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专家的研究成果

2024-04-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潘富恩传略潘瓯潘富恩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中国哲学史专家，研究主要方向是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会上争议甚激烈，潘富恩参加了会议，增添了不少见识，他作为来进修的小字辈人物，自然是仅仅列席旁听罢了。潘富恩在岱年师的指导下，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哲史的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潘富恩传略

潘　瓯

潘富恩（1933—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中国哲学史专家，研究主要方向是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哲学课助教，56年哲学系建立，他被派往北大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史，师从张岱年先生，在岱年师的指导下，于1957年3月在《光明日报》发表其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中止进修，提前返沪。1958年初，被下放沪郊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次年调回哲学系内，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并开始专门辅导建国以来首次唯一来复旦的苏联留学生季塔连科，近两年半时间（59—61年）。1963年升为讲师，其间经历“十年浩劫”。1980年评为副教授，开始指导国内硕士生和外国来华的高级进修生及国内兄弟院校来复旦进修中哲史的访问学者。1985年晋升为教授，并被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兼职教授，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连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2000），199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顾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辞海》（第二版至第六版）编委，中国哲学史分科主编，（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副主编之一，（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论丛书》（200部）副主编之一。

一、成长经历

潘富恩1933年12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潘子章早年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艺文学堂毕业后，又去上海三育神学院就读，后为基督教浙南教区的牧师，擅长英语及古诗词，颇具辩才，然年甫四旬患肺结核病逝，潘富恩时值6岁。因避日寇飞机轰炸，一家人随母亲由温州城内迁居郊外，即原永嘉县上河乡，也正是南宋永嘉学派巨子叶适的故乡。现属温州市瓯海区。母亲徐淑良是产科医师，自开诊所，独身守寡，抚养子女。在乡下从事医务工作近七十年，口碑甚佳，于2004年无疾而终，享年101岁。

潘富恩就读当地的中心小学，但是每逢寒暑假，母亲命他去邻村的一位姓丁的清末秀才处习《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童蒙读物。年渐长，母亲便要他背《古文观止》中的《桃花源记》、《陋室铭》、《读柑者言》等。在母亲的监督之下，能最初地接触到一点古文知识。

1948年秋，考入瓯海中学高中部，1949年，温州市解放，同学中参军参干者甚多。1950年初，潘富恩遵母命，转学往南京中华三育学校继续读完高中，这时该校有一位年已75岁的教师原是文史界知名的老前辈顾实先生，性情有点怪癖，给他们上第一课时，就要大家用文言文写自传，全班同学也只有潘富恩还能“之乎者也”地凑成一篇，于是受其赏识，亲授以《说文解字》、《昭明文选》，他对潘富恩说：“文选烂，秀才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是打下了一些国学的基础。

高中毕业，回上海姊姊家，统一高考时间已过，于是便考入上海学院中文系，读了一年，该年他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按专业，他们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文系的老师阵营非常强大，他们学习也比较认真，全班32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专业上的发展方向，有的钻研美学、文艺理论，有的埋头中国古典文学，有的搞现代文学或搞语言学的，反正各人搞各人的。安排的课时甚少，一周总共不过十八课时，他对先秦诸子感兴趣，阅读了《墨子间诂》后，写了一篇《墨子散论》，此乃幼稚的习作而已。当他们正面临着毕业，各人怀抱美好的理想，准备奔赴分配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然而震惊于世的“胡风反党集团”案的风暴平地掀起，他们班里的同学不同程度受到牵连的竟达三分之一，老师贾植芳被捕，同学里施昌东被捕，有的开除党籍、团籍，有的被批斗，弄得人人自危。由于潘富恩平时木讷少言，且喜欢搞古典文学而与文艺理论较疏远，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庸之辈，因而避免“胡风”案连累，被学校留下当助教，起初是要分配在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后被改调为学校政治课的哲学助教。潘富恩学生时代原本对哲学不大感兴趣，且抽象思维能力不强，觉得不适合搞哲学，但又一想，同班的同学在“运动”中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了，自己能有这样的安排已属万幸了。于是也就跟着哲学课的主讲教师，做点教学辅助性的工作，同时旁听苏联哲学专家的课，也逐渐攻读马列哲学的某些专著，以弥补往日在哲学知识上的贫乏。

