逐渐注重应用科学的研究。

工业革命使科学的意义和作用更为突出，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工厂手工业时代，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更多地依赖于工匠的娴熟技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进步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指导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一方面科学要自觉地以技术上的要求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走在生产的前面，加速科学的物化;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技术上的进步更直接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布莱克(JosephBlack，1728～1799年)的热学理论对于瓦特改进蒸汽机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提高热机效率也是19世纪热力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发展，同化学工业的发展和要求密切相连。电磁理论的研究成果对电气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先行指导作用。同样，电气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向电学提供了许多研究课题，如电子和放射性现象的发现等。因此，工业革命在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性成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方面，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工业革命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为了适应工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深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把兴办教育、开发智力、培养各方面人才作为基本的国策。许多国家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发展教育。1900年，英法德三国的教育经费分别占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9%、1.3%和2.9%;德国1913年的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总统制订《摩雷尔法》，划出大量国有土地作为创办大学的用地。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年平均为每个人口所支付的教育经费为举世最高。各国普遍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制，发展中等专业和技术教育，重视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普遍提高了国民文化素质。法国的文盲率从1865年的34%下降到1896年的6.8%;德国的文盲率从1865年的5.52%下降到1896年的0.33%。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教育，不仅培养出能适应近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者、科学家、商人和管理人员，更重要的是它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准，为西方近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五)新社会问题的产生

这主要包括新阶级的形成、劳工问题、失业问题、人口问题(如何增加粮食以谋求解决民食，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以使增加人口安居乐业)。

城市化一方面使人们摆脱了农村孤立、单调和平凡的劳动与生活，摆脱了愚昧和原始的社会习俗。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变成了资本的工具和牺牲品，他们生活在肮脏破烂的贫民窟中，时时受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威胁。城市中的这种光明与黑暗、繁荣与贫穷、进步与沮丧，同时为浪漫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

(六)各种社会经济学说的产生

1.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说(www.chuimin.cn)

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自由订约、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著名的理论——“无形的手”。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反映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过时的重商主义以及商业资本所维护的各种垄断，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力图证明自然永恒的市场规律支配着经济活动，国家的干预将破坏这些客观规律，并给社会带来不幸和灾难。

2.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是一架能自行调节的机器，不会出现严重失业的神话被打破。这场大危机后，西方国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日益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有形的手”。在此形势下，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凯恩斯被称为当代宏观经济学之父，他的基本观点是:(1)失业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社会总需求不是经常与社会总供给相等的，其中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时常存在的现象，而总需求不足就会导致失业。(2)要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政府应当担任起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3.萨缪尔森的混合经济学说

“二战”后，西方各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主义作了重大发展。其基本观点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烫平经济的波动，保证宏观经济的平衡增长。

4.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各国出现了经济停滞和严重通货膨胀并存的所谓“滞胀”，使得认为经济停滞和严重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出现的凯恩斯主义陷入窘境。在此形势下，已蠢蠢欲动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便开始复兴，不少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出现了对传统宏观理论进行抨击责难的不同学派，主要代表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拉弗的供给学派、罗宾逊夫人的新剑桥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英国哈耶克的新奥地利学派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的干预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成滞胀的根源，因此，应该实行一些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减少政府干预。

另外，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农业生产也有了新的改进;除生产技术的改良外，农业的经营方式也随着改进。

【案例与思考】抓住全球危机后的新产业革命机遇

——加快发展中国“三新产业”的思路

近两个半世纪的世界经济史表明，每一次大危机都会带来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危机波及面越宽、程度越深、时间越长，引发新科技产业革命的强度就越大，影响就越深远。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条件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南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其他各洲，都受到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以预见，本次危机之后出现的新科技产业革命，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强度上都有可能超过前三次。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特别是已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如何在走出危机困境、实现“率先复苏”短期目标的同时，谋划好危机后的中长期发展，就像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美国那样，抓住危机带来的新科技产业革命快速发展，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本次大危机之后，什么样的科学技术能促进新产业成长?什么样的产业能渗透、辐射和引领其他产业发展，并成为既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引擎又是结构转型升级推进器，而且自身拥有巨大发展空间的产业?要找到这种产业，既要看经济生活中影响全局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又要看是否具有解决该矛盾的市场需求及足够的科技条件。全局性突出矛盾给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市场需求给新产业发展带来增长元，而科技进步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实现条件。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将持续面临两个影响全局的突出性矛盾:一是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二是人口老龄化。这两个突出矛盾将促使能源、材料和医药供求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在推动相关领域科技进步的同时，带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产业(“三新产业”)的快速发展。能源、原材料供求矛盾，引发节能、节材及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的需求。

