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军队统一强大！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

早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时,我党就在自己掌握的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无论南昌起义部队还是秋收起义部队,党的组织都是以团为支部单位,而在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却没有党的组织,这势必会削弱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三湾改编”开始,把中共党支部建在每个连队,营、团成立党委,排、班成立党小组,统一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委领导。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战斗的核心。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和行动,都要经过同级党组织(党委会、支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1927年9月29日晚,在一间普通的“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了进行改编的主张。毛泽东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是政治上的领导,再次是组织上的领导。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红军长期战斗在农村环境,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自私保守、自由散漫的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地被带到红军中来。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是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到党对于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和党的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同志从我党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成了工农革命军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时,对部队实行了“三湾改编”,首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张宗逊回忆说:“部队经过改编以后,组织精干了,连队充实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呈现出新的气象。广大干部、战士反映,这一下可好了,革命有奔头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以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人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竟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大都是不辞而别的,有的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斗争,回了家；有的则去投降蒋介石、汪精卫,当了叛徒。总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走了,部队不但毫无损失,反而更精干,更坚强了。”对于人民军队来说,是否坚持绝对听从党的指挥,关系到人民军队能否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坚持正确的建军方向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

三湾改编,毛泽东以一个崭新的命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开创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原则。陈士榘在回忆录中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把党的支部建在团上,曾使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在北伐战争中获得‘铁军’的称号。毛泽东继承发展,提出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重大问题均由党委讨论决定,从此,这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当时党的活动是不公开的,但我们都知道,会做工作,遵守纪律,作战勇敢的人多是共产党员,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个个都是样板。”罗荣桓同志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党还处在幼年阶段,对党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军队中党的组织力量薄弱,每团只建立一个党支部,经不起严重斗争的考验。秋收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中的党组织比以前的部队要强一些,但是仍然抓不住士兵。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因为连队是部队的基层单位,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团结和教育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原则建立和健全了红军中党的各级组织,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那时,尽管大家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红军的革命斗争性仍然是高昂的。后来,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¹⁾“三湾改编”时,班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制度,加强了“党在军中的工作”。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组织建党的重大创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积极地探索党的支部建设问题,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和支部工作,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指出党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对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入无政府,定是失败。”1935年8月9日,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中国近代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锻炼的苏区人民,并没有因为敌人的白色恐怖而失去对革命的信念,放弃对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的支持,而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越过敌人造成的许多障碍,支援红军,共同战斗。在恶劣的环境中,湘鄂赣苏区各级党组织振奋精神,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领导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组成许多游击小队或游击小组袭击敌人,炸毁敌人碉堡,破坏敌人军事设施,捣毁敌人区、乡政权,使敌人胆战心惊,不得安宁。有时,游击队深入外线活动,建立新区。原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八连指导员汪克明在“六、七月事件”后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主动地收拢失散和负伤的战士到高安华村寨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武装。经过艰苦的斗争,成立了修铜宜奉游击第二大队,开辟了高(安)奉(新)边新区。省军区通讯班班长王义勋在龙门山战斗失败后,带领战士成立了靖(安)奉(新)高(安)边游击队,在靖奉高边打土豪分浮财,筹粮筹款,建立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干部是这样忠心耿耿,重振旗鼓,继续战斗,战士也含辛茹苦,前赴后继,坚持斗争。原红十六师四十八团16岁的小号兵丁朋华,在战斗中被打散后同另一个青年战士林子金一起,餐风宿露,寻找队伍。他俩先在靖(安)武(宁)水(修)安(义)深山的一个纸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向纸工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纸工觉悟,随后在纸工中建立工会组织,带领纸工们用一把号、一支枪机智勇敢地袭击了地主民团,后来组织纸工成立了地方游击队。1935年,他俩带着这支游击队,找到东北分区,回到了红十六师。湘鄂赣苏区广大干部、战士就是这样忠诚于革命事业,经受着艰苦考验,支持着革命斗争⁽²⁾。

尽管敌人对红军家属进行残酷的迫害,尽管斗争的形势十分紧张,斗争生活越来越艰难,各湘鄂赣苏区人民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党对红军无比深厚的感情,踊跃把自己的儿女、丈夫和亲人送去当红军。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春季里来万物新,我送我儿当红军；

一心奋勇杀敌人,家中事情莫牵挂；

夏季里来月儿圆,我送哥哥上前线；

你当侦探我带路,长大我也把枪扛；

秋季里来秋风爽,妹妹送哥我送郎；

纳好鞋子千层底,冲锋立功好得奖；

冬季里来雪漫天,家家儿郎上前线；(www.chuimin.cn)

三九严冬心似火,人人心里像蜜甜。

在高安、奉新交界的一个山村里,有个大婶把二儿子送去当了红军,后来苏区变成游击区,联保长把她抓去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放出来后她带着遍体鳞伤又把小儿子送到苏区,参加红军。苏区人民就是这样百折不挠地支援革命⁽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重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在建党初期更多的是模仿苏联,但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建党理论。特别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的建党思想,从此中国革命不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革命遇到了各种艰难曲折,但每一次扭转革命斗争的形势,靠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红色文化中,有许多信念坚定,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刘伯坚同志的家书就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

敌人施尽了各种手段,都无法使刘伯坚屈膝移志。于是,粤军驻镇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电请蒋介石核准,要对刘伯坚下毒手。临刑前,敌军法处长问他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说:“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我死后要把我葬在梅关,我好站得高看得远,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敌人无奈,只得给了他纸和笔。于是,刘伯坚写了临刑前的家书。他在给妻子王叔振的家书中写道: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

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三月二十日　　

于大余　　　　　

这封家书,正气浩然,动人心魄。正如宋任穷同志所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了不起,快要上杀场了,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的字迹和笔画,几乎和工作时字迹和笔画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改变。”这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视死如归的伟大气概。⁽⁴⁾

在革命年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保证,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任何政党能够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我们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为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建设蓝图的第三个伟大目标,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要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只有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献,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总体布局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政治保证和成功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依靠党的领导。”历史经验证明,要领导全国人民把各项事业建设好,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生活,关键在于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