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第一届招生，潘富恩作为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而1956年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筹建哲学系，师资缺乏，所以就派人到北大进修，欲以“借鸡生蛋”。当时北大哲学系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有十来位知名教授，冯友兰是室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此外有朱谦之、周辅成及研究中国美学的宗白华、马采等。副教授任继愈，讲师朱伯崑，他被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更懂得为人治学的道理，他是潘富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蒙导师，由此也奠定了潘富恩一生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的方向。在北大进修期间，选听了各名家的专题课，冯友兰讲《孟子》，梁启雄讲《荀子》，朱谦之讲阳明学，容肇祖讲戴震，此外还有侯外庐、胡绳、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潘富恩受益很大。1957年春天还在北大未名湖旁的临河轩，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会，冯友兰的“抽象辩证法”便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会上争议甚激烈，潘富恩参加了会议，增添了不少见识，他作为来进修的小字辈人物，自然是仅仅列席旁听罢了。潘富恩在岱年师的指导下，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哲史的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后，潘富恩向北大图书馆古籍珍藏室，借阅了有关思想家的文集并摘录相关资料，准备再继续撰写有关宋明理学的论文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岱年先生也被莫名其妙地“按百分比”硬“划”了进去，潘富恩也只好中止在北大进修，提前返回复旦。

1958年初，潘富恩被派至上海远郊葑溪乡劳动锻炼，名之曰“下放干部”或称之为“当新农民”，而哲学系的大部分师生则至浙江海宁“下乡办系”，宣称“锄头里出哲学”。时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潘富恩很快地成为农民的一员，往往“挑灯夜战”，甚至睡倒在田头过夜。当时刮起“共产风”，大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神话般的产量刊载于种种报刊，人们也不可有任何怀疑，对农村干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凡说了真话的则作为“白旗”拔掉，说空、假、大话的人，却作为“红旗”掌权。潘富恩在农村期间，脑子里就是一个“熬”字，拼了命的干活，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去思考，也听信“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便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对公社干部郑重其事地宣布某事某刻“共产主义到咱们公社”的荒唐事，当时不但不觉得可笑，相反，心中如存有怀疑，便有种犯罪感。这是当时环境的普遍心理。

1959年夏，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之后，潘富恩回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帮忙上辅导课，同时潘富恩自己也逐渐上一些断代的中哲史课程，这时候有一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转来复旦哲学系。季塔连科是建国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所以在校里是很显眼的。当时中苏关系虽在最高领导层里已呈紧张，但在广大老百姓中却毫无所知，依然还以为其友谊是“牢不可破”。

复旦校、系领导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生活上有特殊照顾。因这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仍供应他充足的黄豆、牛排、猪排等食物，乃是令人羡慕的外国专家待遇。领导上指派潘富恩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的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小时），到季塔连科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讲，他就很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译记，潘富恩亦未必很准确，季塔连科的理解更有一层隔膜，究竟与原义相差多少，也只有天知道。不过他非常用功、刻苦，因为他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古汉语，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所以潘富恩根据孙诒让《墨子间诂》来讲解。潘富恩花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来辅导他，并因此摆脱了其他教学任务，直至季塔连科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潘富恩才算完成了任务。潘富恩在辅导季塔连科的两年多时间里，也学到季塔连科的刻苦学习的精神，同时也逼迫着潘富恩提高中国古典哲学的水平。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潘富恩与他从不通信息，“文革”期间工宣队还为此专门审询潘富恩一番。可时隔20年的1980年，潘富恩又突然被学校外办通知说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随团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借此机会他个人要求来复旦看望他的老师——胡曲园教授和潘富恩。当时中苏关系虽然稍有解冻，但还是有一定顾忌。安排见面的那天上午，他热情地与潘富恩、与胡老拥抱后，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们在‘文革’中已经不在人世了，一直担心着……”后来潘富恩才知道，季氏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他归国后，凭《墨子思想研究》获得副博士学位，该书第一版印了5万册。他又获科学博士、科学院院士的头衔。他曾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远东政策顾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做出过努力。1989年年底至1990年年初，他邀请潘富恩以“苏联科学院的客人”身份去莫斯科访问，一切费用和回程路费皆由对方负担，潘富恩访苏后不久，苏联便解体了。

自潘富恩1959年从“下放”回复旦，担任教学工作，主要包括辅导季塔连科外，也撰写点有关宋明理学的文章，写过论朱熹、陆九渊思想异同问题探讨的文章《谈鹅湖之会》，在《学术月刊》1961年7期上发表。这时期也仔细阅读了《朱子语类》和《晦庵文集》，写了《论朱熹的朱熹思想》，后因故便搁置起来，直至1981年于《浙江学刊复刊号》上才发表《论朱熹》一文。

