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创新战略思维与中国革命战术

第二节　创新战略思维

中央苏区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战争,经历了胜利(粉碎第一至第四次“围剿”)、失败(由于执行王明错误路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胜利(主力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曲折过程。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干部的实践和流血牺牲,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磨炼和造就了我党我军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创造和发展了全新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理论。毛泽东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出发,阐明“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道理。科学的军事战略思维,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一系列的科学战略决策随之制定。1927年,毛泽东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毛泽东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其战略战术也表现在“奇”上。毛泽东强调:“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介绍红军的战术说:“除了这一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可以说明它的许多成功的军事发展。在井冈山我们用四句口号扼要概括游击队作战采取的方法,红军就是从这些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1.敌进我退；

2.敌驻我扰；

3.敌疲我打；

4.敌退我追。

“这些口号最初遭到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反对,他们不同意我们主张的这种战术。但许多经验证明这些战术是正确的。总的来讲,红军什么时候背离它们,什么时候就受挫。我们的力量小,敌军超出我们十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战斗物资都有限,只有将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希望在与基础雄厚得多的国民党的斗争中取胜。

“红军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中集中主力,进攻后迅速分散。这就意味着要避免阵地战,努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摧毁他们。

“总的说来,在扩大苏区中,红军的纲领是赞成波浪式或潮水式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推进,不深入巩固已得地区。这一政策正如上述战术一样是行之有效的,是多年的集体军事政治经验发展而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将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并吸收全部游击队。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推进,不要确保后方。只要轰轰烈烈地进攻大城市,配合以暴动和极端行动。当时,李立三路线统治着苏区以外的党,其影响足以迫使红军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它而不顾红军战地指挥部的决断。其后果之一就是进攻长沙,另一后果则是进军南昌。但红军拒绝使游击队丧失机动性,拒绝在这些冒险中把它的后方向敌人敞开。”⁽³⁾

毛泽东认为,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1928年4月,赣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八十一团由永新、遂川分别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采取避敌主力,攻击侧翼,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的作战方针,同朱德、陈毅等根据敌情,部署第十师第三十一团阻击赣军第七十九团,部署第十一师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佯攻遂川,迂回侧击赣军第八十一团。1928年4月底,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阻击敌第七十九团的进攻,第二十八团直下遂川五斗江,打垮赣军第八十一团,在永新城击溃敌军第七十九团三营和守永新县城的第八十团,占领永新县城。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也进驻永新城。赣军的第二次“进剿”被打退。红军的游击战战略战术,1928年5月被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这“十六字诀”又被升华为“诱敌深入”的游击性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敌进我退就是当敌军向红军占领的根据地进击时,红军在战略防御中,为了保存自己,就必须实行战略退却。当敌军进入根据地后,为了使其不得安宁并削弱其战斗力,应进行“敌驻我扰”。而当敌军被扰得疲惫不堪时,就要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所谓“敌疲我打”。当敌人不得不退却时,就乘胜追击,全线出击。从“敌进我退”至“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包含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和寻机而战的内容。从退却中避开优势之敌,避开进攻之敌的锋芒,寻找机会专打被削弱了的敌人或敌人战线中的薄弱部位,就很容易成功。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我国古代以弱胜强传统军事思想的吸收。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军事学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与此同时,还受作战双方主观指导能力和人的自觉能动性发挥的影响。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研究战争这个复杂的矛盾事物,揭示并阐明了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战争运动发展过程的始终,贯穿于战争的各个方面。1929年2月10日,红二十一团第三营指战员打垮尾追敌军,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认为“追剿”军仅有刘士毅旅两个团,战斗力不强,可以利用大柏地十余里长的狭谷打伏击战,决定布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山林中,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进入伏击圈,消灭这股敌人。下午战斗打响后,红军发起勇猛攻击,全歼被围之敌。这次战斗,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机关枪6架。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经过近3年频繁的游击战斗,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以十六字诀为核心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政策”,“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运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⁴⁾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0年12月下旬,在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列举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第一,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条件。第二,主动选择有利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察明敌军行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拣弱的打。第五,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在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红军以弱胜强,不断取得胜利。