在全球化条件下，人口占比超过70%的发展中经济体加快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矛盾将更加突出。这是一个全球性“千年课题”。对于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期的中国来说，必将处在矛盾的中心。当GDP总规模还在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下、人均水平还在1000美元以内(2000年前)的时候，我国对能源、原材料的供求矛盾还不是很敏感，但当GDP的总规模和人均水平以4～7年左右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能源、原材料供给的外向依存度(能源和原材料净进口/GDP)逐年快速提高时，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反应就变得“十分敏感”起来。特别是在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中融进家电普及和汽车进入家庭的新内容后，我国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出现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2020年，我国GDP总规模和人均水平将分别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城镇居民家庭的电脑拥有率将超过100%(台/100户)，汽车拥有率将超过30%，农村居民家庭的家电、摩托车和汽车拥有率也将快速提高。如果创造GDP的能源消耗模式不变，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然维持在2000年～2008年年均1.2左右的水平，能源消费总量以7～8年翻一番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可能需要50～60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有效供给。对我国和世界来说，传统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及消费模式面临“极限式”挑战。这个挑战已经在本次大危机前“油和米”大幅涨价的数据记录牌上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这就要求世界和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不得不寻找可再生的新能源、新材料供给途径和厉行节约的能源、原材料消费需求模式。这也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人口老龄化带来社会压力，也创造出不断增加的新医药需求。

人类社会发展的长周期显示，全球人口在数量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使得人口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我国目前虽然仍处在“人口红利期”，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总人口)2008年为8.3%，静态看，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减速，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未来老龄化率将快速提升。1964年，老龄化率最低，只有3.56%，之后逐年上升。进入本世纪后，更是加速上升。1990年以前的8年，年均上升不足0.09个百分点:之后的10年，年均上升0.14个百分点;本世纪头8年，年均上升接近0.16个百分点。根据50～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快速提高趋势进行预测，我国到2020年的老龄化率有可能在15%左右，老年人口总量可能超过2.1亿，比现在的1.1亿增加近1倍。

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对未来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未来公共财政和青壮年家庭生活，无疑将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但也会带来规模不断扩大的保健和医疗需求，带动新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因为与青壮年相比，老年人更容易得病，更需要医疗服务;即使不得病，也因其自理能力下降而更需要他人护理。在可能出现一对年轻夫妇将要照顾两对老年夫妇的新情况下，这种护理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家庭以外的专业服务人员来完成，从而形成巨大的医护产业。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新一代家庭对生活、生命价值的新认识，人们有能力也愿意为使用新医药作出更充足的家庭预算，这就为我国在走向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发展新医药产业，创造了更加有利的需求条件和市场空间。

“三新产业”技术基本成熟，已具备产业化应用的市场条件:

全球化、信息化加快了能源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进入本世纪不到10年，全球能源技术已在节能和新能源开发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从用户使用的新能源产品看，为家庭、企业和社会活动开发出了以“3R”(Reducing减量、Recycling循环、Reusing再利用)为内容的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包括电动汽车、混合燃料车、燃料电池车等在内的汽车制造，正在加快应用新的动力燃料技术和低碳技术，推动新动力能源汽车进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阶段。包括建筑屋顶光伏系统、电梯起降能量互换、房屋结构智能化等在内的建筑节能技术，正在从建筑师的实验室走向建筑工地。

从新能源产品生产的来源看，运用最新技术开发出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核能、太阳能、风能、水能、沼气和潮汐能、生物质能等，以替代或减少传统的化石能源消耗;从北美到北欧，从柏林到东京，从深圳到连云港和青岛，从国家实验室到小规模试验性工厂，正在出现一系列创新的、取代部分汽油的生物燃料技术，从灵敏的微生物中利用热能和化学制品的方法，从甘蔗残渣中提取乙醇，将太阳和地热等自然热能转化成电能;利用先进的生物质能技术研制和开发下一代生物燃料，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关键作用。海水淡化技术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其产品的成本越来越接近自然淡水价格的水平。

与节能和新能源技术快速进步一起，新材料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步伐也明显加快。为了突破原材料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制约，我国材料研究专家和使用材料的企业技术人员在不断寻找“新材料解决方案”，以使耗材的产品、部件和系统更小、更智能化、多功能、与环境兼容、存续能力更强以及更大众化。进入本世纪以来，新材料技术在复合材料、纳米材料、智能材料、分子制造、纳米制造、敏捷制造和自组装等方面，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我国也有可喜的创新和进步。