潘富恩的同乡同学施昌东，著名美学家，他政治上历经坎坷，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57年“反右”扫尾，补上“右派”。1960年“脱帽”后，仍受歧视，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潘富恩深知他为人正派，好学深思，才华横溢，虽数次政治蒙冤，仍潜心研究美学。潘富恩并不因施昌东身处逆境而疏远他，相反，潘富恩一直把他当做好朋友而毫不顾忌地同情他、鼓励他，并经常同他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当施昌东从研究美学理论转到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同潘富恩讨论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开始合作撰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当时“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学界讨论正热，已发表近一百篇文章，为此，他们两人，细读了老子的各种版本，要在逻辑结构上，找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道”是核心，而“道”即虚无。“道”既然是“无”，而天地为“有”，那么“道”的变动的全部过程就是：“无—有—无”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这篇《论老子“道”学说》发表于《文史哲》杂志1962年的第4期上，此文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和《文汇报》曾先后加以摘要报道。

60年代之初，潘富恩注意到研究中国哲学必须深入对中国哲学范畴和命题作专门探讨的重要性，于是试图开始作系列的专题研究。为此试图开始作系列的专题研究。为此潘富恩的第一篇关于范畴、命题的专文是《论格物致知》，做了较全面的历史性的探讨。此文发表于当时《新建设》杂志1963年3期，本来原计划还有：形与神，有与无，有对与无对，形上与形下等范畴，陆续撰写专文，但不久就接连下乡，参加了长达二年的一、二、三期的“四清运动”，此期间也偶尔撰写“道德”问题的讨论，不久“文革”便开始了。

“文革”期间，多数知识分子都收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潘富恩却因1958年下放农村，与当地一个女青年产生爱情，而后结成夫妻（至今是已逾金婚纪念的终身伴侣）。因妻子家庭出身系三代贫农，且与相继出生的三个子女一直都在乡下的岳父家，“文革”是讲阶级出身的，他由此沾光而得以免遭“造反派”的审查，省去了许多麻烦。在“文革”期间以至1983年之前，每逢农忙季节和星期日，都要骑自行车往乡间参加劳动，含辛茹苦达二十余年。葱花、酱油汤是家常菜。潘富恩的他那“农民教授”的雅号也由此而来。直至1984年小平同志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正常，才将家属农转非调入复旦。

1971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潘富恩被认为“可以当教师”，获准给学员们开设写作实习课，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出“学一点哲学史”的指示，于是，他又开设中国哲学史课，虽然在讲授的内容上免不了违心地讲一点“适合时宜”的话，但总算可以合法地重温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而不致使自己喜爱的专业全然荒废。在此期间他环绕“知识才能是先天具有，还是后天才有”的问题，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通俗小册子读物《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197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70万册，当然，该书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介绍中国古代认识论时具有简单化的倾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更明确地表达在“文革”期间无法表达的观点，他在80年代初，对原书做了全面修改、增补，以《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为书名，列为《复旦小丛书》于1985年12月出版。

1978年，在山东济南的南郊宾馆，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潘富恩也应邀参加中国哲学史学科组，大家认真地讨论中国哲学史如何拨乱反正，如何科学地重建这门课程。接着于1979年，在山西太原的迎泽宾馆，召开了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全国性的研讨会，他也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哲学史上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的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推选张岱年为会长，还有分布各省市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选理事，潘富恩是代表上海地区而列入理事名单之中。

潘富恩根据他自己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需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较多，其中也包括若干与施昌东合作的部分，论文以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的居多。先秦的有《论春秋时代“物生有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简论〈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论墨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论孙武、孙膑“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论名家从朴素辩证法思想走向诡辩》。此外还有与人商榷的文章，一篇是针对包遵信在《历史研究》1977年4期上发表的《论荀况宇宙观的形而上学特征》的这篇文章，于是撰写《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与包遵信商榷》。另一篇是与丁宝兰先生商榷《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宋明部分发表了《论朱熹》、《论吕祖谦》、《论方以智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此外，也发表中国哲学史专题论文，如《略论中国古代关于量变与质变略论的历史发展》，《略论“理欲之辩”的历史发展》等。于是将多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文章编为一集名之《中国哲学史论稿》，张岱年先生欣然为之作序，于1984年7月出版6 000册，很快售完。