耿飚将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就在敌人做着“八百里连营”的美梦时,我军3万多兵力已经集结成拳头。我们既不轻敌放松,也没有惊慌失措。总前委在慎重地选择着初战的目标。小布附近有一条小河,小河旁有一片梨园,四周是隆起的高坡。总前委派人在梨园旁搭了个台子,准备召开第一次反“围剿”的军民誓师大会。

那天是个晴朗的冬日,太阳照耀着大地,使万物充满了生机。宣传部的同志们在主席台上挂起一副对联,那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的: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www.chuimin.cn)

这就是我们“十大军事原则”的雏形。这次誓师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主席台设在低处,而部队和群众在周围的高坡上,就像现在的体育场一样。毛泽东同志讲话时,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尽管没有扩音设备,但由于会场那喇叭式的地形和他那洪亮的声音,使每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会场上一会儿欢笑,一会儿鼓掌,气氛十分热烈。⁽⁵⁾

1931年3月7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歼灭敌人的通令,对地方武装详细而具体地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疲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和十种办法。毛泽东总结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时说:“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1932年夏,毛泽东重过大柏地,回忆起1929年2月利用山高林密的条件,指挥红四军消灭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胜利,作《菩萨蛮·大柏地》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秋至1933年6月,毛泽东率领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连续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毛泽东认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固守地方为主,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法。他认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是基本上无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实行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式,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周旋,红色根据地逐步扩大。莫文骅将军回忆当年的歼敌情景说:

面对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率红军主力由兴国的高兴圩、老营盘向富田开进,然后拟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

……

敌人一个炮兵营过不了山,被困在山沟内,我连占领了高地,大家齐声往下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敌人听了宣传后,向我连大声喊道:“派长官下来谈判!”我当即把部队布置好,自己一个人下山去。他们见我一个人下来,惊魂稍定。我大声向他们讲道,你们已被我军四面包围,而且你们整个也成为“瓮”中之“鳖”,你们唯一的生路,就是放下武器,缴枪投降。红军一向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红军绝不虐待,更不杀害。若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发放路费礼送回家。

他们听了我的话后,看着高地上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他们,表示放下武器投降。我当即给他们下达口令:枪丢一边,人站另一边,集合!这样,我连俘虏该营150多人,缴炮9门,轻武器一批。⁽⁶⁾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井冈山根据地史略记载了这样一个红军集中兵力打胜仗的战斗故事:

过了旧历年没多久,大约是1928年2月间,又像上次在茶陵一样,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向遂川压来,企图把我们歼灭。毛委员迅速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带回井冈山中心区域。此时,朱培德的一个营趁我们在遂川之际,进占了井冈山根据地北面大门宁冈。这股敌人孤军深入我根据地,开始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

宁冈县委根据毛委员的指示,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使他们一日数讯坐卧不宁。后来敌人发现我方尽是赤卫队没有主力,便骄傲松懈了。毛委员根据以上情况,决定用优势兵力(一团全部,二团1个营)吃掉这股敌人。深夜,毛委员带着部队,赶到宁冈新城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一团一营一、三连主攻东门,一连连长员一民,三连连长姓杨,三连副连长叫张清泉。一团三营和一营二连攻南门,二连连长陈毅安。袁文才的部队由游雪程带领参加了战斗,埋伏在西门外。还有群众配合,如组织担架队。当时指挥战斗一是递条子,二是用通讯兵、传令兵指挥。

此时天才大亮,敌人和往日一样,正在城南的操场上练操。毛委员带我们隐蔽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枝,做徒手体操时,命令我们一排子弹打过去。敌人大乱,有的连枪都顾不得拿就逃向城里,我们乘胜追击攻南门。第一连连长员一民领着战士们,扛着梯子(木制的、竹制的都有),背着稻草,猛攻城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里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南门也被打开了,我们高减着“冲啊”“杀啊”冲了进去。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碰,企图突围,却被我们顶了回去,最后只好逃出西门。出城不远,是片稻田,又遭到我们二团一个营的伏击,我们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