在生物技术的近期应用方面，基因图谱、DNA分析仪器和基于芯片的系统，提高了遗传分析的能力，改善了药物开发和生物传感器研制的现状。转基因生物技术除解码人类基因和准确克隆生物和微生物外，还可改变动植物的遗传物质，将一些特定性状通过基因工程方法保存于某种生命形式中，这可用于改造粮食作物、经济植物、昆虫和动物。

在应对2008年秋季以来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加快了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在对生物能源和生物信息技术高度重视的同时，将新药、传染病防治、农产品转基因，以及发育和生殖科学、蛋白质科学等生育和生命科学列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的重大专项。

目前，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跟踪世界科研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方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创新不足，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步伐较慢，实验仪器几乎都要从国外进口。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针对目前的现实指出，“尽快把人类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已知，转化成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实际生产力，已经成为如今所有国家都在努力的方向。由此，我国如何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超前布局，显得尤为重要。”从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研究和防治的最新成果来看，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具有互动效应。虽然这种疾病具有短期性，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任何一个小数的疾病比例，都将对一个较大数量的生命群体产生严重影响，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健康和生命价值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新形势下，这无疑会给国家对疾病预控带来更大压力，但也会给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必须早做谋划布局。

加快发展“三新产业”，既要政策支持，更要制度创新。

(1)把发展“三新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实现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每一次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两个重大收获:经济出现新一轮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出现转型升级。主导、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既可以实现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又可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

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环境方面的长期挑战以及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失衡并行的短期挑战，我国经济要在同一个时期实现经济恢复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两个目标，目前，可供选择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是:积极主导、推动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三新产业”发展，在全球危机后的大国竞争中争取主动。要从发展战略上超越以往“物时代”的视野，从“见物不见人”转到“人和物和谐统一”;及时、果断地调整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现已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以粗放和数量为基础的重化工业增长模式;增强“三新产业”在制造业和其他传统产业发展中的渗透、扩散效应，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炭等高耗能产业实行“稳增长、上质量”的政策导向，将竞争力趋向下降的现有“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转变为更好地发挥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优势的“创造和研发中心”，全面提升国民生产和消费活动的“3R”水准，促使总体经济真正转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2)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在大国“三新产业”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和发展权。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本次全球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都在争夺“三新产业”的发展和控制权。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最佳手段，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建立在掌握世界当时最前沿科学技术基础上而实现的。21世纪以来，人类最前沿且愈益显示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是:新动力能源和基因工程。本次危机之后，再次引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国，将是掌握新动力能源和新医药革命之核心技术的国家。我国如不从资金上给以更多的支持，不在其他相关政策措施上采取非常规行动，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技术研究和产业开发方面，我国就有可能再次被排斥在新技术产业革命的“中心”以外，延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时间，甚至错失大国崛起的机会。为了既扩大内需以减缓低端工业出口大幅下降带来的压力，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对“三新产业”发展更大的主导权和发展权，我国应当进一步采取增加财政投人和补贴、大幅度减免税赋、提供低息和贴息贷款、尽快开通创业板以增加直接融资等措施，为“三新产业”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

(3)全面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和质量，培育和引进人才，为“三新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任何发展都要靠人，“三新产业”发展更要靠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知识的人才，靠在财富创造中不是更多使用“地矿”而是更多利用“脑矿”的人力资本。我国的人力资本正在以发达国家从未有过的速度增长，毕业和在校的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的人数可以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相媲美。

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在校和毕业的人数分别年均增长22%、33%和55%;研究生招生、在校和毕业人数分别年均增长31%、41%和61%;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长55%。每10万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数，2000年只有723人，目前超过2000人。学习工程学的学生人数20年前不足8万人，目前增加到60万人左右，而美国目前不足10万人。

与老劳动力相比，我国的新劳动力，特别是近几年加入到国家知识劳动大军中的“80后”，个人知识和技能素质快速提高。与欧美国家的“80后”相比，他们对知识和技能的认知、掌握和应用能力不相上下，而且更勤奋、更有成就理想的渴望。这是我国加快发展“三新产业”的主力，是重要的内因，也是大国崛起的“根”和“本”。

除了“内生性”人力资本外，加人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在接受欧美国家的直接投资资本(FDl)和购买其技术的同时，也在快速吸收欧美国家的新技术人才，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人力资本价格下降，加快了我国人才吸收的速度。这是我国加快发展“三新产业”的有利外因，是不可多得的外部条件。

但是，与欧美国家的教育相比，与发展“三新产业”的需要相比，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还较为落后，特别是农村教育落后。虽然国家规定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民实际受教育年限目前不足8年。在7.8亿从业人员中，拥有高知识、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比重过低，包括大部分“农民工”在内的、基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占比重过大。我国想要掌握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教育和知识发展格局。