二、精研哲学史、桃李遍五洲

1980年高校正式回复职称的评定，潘富恩被评为副教授，这是日本国立新泻大学派来一位助教授（即副教授）到复旦大学当高级进修生，名叫深泽助雄，他原是搞印欧比较哲学的，他来华主要的研究专题是宋明理学，学校就指定潘富恩当他的指导教师，这就成了副教授指导副教授了。潘富恩心里有点不自在，但他竭尽全力将自己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深泽非常谦虚、好学，两人共同切磋，兴之所至，常谈到深夜。潘富恩带着他到杭州等地参加学术会议，也特地介绍他到北京拜会张岱年先生和潘富恩的同窗好友张立文。潘富恩辅导他用中文撰写两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一是《日本近代研究宋学的概况》，1981年发表于《浙江学刊》，另一篇则是《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比较》，此文达二万余字，经潘富恩与张立文的推荐，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哲学成果颇引起中、日学界的重视。深泽回国前夕为了表示感激之情，竟然向潘富恩行了三次五体投地式的叩拜礼，使潘富恩不知所措。此事被中哲史界传为佳话。深泽回国后不久升任教授，并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和促进文化交流的热心者。1985年潘富恩随学术代表团赴日本筑波参加国际退溪学会，深泽闻讯后，特从北海道千里迢迢赶来东京机场迎接，且用重金聘人代课，一连几天陪着大家活动，这种讲究师生之情的表现，令代表团内的同行感慨不已。

继深泽助雄之后，有来自比利时（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学院硕士）的尼古拉·司汤达，汉名为钟鸣旦，他来复旦是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研究的课程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问题。潘富恩主要给他讲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他以明末杨廷筠思想为论文的选题，他阅读了有关的大量质料，除跑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外，南京、北京等地也去查阅。此外他注意实地考察，到杨廷筠故乡杭州一带找遗迹，为了了解明末海外交通，西学东渐的窗口，潘富恩带他去福建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观实习。他写成论文《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回国取得博士学位，论文用英文、中文两种文字出版，英文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中文是香港出版，长达50余万字。现他任职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系主任。此外，潘富恩还指导过德国的翟开森（汉名），他研究中国古代时空观，现在是德国的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汉学家。

80年代初，潘富恩教学上的任务，较多的是指导外国高级进修生和国内的进修教师（或访问学者），国内的有来自昆明、厦门、广州、宁夏、拉萨、乌鲁木齐、重庆等地的高校。其中有回、彝、维吾尔族的教师，他们学中哲史，是想与他们的少数民族思想史相结合。他们问学于潘富恩，而潘富恩不敢以师长自居，完全以学友间关系共同切磋。现在这些当年来潘富恩处进修的，也几乎都是退休的教授了。

在科研方面，1980—1985年之前除发表三十来篇论文外，在专著方面，有与施东昌合作的论文集《中国哲学论稿》出版外，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本书简要地记述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对立发展的历史，评析先秦至清代近40名有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们所属的学派，从中引出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经验教训，是一本粗浅的简易读物。

潘富恩长期以来，酝酿着如何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问题。对于叶适、陈亮、以往学界注意较多，而对浙东学派中另一代表人物吕东莱（祖谦）则研究不够，实际上吕东莱是调和朱、陆而又吸收永嘉“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他那兼收并蓄的“杂博”思想特点，正是南宋思潮的反映，于是潘富恩开始发表了《论吕祖谦》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写了《吕祖谦思想初探》，198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南宋浙东的金华学派吕祖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成为国内近40年来研究婺学的第一部著作，起了填补中哲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的作用。

1985年，潘富恩晋升为教授，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亦被推选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评定系里教师职称的工作，这是个最为敏感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但潘富恩能主持公道，讲学术良知，受到大家的信任，所以能连任十五年之久。潘富恩是复旦哲学系建系时的助教，至今50余年，老一辈的人都作了古人，与潘富恩同辈的都离、退休了，他算是系里的一个建系时的“元老”。

潘富恩开设的课程的内容和特点：80年代以来，曾先后开设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史、中国古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但内容上分有不同深浅层次，方法上亦因讲授对象的不同特点而不同。他讲课不事声华、较重视典籍史料的疏解考证等基本功训练，亦重视义理上的阐发。潘富恩在80年代近十年的时间里，在教学上，主要是为本科生讲专题课，带硕士研究生之外，还指导外国来华进修中国哲学的高级进修生，如日本的深泽助雄副教授、比利时钟鸣旦（汉名）硕士，德国的翟开森（汉名）硕士，还有攻读硕士学位课程的如日本的山本康雄、铃木敬子（女）、韩国的金京玉（后专攻博）、秘鲁的拉斐尔，还有一位非洲马里的。

在80年代的中后期，潘富恩主要的科研活动，集中于参加编写三部辞书和撰写一部专著。第一部是《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严北溟为主编，潘富恩任副主编，负责撰写宋元明清的条目，第二部是《中国思想家专辑汇诠》，王蘧常主编，潘富恩为副主编之一，负责撰写宋明部分专辑的诠释。第三部是《中国哲学三百题》，是与夏乃儒、祝瑞开、丁祯彦共同主编的，此书是以问答形式，分成中国哲学有关学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题、典籍名篇等几个部分。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明白，能为广大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所欢迎。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自后多次重版。

