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各一部,乘红四军主力还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向井冈山进犯。红军不足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奋勇抵抗,激战一天,击退敌军,胜利地保卫了这个革命根据地。......
2023-07-23
第二节 统一战线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敏锐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通过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3)此外,毛泽东还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主张依靠农民作为“革命的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政权——农会,然后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所有这些观点和他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为他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反而促使他更为实事求是地思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此时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在中共五大前夕,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革命应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斗争,“不但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没收富农的土地”。此时毛泽东提出的土地大纲虽有点激进,然而,他已经开始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土地问题。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使统一战线有其牢固的基础。虽然毛泽东的建议直至秋收起义爆发前也没有被中央所接受,然而毛泽东在思想上已实事求是地把中国革命道路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这一伟大思想提供了实践舞台。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就已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单打独斗是难以成功的,必须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力量实现大联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要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实现自己的光荣使命,必须有严明的纪律,严明的军纪是部队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军队获取人民支持的必备前提。
1927年10月下旬在上井冈之前,毛泽东再次要求部队与群众搞好关系,与王佐、袁文才部队搞好关系。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得不到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得不到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重塑工农革命军的崭新形象,彻底与旧式的军队分清界限,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遂川县荆竹山宣布了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李家坪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一组织纪律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开始出现在根据地人民面前。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工农革命军的时候,也并不了解这支军队与旧军队有什么不同之处。部队在严格实行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人民改变了对共产党军队的看法,同时这也极大地触动了王佐、袁文才和他们的队伍。这为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有一个安稳的后方,毛泽东开始了对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的统战工作。然而事情并不简单,虽然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而且两人都曾参加过大革命,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的这支队伍并没有多少了解,心中存有疑虑是在所难免的。据何长工回忆,当时一些同志提议,他们就那几十杆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而毛泽东则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心胸不能太狭窄,更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待曾大力支持过革命的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并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政策问题,对待这样的绿林武装,我们应该积极地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的革命武装。(www.chuimin.cn)
为了更好、更快地争取这两支队伍,毛泽东选定已加入共产党的袁文才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通过调查,毛泽东找准了工作的切入点。袁文才部有一百五六十人而只有60支枪。毛泽东提议通过“赠枪一百”来加强与袁文才的联系。但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余洒度、苏先俊等人的强烈反对,后经毛泽东的反复说明,最终前委的多数成员才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不久,毛泽东和少数随员还参加了袁文才所设的“鸿门宴”。所有这些让袁文才深受感动,当下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回赠革命军银元600块,并答应做王佐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应袁文才、王佐的要求,先后派了徐彦刚、陈伯钧、何长工等20多名党员干部到他们的队伍工作,提高了他们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并在他们的部队里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先进性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不仅重新激起袁文才已深藏心底的党性意识,而且还深深地感动了绿林人王佐,他们不仅帮助工农革命军渡过了难关,1928年初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王佐和袁文才还将他们的队伍正式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有了自己的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日益坚信,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与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处于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地区,居民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农民。而这里的土地,大半被地主所占,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必须把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他们,此外,还要受其他种种剥削,因此能否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是中国共产党能否与广大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关键。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并把它看作是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为了更好地贯彻土地革命政策,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毛泽东自己也亲自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调查研究、指导分田。1928年10月上旬,湘赣边界的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该土地法总结了自1927年冬以来在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该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土地,不再以劳动力为标准而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后土地归农民个别耕种。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分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还成了工农兵政府的主人,因此他们不但在心理上认同苏区变革,而且还积极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他们成为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井冈山农村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的影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政策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没收一切土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富农、中农的切身利益。“左”倾政策使得红军“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也是“做得十分厉害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与打击小资产阶级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4),这些过左的政策使得我们党“拿不住中产阶级,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此时的毛泽东在深感“此问题实在严重的很”的同时,也陷入了今后如何更好地团结中产阶级,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思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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