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安源并在此进行了实地考察。接着,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前往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到1924年6月1日,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安源党组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支部。......
2024-04-07
第二节 三破铁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就一直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欲加以“剿灭”,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战事不断,蒋介石为此焦头烂额而无暇顾及“剿共”一事。因为他认为:就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而言还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更不足以撼动他的统治地位,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各路军阀则是“驱蒋下台”的心腹大患。因此蒋介石首先决定全力以赴对付各路军阀,至于“剿共”一事则只能督促或寄望于各地政府和军队自觉的“进剿”、“会剿”。红军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对景德镇、长沙和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攻战使得国民党反动集团大为惊慌。中原大战还未完全结束,胜券在握的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将“肃清共匪”宣告为其治理国政的首要政治措施,10月23日偕夫人宋美龄赶赴汉口亲自主持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议,部署对江西苏区红军的“进剿”。
至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到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十万之众,同时蒋介石指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七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一指挥各路军队。11月2日,鲁涤平将集中于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第十八师、二十四师和十三师集结于樟树、丰城及临川一线;第二纵队第五十师集结于西山万寿宫、靖安一线;第三纵队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集结于上高、高安等地;限5日前后各路集结完毕,企图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袁水流域的清江(今临江)至分宜地区。
此时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已经逐渐克服“左”倾冒险主义的羁绊,放弃了对南昌、九江等大中城市的攻打。为粉碎国民党十万大军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罗坊会议”制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定主动东渡赣江,“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为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江西苏区军民也深入开展了政治总动员,在坚定必胜信心的同时,积极开展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在大战前曾先后签发了《宣布全省军事委员会成立,指挥全省武装斗争》《猛烈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以及《动员广大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等通告或紧急通令,号召苏区军民调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红军,对敌人则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使敌人消息闭塞,供给难以接济。在诱敌深入后,“各级政府都要组织士兵运动委员会并预备老人、妇女及活泼的小孩,在白军到来时有技术的向他们宣传,使白军士兵暴动起来成立红军”(4)。苏区军民万众一心、积极备战,这就注定了国民党军队势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5)这也是一切敌人为什么围不垮、打不败红军的根本原因。
因红军已先期转移,敌人在袁水一带扑空,遂转向赣江东岸推进,欲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按计划实行战略退却,除以少数兵力配合群众武装迟滞、消耗、疲惫、迷惑敌人外,主力却于11月中旬分别从赣江东面的新干、崇仁、南城、宜黄、乐安、永丰地区和赣江西面的路口、油田地区转移,积极主动地向根据地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12月中旬,红军主力退却到宁都县的黄陂、小布一线集结。红军原本选定吉安富田、东固一带为反攻的预定战场,然而这时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总前委的错误判断,致使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发动了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红二十军开出富田并临时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红军主力不得不继续东移至黄陂的平田、砍柴冈、安福圩地区,待机破敌。
大战在即,为了进一步增强军民必胜的信心,鼓舞士气,12月25日,毛泽东在宁都主持召开了数万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并亲拟对联一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终于捕获到战机,先后在龙冈、东韶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共歼敌人一个半师15000多人,缴获枪支12000多支,并活捉敌军王牌师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赞,4万红军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10万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也是中国红军建立3年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大的军事胜利。在这次反“围剿”后,红军利用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动员被俘的敌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红军,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顺风耳”、“千里眼”。为庆祝这次伟大胜利,毛泽东写下脍炙人口的词章《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阕: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使得蒋介石集团大惊失色。1931年4月,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率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等部,共18个师又3个旅20万人,向红军进攻。此外,蒋介石还调动了3个航空分队共7架飞机进驻南昌、樟树、吉安机场配合陆军作战,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七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对于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毛泽东等人已有清醒的认识。第一次反“围剿”一结束,红一方面军总部便发动苏区军民抓紧备战。红军主力经过两个月的战略展开,先后攻占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边界清除地主武装及据点,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不仅巩固了苏区,还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奠定了物质与群众基础。在“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之际,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总部“唤起工农千百万”,为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实行了政治总动员。
第一次反“围剿”后不久,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在苏区先后成立,项英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同时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同年的2、3月还分别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以朱云卿为代理部长的军委参谋部。由于王明路线已进入苏区,使得苏区领导人在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项英认为,当前敌强我弱,光靠红一方面军的3万多一点的兵力难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主张跳出根据地。彭德怀等也主张采取“削萝卜”的战术“分散退兵”以保卫根据地。而毛泽东等人则坚决主张在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在刚刚到达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支持或默认下,经过反复讨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青塘会议)最终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www.chuimin.cn)
1931年5月16日至1931年5月3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里,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歼敌3万多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多件以及大量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毛泽东又兴奋地填了一首《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唤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中央苏区红军居然连续两次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这使得蒋介石大为恐慌,同时深感红军力量的强大。1931年6月,蒋介石以“不能成功,誓当成仁”的决心亲赴南昌督战,并将自己的嫡系精锐部队也一同调往前线,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率7个师从南城方面向苏区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率7个师从吉安方面深入苏区。另外蒋介石还配备了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以及航空处等,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在战法上,蒋介石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针。对根据地从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以重兵从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将红一方面军消灭在赣南。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布了总攻命令。
由于相隔第二次“围剿”仅一个月,红军尚未得到休整,人员也未得到补充,仅有3万余人。总部电台在截获敌人总攻密电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主力还远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分散于闽北、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集款物,这些使得红一方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然而,红一方面军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果断地实施了“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计划,与红三军和红三十五军胜利会合;此时,红七军和红二十军东渡赣江,也与红一方面军主力实现了会合。红七军是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由广西转战千里于1931年2月到达苏区的,随后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奔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红七军所部五十五、五十八团在张云逸、李明瑞率领下编入红三军团建制,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红军机动灵活地穿插于敌军的重兵集团之间。在赣南山区,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两个师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攀山越岭、忽东忽西,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7月至9月近3个月的斗争中,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与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6次战斗,共歼敌17个团约3万人,其中俘敌1.8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然而,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在高兴圩战斗中英勇牺牲,被毛泽东称为“飞将军”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突遭敌机扫射时也不幸壮烈牺牲。
红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依靠苏区人民的无私帮助,顽强斗争,不怕牺牲,以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少胜多,“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白军,开辟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6),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效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使得红军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锻炼后成长为中央苏区的中流砥柱;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使得中央苏区的版图得到不断巩固和扩大,长期被分割的赣南、闽西根据地也已连成一片,开始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此外,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还使得中央苏区赢得了相当稳定的一段时间,使得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有条件研讨和部署“一苏大会”的召开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等有关事宜。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是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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