而此时潘富恩主要的精力，是在完成撰写《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在此之前，即1980—1981年，他已开设“程朱理学研究”的课程，向硕士生讲授。逐渐形成一本略具规模的讲稿。1982年，应邀赴兰州大学哲学系，专门为哲学系本科生讲授程朱理学课，为时一个月左右。正因为有了“程朱理学”的讲稿基础，给了潘富恩撰写二程有不少方便，关于朱熹的思想研究，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同乡、同行张立文教授已有专著在1980年出版。所以他就把重点放在程颢、程颐的研究上。潘富恩认为对二程的著作，必须仔细的阅读，娴熟于胸，全面的思考，一定要把文章做足。潘富恩的学生徐余庆在上海铁路局工作，他长期问学于潘富恩，且有相当的中国哲学功底，由他在业余时间协助潘富恩整理、摘录二程资料，订立篇目，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先陆续撰写一些论文发表，投石问路，欲以此请教学术界的意见。

有关二程的论文在各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约八篇，如二程的认识论，程颐的辩证法思想，二程伦理学说，教育思想，人才观、政治观，对佛学的批判和吸取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论二程的变革理论和对熙宁新政的态度》，发表于《学术月刊》，而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的基本论点：程氏兄弟对王安石的熙宁新政变法虽持反对态度，并提出种种责难。然而二程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历来所说的守旧派或顽固派与革新派之间的斗争。尽管他们在“治国之要”的看法上和做法上表现出不同的政见，但二程仍然是属于历史上重视变革的政治思想家。这种一反以往的因循旧见，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程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共37万字。全书共分八章，第一、二章是论述二程生平事迹和二程洛学与当时各学派的关系。自第三章以下，分别论述二程经济、政治、哲学、人性修养、伦理、教育学说，几乎覆盖了二程的所有思想，被大陆学术界公认为是研究二程思想较为全面，系统的专著。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在书评中写道：“对二程本身的钻研，以潘著《研究》最全面和精详。”（《复旦学报》1991.6）刘康德博士在评论中认为：“这部专著的出版，不仅在国内尚无系统研究二程专著情况下填补了空白，还将对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起推动作用”，“作者对二程思想的疏解层层剥落有序”（《学术月刊》1990.1）。不过这本书也仅是草创之作，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80年代中后期，潘富恩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是在1985年8月份，他无意中收到国际退溪学会的邀请书，他对李退溪很陌生，李退溪是16世纪朝鲜李朝朝代，将中国朱子学传入朝鲜并发展成自己思想体系者。但《退溪全集》在我们国内找不到，便无法动笔写论文（大会要交论文），而不久却从汉城寄来了《退溪文集》（朝鲜于明清时代均用汉文），于是写了一篇《论退溪的教育思想》。他们一行11人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复旦、人民大学等几所高校，组成一代表团，集中上海，去日本筑波大学。这次会议是韩国国际退溪学会与日本筑波大学共同举办的。与会的台湾学者也有十来位。会议的组织者担心两岸的学者发生摩擦，故特地安排分住相隔一段路程的两所宾馆，起初我们与台湾学者也彼此存有戒心，见了面也各自退避不语，因为在1985年的时候，两岸学者基本上还是不接触的。而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却是美籍华人学者——美国费城大学的教授傅伟勋和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他们在两岸学者中穿针引线，促成我们两岸学者终于相聚，开了一个联欢会，交流了同胞间的情感，消除了长期隔阂的成见，学者终究是学者，一谈就拢，建立了初步的友谊。

1987年在中国大陆召开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有三次，可谓盛况空前，一是10月份在浙江宁波召开的“黄宗羲国际学术讨论会”；二是9月份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2个国家和地区120余名学者来参加会议；三是12月份在厦门举办的“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潘富恩参加了“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朱子学讨论会。黄宗羲的会，却因他事未能参加。1987年8月30日—9月4日在曲阜的阙里宾舍举行的国际儒学会议，潘富恩在会上报告了《儒家“孝”观念的历史发展和影响》，后收入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日本著名学者金谷治教授还特为此次会议写了专题报告，其中还特地对潘富恩这篇文章作了简约的内容报道（见1988年，日本《东方学》76辑）。

1989年虽经历了“六四”风波，但原来决定10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仍如期召开。当时海外学者因故没出席的不少，然韩国学者却来了六十多位，因他们同时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退溪学会议，这两个会议潘富恩都参加了。在前者他的论文题目是《孔子人学思想述评》，在后者的论文题目是《退溪论“士”》，同年12月中旬他应邀去苏联莫斯科作学术访问，1990年1月返沪，为期一个月。

