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2024-04-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就时间上说,它远远晚于中国早期的其他工人运动；就规模上说,它也远远小于“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或上海工人运动。那么安源何以能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源地呢?如果说, 1922年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将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的初步尝试,那么1927年9月在安源策划的秋收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探求革命实践道路的更为伟大的尝试。

第一节　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就时间上说,它远远晚于中国早期的其他工人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19年有记载的工人运动就达130多次)；就规模上说,它也远远小于“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或上海工人运动。那么安源何以能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源地呢?

安源,位于江西省西部,毗邻湖南省,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历史上素有“吴楚咽喉、赣湘通衢”之美称。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的简称,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898年3月,当时清朝的买办官僚盛宣怀在安源创设“萍乡煤矿总局”(简称萍乡煤矿局)。萍乡安源煤矿与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联合组成汉冶萍公司。安源煤矿属于汉冶萍分部,后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大的产业,拥有工人12000余人。为了解决安源煤矿的运输问题, 1906年,株萍铁路也随后建成,拥有职工1100余人。

作为全国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安源路矿的工人阶级是有着典型中国特色的产业军。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还只是一个崭新且非常幼稚的阶级,但却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都与本国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代表了本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有前途的阶级,然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物质生活上均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汉冶萍公司实权归日本人所有,工程大权则为德国工头所垄断,整个企业采取封建把头制。安源路矿的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重压迫,政治无自由,权益无保障。他们作为公司生产的主体却不能参与企业管理,不能接受教育与培训,每日为公司创造数以万计的剩余价值,却不能养家糊口。

安源煤矿在矿长、矿师之下,工程方面有电机处、洗煤台、修理处、直井机器处、总平窿工程处(窿即隧道)、运输处、土窑洋土炼焦处、材料所,在事务方面分为会计处、稽查处、物料处、采办处、参宿处、医院等,总平直井,分十一段。一万多人的煤矿,其中机器工人千余人,窿工6000多人,杂工及炼焦工人2000余人,大小职员只占400余人。煤矿除窿外机器工人和窿内杂工采取点工制(以日记工资)外,其余均采用包工制,工人均在包工头手下做点工。因此,安源的工人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不能直接与资本家交易,中间还必须接受包工头的剥削。

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分,而工头给工人的则只含铜圆二十六枚(安源的洋价,每元可换铜圆二百一十枚),包工头从工人身上榨取所得往往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三四倍。煤矿小工每日的工资少者仅两百文,多者也只不过二百七十文；大工少者三百文左右,多者也仅仅为三百九十文上下。窿工休息、未轮班的时候还必须扣除伙食,误事者则还要罚工资。此外,工头发工资的时候还经常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则只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却不以不足数之铜圆付给。而包工头每月的收入大多在七八百元,有的甚至上千元。他们一方面重利盘剥工人,另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做窿”、“吃灰”等弊,变相欺诈剥削工人。所谓“吃点”就是包工头从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用二十人干活,其余十人的工资则落入包工头的腰包；“买空”就是如果生产九百吨,而工头则虚报一千吨,这一百吨的价值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得窿狭窄难行,而包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获利；“买灰”是矿局设有化验处,每日出煤必化验,如果出的煤含磷灰轻,矿局将给予奖励,相反,磷灰重,则被罚,工头为了“求奖免罚”便贿赂化验专家。

安源路矿工人不仅在政治上无丝毫自由,而且在安全、健康以及经济生活上也无任何保障。路矿当局可以随意扣发或拖欠工人的工饷,工人为了不失业甚至还不得不接受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苛刻条件。此外工人的生产、生活设施也极其不完备,不仅矿下的安全保障设施十分简陋,而且工人的居住生活场所的条件也非常低劣。窿工有食宿四处,共有房屋100余间,每间丈余宽、两丈余深,但每间必须住48人,有的甚至要住50人以上,房中的床具就是叠置后也显得非常拥挤,恶劣潮湿的空气使得工人们的健康深受影响,工人们的食物更是粗陋无比,煤矿虽有一个洗澡池却似小城附近的小泥沟又浅又臭。矿区虽然有一家医院,但医务人员大多敷衍塞责,性情暴躁,态度如狼似虎,使得工人不敢轻易进入。工人的游艺及教育设施更是一无所有。教育设施的缺失使得工人的智识也变得非常匮乏,用当时国民党的话来说,在工人运动前,“安源工人都是土头土脑毫无常识,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是叫开会,更无人能在开会的场中,说一篇话,演一篇讲,更无人知道什么叫做团体的组织”⁽²⁾。安源工人素质的落后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形成非常鲜明的反差。(www.chuimin.cn)