长期看，应尽早将义务教育年限由9年提高到11～12年，增加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加快发展私立高校，建立多元化高等教育体制，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每一个愿意上大学的农村孩子都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短期看，应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强化任职前岗位培训和任职后技能培训，建立中小企业公共培训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实施员工持续培训计划，促使新老员工共同适应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应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及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要，调整和创新教学内容，改造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学方式，运用网络平台和各种信息技术工具发展远程教学和网络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使学校在发展、传播知识的同时为“三新产业”产业发展输送更高质量的人才。

(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激发和保护个人、团体和企业的创新精神。2000年以来，国家研发项目支出每年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0.9%提高到2008年1.52%。

但是，我国仍缺乏促进持续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存在某些漏洞，保护效果不很理想，严重影响了国民进行潜心研究和持续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采取更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和更严厉的侵权惩罚措施，保护发明专利和各种知识产权，是促进科学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在全社会营造创意、创新和创造氛围的基本保障。为此，我国应对各种发明专利采取更为严格的法律保护，避免发明人利益受到侵害。要完善专利申请体制机制，给专利申请者提供更多便利，改变技术发明多、专利申请少的局面。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更应加强保护和管理，防止盲目向外国转移，特别是防止将国家投资的研究成果授权给外国企业。要建立部门协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体系。要在保护专利发明人利益前提下，提高各种技术创新成果的利用效率。

(5)制订统一的行业标准，为“三新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在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争取到主动权，不仅要在技术上有领先突破和在政策上有强力支持，更要率先制定行业标准和为行业发展提供足够且便利的基础设施。以发展新动力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既要在电动机和电池上有创新设计，达到替代或节省能源的目的，更要为新能源的广泛使用提供便利，这就要求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完备的基础设施。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这样，新材料和新医药产业发展也是这样。

(6)增加政府采购，从消费端支持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发展相比，新产业发展往往会因为生产和销售规模小、成本高、价格贵、服务体系不完备、产品未形成持续品牌效应、消费者认知时间短、消费习惯改变难等问题，而使“三新产业”的产品提供商面临营销困难，为了缓解这些困难，缩短“三新产业”产品市场开发的时间，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在采取补贴等措施增加民间消费的同时，增加该产品的政府采购，带动新动力能源汽车的研究和产业化开发，促进生产和销售，降低成本和价格，加快汽车充电站的建设，形成便利、高效的新动力能源汽车运营体系。政府可在办公楼建筑材料和公共医疗报销清单中，列入新材料、新医药商品目录，这会产生示范和推广效应，加快新材料和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步伐。

(7)放松管制，降低门槛，促进“三新产业”在竞争中自由发展。从世界新技术产业成长的历史看，“专利保护”和“开发自由”两者缺一不可。对技术专利发明的知识产权要保护，主要是保护专利发明人的利益，以激励人们进行更多的发明创造。对购得技术专利权的商业开发要放松政府的行政限制，促进自由竞争，提高技术的使用效率，给人类带来最大化的福利。按照国家利益至上的最高原则精神，加快新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推动新技术自由开发和应用，为“三新产业”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条件。在严格保护专利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开发的自由竞争，这是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的基本要素。

(8)建立严格的安全监管和全面质量审查制度，保障“三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任何新产业发展一样，“三新产业”发展在对人类产生正效应的同时，还可能伴随负效应。科学而明智的选择，不是全面排斥，而应坚持“逐步、有选择利用”的方针，总体减少或局部避开负效应。在新技术产品使用前，实行最严格的安全监管和全面质量审查制度，保障新材料、新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比如，在转基因生物产品的使用方面，可对直接食用的转基因食品采取谨慎态度，等到科学家形成比较统一的安全性评估结论后，再进行大量生产和消费。又比如，在纳米用品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因纳米粒子小到可以很容易被皮肤吸人和吸收，而一些纳米粒子在吸收很长时间以后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在纳米涂层、纳米化妆品和纳米服装进入商店货架之前，要建立严格且持续的安全监管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并要求所有纳米公司严格遵守这样的制度。

总之，在“后危机”阶段，既要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降低危机造成的影响，率先走出危机，实现保增长、保就业的短期目标，更要谋划未来，把握和主导危机后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争取新一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实现大国崛起和复兴的梦想!(作者陈东琪: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资料来源:陈东琪.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9.8.18

案例思考:如何抓住全球危机后的新产业革命机遇，加快中国“三新产业”的发展?

思考题

1.产业的含义有哪些?

2.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3.如何理解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4.简要说明产业革命的含义和一般演进路径?

5.简要说明产业革命的主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