在苏联期间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开了座谈会。季塔连科到潘富恩住处，商量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俄文版）选目和体例的问题，聘请潘富恩为该书顾问，审阅有关条目（此书1994年由俄国远东所出版）。季塔连科为当时全苏汉学研究会理事长，他主持的远东所出版了大量翻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书籍如李大钊、瞿秋白等文集，还有每年一本的《中国哲学大事纪》。季塔连科虽身居高官（总统顾问）兼院士，比潘富恩小两岁，但还是很讲究师生名分，重视尊师之道，他逢人便介绍“这位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潘富恩结束了苏联的学术访问，回国时坐了六天六夜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这也是苏联解体前的莫斯科之行，时隔不久，“苏联”便成了历史。

从苏联访问回国，便是90年代的开始，复旦大学由周谷城先生挂帅，担任总主编，组织专家编纂《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大型丛书，共分为文学、艺术、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经学、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科技等卷，使之成为一部类似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大型工具书。周谷城先生聘潘富恩为该丛书哲学卷的主编，他便与二十多位作者共同完成这撰写任务，分为六编，共收录历代哲学名著274部（包括单篇），对上述的书名、卷数、年代、作者、版本、著述缘由，著作性质，章节篇目，内容大意，影响情况等，均予以精详的解说，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此书出版于1992年，受到读者的欢迎，一版而再版，此书亦被作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参考书之一。

三、喜看果成林、自有后来人

1990年年初，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开始陆续出版，潘富恩被指定撰写《吕祖谦评传》。此书是在他1984年撰写出版《吕祖谦思想初探》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初探》毕竟是初探，随着对吕祖谦思想研究的深入，愈来愈感到《初探》不尽人意之处甚多，当匡老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决定由潘富恩承担《吕祖谦评传》撰写任务时，便欣然从命，写作过程中三易其稿。该书于1992年1月出版，出版后评论家们认为《吕祖谦评传》成功之处“首先在于作者通过对传主深厚的家学渊源的追溯，进行对传主兼容并蓄而又自成一家的思想特征加以把握，并由此揭示出其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复旦学报》1992.6期）又评论此书时，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旁参广究，正本寻源；二、置于社会思潮的广阔视野之下；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四、看似平淡，读之邃博。“代表了目前国内吕祖谦研究的最高水平”（《浙江学刊》1992.6）。认为该书是南宋“浙江学派”研究所获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有的评论指出该书的特色是：一、把个案研究和思潮研究相结合，从当时的社会思潮中把握住思想家的个性；二、把考据求证和辨析名理相结合，从而体现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三、全面介绍和重点论述相结合，从而做到了对思想家的把握既是整体的又是重点的（《孔子研究》1995.5）。诚然，该书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对吕祖谦思想的历史影响论述过于简略，其二，对吕氏的文学思想略而未论。以上一些评论一些赞誉之词，亦不免有名实难符之处，但作为填补中哲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上说，却是较合乎实际的说法。

1994年接到“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两岸文化思想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住宿圆山饭店，开会的三天则往阳明山上的中国大饭店，大陆去的还有北大的汤一介、陈来教授。潘富恩在会议上谈的论文是《现代大陆文化思潮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角色与影响》，论述了80年代大陆“文化”问题的讨论热，主题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由文化史、文化学的纯学术研讨，转向与现实社会结合，转向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于是研讨的重点转向近现代化，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估，转向中西文化比较，转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虽然观点还存在某些分歧，这是由于认识问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次的不同而造成。但在传统文化的大讨论中，建立了共识，即中华民族具有悠久、丰富、灿烂的文化，它是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出发点，应认真弘扬和研究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思潮的两者关系是互为影响、互相作用的。(www.chuimin.cn)

四、尊师重德　教学相长

潘富恩自1990年由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以来主要是指导博士生的工作。当时，在上海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学术力量较为单薄，老一辈学者皆先后成为古人，而50年代后期刚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工作的潘富恩在上海地区的同辈同行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然学术底子单薄、成就不大。他颇有自知之明，讲究为人之道，看重学术道德和气节，极鄙视那种妄自标榜的文人恶习。他一生最钦佩的是张岱年先生，认为岱年师的道德风范和学问是我们后辈的楷模。潘富恩觉得有幸成张师的入室弟子。虽学问上不及张师之万一，但在为人的道德上，总不能有辱师门。潘富恩在一次与岱年师的通讯中，说起他们在上海的张门弟子（不论入室或私淑）都能团结合作，在学术上取长补短，与人为善，体现了“和为贵”的精神。岱年先生复信中为此表示非常高兴。