安源工人不仅过着粗陋不堪的生活,还要经受包工头、公司职员的任意打骂和各种侮辱,在这些凶恶残酷的包工头、职员眼中,工人是没有任何人格可言的。工人对于他们无理之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稍有不如意者即被滥用私刑。他们强迫工人跪火炉、背铁球、抽马鞭、带蔑枷,或者送警所拘留拷打。安源煤矿每日出煤2000多吨,炼焦七八百吨,但从事生产的工人们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安源工人反压迫求解放的心理与愿望犹如一座休眠火山不断积蓄自身的能量以期待最后的总爆发。正是这些饱受人间沧桑与苦难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革命史上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 1922年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将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的初步尝试,那么1927年9月在安源策划的秋收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探求革命实践道路的更为伟大的尝试。

安源犹如中国的小“莫斯科”,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集散地。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蒋先云、贺昌、黄静源、夏明翰、李维汉、毛泽民、萧劲光等,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八次来到安源并在此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从而开始了他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革命征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更是从安源开始崭露头角,1923年春离开安源后的李立三全面负责汉冶萍总工会的工作；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刘少奇,在安源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1925年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其他工人团体促成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副委员长,自此刘少奇才离开安源开始从事全国工运的组织领导工作。

安源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骨干及其后备力量的培训基地。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在安源火车站的一个简陋的火车房里正式成立,有党员6人,李立三为书记。在该支部领导下,安源地区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到1923年8月时,该支部党员已发展到40人,1924年5月增加到60人,同年6月1日党员人数猛增到200人左右,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994人)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支部。1922年5月1日成立的安源俱乐部不仅创办了各种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还联合创办了初级和高级党校,这些学校不仅注重加强对工人和工人子弟的教育,还注重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训练了工人活动的能力,使很多工人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骨干,为中国革命在劳动界孕育了最大的潜力。

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安源工人俱乐部还注重发展党的后备力量。至1925年7月,安源已发展共青团员433人,拥有36个团支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安源的少年儿童也组织起来了,并于1923年正式成立儿童团,到1926年,安源儿童团由当初的七八个人发展到350多人。不少少年儿童经过儿童团的培养,从安源走向了井冈山,又走向了延安。彭德怀同志在抗日时期曾深有感触地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妻子谈到:“不错,是这样。他们还是真正的小革命家。有两三百个孩子参加了长征,他们一步步走完了长征全程,现在全军里有上千孩子,我的部队大部分小鬼来自江西安源煤矿,从前在那儿他们是奴隶。”⁽³⁾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王耀南、吴烈、幸园林、唐延杰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等就是当年安源少年先锋队的杰出代表。历史证明,安源儿童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儿童组织运动的先河,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先驱组织,安源因而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诞生的摇篮。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就像一盏明灯、一面旗帜鼓舞着全国各地工人坚持开展革命运动。“二七”惨案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了一个消沉期,各地的反动当局都加大了对工人的镇压力度。安源路矿当局也接到北京交通部要求封闭安源工会的电令,然而路矿当局惧于工人的团结与力量却迟迟不敢下手,相反还增加了工人的工资与工人俱乐部的活动经费,安源被誉为当时工人的“世外桃源”。安源工人不仅彻底打破了包工制,建立了合作制,不再在经济上受中间阶级的剥削,还拥有自己的学校,不但自己能接受教育,而且他们的子女也能享受到免费的教育。更让各地工人羡慕的是,安源的消费合作社让工人获得了非常实在的便利。所有这些骄人的成绩不仅让其他地方的工人羡慕不已,更极大地激发和振奋了全国工人们的斗志,鼓舞人们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为争得生存权利而战。

安源工人运动所获得的巨大胜利使得它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成功典范,为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如坚持党的领导是领导工人开展革命运动的关键；建立纪律严明、系统精密的组织是获得工人革命运动胜利的保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获取社会的广泛支持,则是工人革命运动成功的重要法宝；代表工人的实际利益,切实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是动员工人自觉参与革命的出发点。当然,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训:如安源罢工后,一些工人不切实际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减为四小时使得生产减半,“二七”罢工后全国大多数工会均遭解散,然而安源工人却仍然要求进攻,这使得社会降低了对安源工人的同情,致使路矿当局乘机勾结军阀解散安源俱乐部,残杀工人,枪杀了俱乐部代理主任黄静源。安源工人运动,不管是它的经验上还是教训都将给其他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以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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