潘富恩对自己的学生比较宽厚，认为他们一般都具独立科研的能力，不必用固定的框框加以束缚，各因其才而让其自由发展。按朱熹老夫子的话说：“教师只能作个见证人，作个引路底人，有疑难处共商量而已。”实际上，“师者，友也”，师生间当是朋友的关系，有的博士生，入学前已是学术界有点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也会珍惜攻博时的这三年深造的机会。他不像小程子（颐）那样太重师道尊严，而却像大程子（颢）的“一团和气”、“如坐春风”，但他也不是让其放任自流，还注意那个“度”的原则。他们中国哲学的博士生之中才高者也往往产生傲气，潘富恩经常用具体的事例说明狂妄自大者必然失败的教训，要他们记住以谦虚为美德的古训。他们中国哲学博士生的生活也是比较清寒的，但是他们还是甘于坐冷板凳，将学问做实，珍惜三年宝贵的攻博时间，不外出兼职谋利，在义利的关系上处理得较好。

他是不同意自己学生在攻博期间与“海”（从商）水沾边的。他认为博士生的培养应当是为学与做人的统一，且以立德为首位，培养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人才，作为导师更应真正地为人师表，处处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1994年12月26日是潘富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他已年过花甲，终于实现了他四十余年来的夙愿。1997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勉励自己在晚年要始终坚持恪守师德和学术道德的原则。

1996年潘富恩出版了两部著作，一是《范缜评传》，二是《程颢、程颐评传》。《范缜评传》是继《吕祖谦评传》之后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出版。该书由潘富恩的尚在攻博中的学生马涛协助他完成的。该书是从南朝佛教的盛行与士族门阀制度的联系中，阐明范缜反佛非一般意义上的“儒释道”三教论衡，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二，联系中国医学的成就，道家天道自然、生互气化观念以及在此观念影响下所形成的“薄葬”之风，并联系王弼“体用”概念的影响，既阐明了“神灭论”的科学性质和反对中国哲学“本体论化”的贡献，也说明了“神灭论”产生于5世纪的中国，实为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必然；其三，联系中国无神论发展史，既论述了范缜以“刃利”喻“形神”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贡献，也说明了中国士人的无神论，要在反对统治阶级借“因果报应”实行愚民政治。

该书还提出一个新颖的论点：认为南朝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他们对待“士人”的学术见解，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允许各抒所见的自由争鸣，注重“善析名理”，提倡以理服人，对那些学术持“异论”者，不搞政治迫害，当然也偶有发生那种通过利诱的方式要对方放弃自己所持的学术而“卖论取官”之事。但总的说来，没有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相混同，这无疑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如果范缜不生活在这种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的环境条件下的话，他的《神灭论》思想也难能有如此淋漓尽致地超时代、超水平的发挥。他只有与强大高手相互论难中，受到启发，才使自己的理论更臻完善。这是潘富恩对萧衍评价上所持的“异论”，可供学术界讨论。

1996年《程颢、程颐评传》为《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基本内容是在《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改写的，较通俗，深入浅出，能适合于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阅读，该书分为七个部分：生平轶事、为政之道、经济主张、哲学思想、人性修养、伦理道德、讲学兴教。该套从书获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

1997年重庆出版社特专门拨款立项，要出版有文史哲方面的“著名学者文集”（自选集）。社长李书敏自任主编，暂先选定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各五名学者。潘富恩被告之列入“上海著名学者文集”之一。同列入的有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老前辈蔡尚思先生（1905—2009，享年104岁）。《潘富恩自选集》于世纪之交的1999年8月出版，该书分：中国哲学史命题与学派研究、中国若干哲学的专题、学术争鸣与学术评论三个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潘富恩的治学思想和学术轨迹。

1998年的5月，潘富恩应邀去日本九州地区的“中国学”研讨会，会议上安排他作特别演讲，题目是“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因为与会者都是日本的中国学（汉学）的专家，虽听和说汉语能力的不很强，但阅读中文的水平较高，所以潘富恩事先印发了长达万言的发言稿，用中文宣读了主要内容（不另作翻译），文稿共分三个部分：一、回顾；二、现状；三、展望。“回顾”部分，介绍了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1979年在山西太原第一次召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讨会，重点讨论如何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影射史学的余毒，会后成立了全国中哲史学会。又叙述了之后经历了从“文化热”而至“国学热”。“现状”部分，介绍了近年主要环绕着几个前沿的中心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传统哲学在今天的价值和作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如何处理等。介绍了目前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性的多卷本“通史”著作以及有关各种断代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家、学派的研究。“展望”部分，认为学术的研究不宜太意识形态化，应破除学术等于政治的公式，在学术自由宽松、独立的氛围中，坚持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还认为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的东方智慧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互吸收和融合，这将是21世纪的重要文化走向。这次大会特别演讲者二人，另一位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叶川教授，讲演的内容是论中国南北朝佛学。因此前日本九州大学町田三郎教授、荒木见悟教授曾先后来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学。潘富恩的这次九州之行，算是一次回访，为以后的学术交流打开局面。

2000年10月受特邀回温州老家参加“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术研讨会”。因为潘富恩于1957年初发表另一篇研究叶适的处女作，是他一生与中哲史的教学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开始。会上作了《论叶适与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报告。1998年的12月，如果按复旦原规定的博士生导师65岁应该退休，但潘富恩所在的博士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他单打独斗，先后留下门下的五位弟子，虽他们的学术才能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尚暂无破格当博导，在此青黄不接之际，潘富恩被延聘。2001年招了最后一届的关门弟子，办了退休手续，又返聘三年。目前，潘富恩总共培养了34名博士（含韩国3名），另两名博士后出站。复旦中国哲学史博士点留下的五位“潘门”弟子，现都已是教授、博导，也都先后招博士生了。他们在“孟子心性论研究”、“阳明后学研究”、“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等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创新突破。其他分在全国各地的有不少学术精英，出版了众多高质量研究著作，如《稷下学研究》、《郭店竹简与先秦哲学思想》、《浙江学术思想史》及《宋明道教思想研究》等。总之，他们也大都是高校、科研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潘富恩在80年代所指导的外国高级进修生和攻硕生，涉及欧、亚、非、南美、北美地区，其中有的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如比利时的钟鸣旦，是鲁汶大学汉学院院长，现在还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客座教授。2002年9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执教半世纪·桃李遍五洲”为标题的报道，可概括了他一生教学、科研的平淡生涯。

在2002年，潘富恩与弟子徐洪兴主编的《中国理学》（1—4），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通过该书能对中国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重要的人物、著作、事件、典故、概念、范畴、命题等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古典文史哲学习和研究者阅读的专业工具书。全套约一百万字。从目前尚无一部中国理学较系统、完整且简明的工具书来说，可谓草创补缺之作。参与编著的大都是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教师以及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可谓三代人合作的集体成果。

潘富恩最后的关门弟子获博士学位时，他已年逾七旬。虽己退休，却仍是退而不休，中国哲学史博士点竟有潘氏门下的五位博导，师资力量够充分的了，对博士点的发展他也就乐观其成。平日以读书自娱，晨晚散步，除了每年体检一次，基本上不光顾医院。偶然应约写点论文，一般谢绝外出的学术活动。但近几年出席了两次会。2007年受邀赴韩国大田市举办的“同春堂（宋泼吉）礼学思想研讨会”，由潘富恩与弟子（朝鲜族）洪军博士同去，潘富恩的文字和口语的翻译全由洪军承担。

同春堂（宋泼吉）是17世纪朝鲜李朝后期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潘富恩原对此也不熟悉，借此读了从韩国寄来的《同春堂集》。李朝时代都用汉文，易看懂，于是写了《同春堂的大儒品德和礼学思想》，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文章在韩国和国内发表。

2008年赴闽北明溪市参加“杨时诞辰955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这次潘富恩带了徒孙（再传弟子）去与会，因为他是吴震的学生，该生正写杨时的博士论文，潘富恩觉得与徒孙作伴赴会，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2009年，潘富恩出版了通俗性的读物《吕祖谦》，他准备就此搁笔，安享晚年。

潘富恩总是记着1956年赴北大进修，登门初见张岱年老师，他说：“学中国哲学史，有一条是头等重要的，这就首先要学会做人。”潘富恩为此铭刻在心，要如何为人师表，如何“文以（品）行为先”。潘富恩淡泊名利，为人谦和乐观，生活上简朴低调，还带有浓重的“草根”气息。为教书育人事业而奋斗，为弟子们在学术成就上远超越自己而无比欣慰。

附录

主要论著、编著：

1.潘富恩、施昌东：1984《中国哲学史论稿》，重庆出版社。

2.潘富恩、徐余庆：1984《吕祖谦思想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3.潘富恩：1985《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4.潘富恩：1988《程颖、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5.潘富恩：1992《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6.潘富恩：1992《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7.潘富恩、马涛：1996《范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8.潘富恩：1996《程颢、程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9.潘富恩：1998《潘富恩自选集》（上海著名学者文集），重庆出版社。

10.潘富恩：2000《〈二程遗书〉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