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富恩教授：导师培养36位博士

2024-04-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半个世纪来，他在复旦大学不求名利地执教，先后培养了36位博士，其中两位还是博士后。潘富恩的“联合国”学生金：在温州时，周梦江、胡珠生、胡雪冈等老先生向我介绍您，称赞您在复旦大学执教50多年，培养了一批博士和外国留学生。

潘富恩：培养了36位博士的导师

金　辉

学哲学先要学做人

“我一直铭记着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进修中国哲学史时导师张岱年先生的话，他说：‘学中国哲学史，有一条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首先要学会做人。’我作为张门的入室弟子，虽然学问上不及张师的万分之一，但在为人之道上不能有辱师门，所以我比较注重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如何结合的问题。作为一名教师，自身的品德，对学生是有深刻影响的，于此我深有体会。”

——此话说得多好啊，情真义切，意蕴隽永。而说这话的是一位温州人——潘富恩先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半个世纪来，他在复旦大学不求名利地执教，先后培养了36位博士，其中两位还是博士后。

金秋时节，上海的马路弄堂处处弥漫着丹桂的馨香。

潘先生居住的小区与复旦校园相距不远，也是桂香缭绕。他家的房子虽然不是很大，还有点老式了，可他说自己喜欢住这里。他说这里与学生联系更方便，因为学生在他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

潘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衫，有几颗牙齿也没了，说家乡话时一口瓯海潘桥口音，朴实得仿佛是潘桥乡间的老农，十分可爱。然而，与他谈哲学、谈墨子、谈朱熹、谈“二程”（颢、颐）时，很快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睿智的目光透过眼镜的玻璃显得炯炯有神，好像是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登上舞台后一个亮相，立即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成了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

他家的书橱有一个特点，不仅排列着他自己的著作，而且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学生的著作，说到某个学生时，他便顺手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来，翻到某一页某一段，好像是向我们展示他弥足珍贵的家藏宝贝。那种丰收的喜悦，那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满足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潘富恩的“联合国”学生

金：在温州时，周梦江、胡珠生、胡雪冈等老先生向我介绍您，称赞您在复旦大学执教50多年，培养了一批博士和外国留学生。因此，人们称您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还有人说，如果把这些洋弟子聚集起来，可谓是个小小的“联合国”了。是这样的吗？

潘：是的。我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兼职教授，学院里有1 500多名国际留学生。他们一般专修中国的文、史、哲。他们当中有黄皮肤的日本、韩国学生，也有蓝眼睛、高鼻子的欧洲人，还有非洲索马里的黑人留学生。他们是冲着中国文化而来的，他们热爱中国哲学。如现俄国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全俄汉学研究会理事长、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比利时鲁汶大学汉语系主任钟鸣旦（汉名）博士，日本新泻大学常务副校长深泽助雄教授，德国汉学家瞿开森（汉名）等，都曾是在复旦留学的学生，都是由我指导的。如今他们都学业有成，成为当地著名的汉学家，我为他们感到很自豪。

金：这可真是硕果累累，桃李盈门啊。我从您的表情里可解读出您对学生的满意，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满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您在与他们的相教相学中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授给他们，不单单是为他们增长了知识，学有所长，同时也是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五大洲四大洋，那是很有意义的。

潘：是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时常演绎着难忘的异国师生情谊。如前苏联的季塔连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到复旦大学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位。那是1959年，中苏关系开始在高层出现裂痕，但民间尚不知道。学校领导很重视这位留学生，尽管当时我们受自然灾害影响，生活很困难，可对他的生活仍很照顾。领导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我每周四次到他家讲授中国哲学原著。他非常用功、刻苦，夜以继日地攻读古汉语，读得两耳发聋，最后连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了起来。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就根据我们温州孙诒让先生的《墨子间诂》来解读。我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辅导他，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算完成了任务。

金：《墨子间诂》是解读墨家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孙诒让先生的重要著作。您辅导他读孙先生的书是不是因为孙先生是温州人的关系？

潘：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墨子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早年墨子“学儒家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不满儒家学说，自立学派。他主张“兼以易别”，提倡平等无差别的“兼爱”；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靡费财务、厚葬久丧、繁饰礼乐；主张“非攻”，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主张“尚贤”，强调任人唯贤，要求打破贵族垄断政治。此外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墨家也有卓越成就。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句子难以读懂，孙诒让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的解读，只有读懂孙先生的《墨子间诂》才能读懂墨家。我是在读大学时阅读《墨子间诂》的，并写过《墨子散论》。孙先生是我们温州人，很了不起。

金：据我所知，季塔连科毕业时的中苏分歧该是公开化的时候了，你们仍保持联系吗？您是否因教授苏联学生而受牵连呢？(www.chuimin.cn)

潘：他回去后我们从不通信息。20年后的1980年，学校外办通知我，季塔连科将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随同在北京参加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借此机会到复旦看望他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现为俄中友协主席）、科学通讯院士、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远东政策顾问。当天临别时，他悄悄地对我说：“当我们两国言归和好时，一定请您来苏联作客！”直到1989年12月，我终于能够应季塔连科的邀请，作为苏联科学院的客人，去苏联作学术访问。

季塔连科作为当时全苏汉学研究会理事长，曾大量翻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瞿秋白等的文集，每年还出《中国哲学大事记》。季塔连科虽身居高位，比我小3岁，但他还是重师生之道，逢人便介绍：“这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还聘请我担任顾问，审阅有关条目。

难能可贵的师道传承

金：我还听说您指导的日本高级进修生深泽助雄，留学期间用中文撰写出两篇有关宋学与印欧哲学比较的论文，先后发表于《浙江学刊》、《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在他归国前夕，他跪地向您三次叩礼，成了中国哲学界佳话。

潘：哈哈，有过此事！那天晚上我们与厦门大学来复旦进修中国哲学史的两位讲师一起吃饭，大家都喝了点酒。因为深泽助雄就要离开中国了，他有点依依惜别，于是动了感情跪了地，我连忙扶他起来，他说，他的长辈曾经侵略中国，要向中国人谢罪。深泽归国后升任教授，现为新泻大学常务副校长，并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和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热心人。

金：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这种“传道授业解惑”中，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为人师者的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同时也体味到学生对您的敬重，是您师者风范感染了他们，这也是您当老师的收获，那么您的老师是如何传道予您的？

潘：我曾在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读高中。高二时，温州解放，我转学到南京中华三育学校。当时该校有位年已75岁的顾实先生，他在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要我们用文言文写自传，这时全班也只有我还能用“之乎者也”凑成一篇，因此受其赏识。于是他给我“开小灶”，亲授我《说文解字》、《昭明文选》等，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因此，他是我古典文学的启蒙老师。再就是张岱年先生。我是先在上海学院读中文的，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复旦筹建哲学系，我去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进修。当时冯友兰是室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我被指派为由张岱年先生指导。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治学的道理，张先生也成了我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启蒙导师。我的第一篇中国哲学论文是《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1957年3月1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

回顾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张岱年先生说过，哲学是仁学，仁者人也。因此，我历来看重学术道德和气节，鄙视那种妄自标榜的文人恶习。我要我的学生，在读博士期间，要甘于坐冷板凳，将学问做实，切不可外出兼职谋利，更不要与“海水”（经商）沾边。在我看来，名利荣辱皆为身外物，要得中国哲学真谛，务必做到人格自重，待人真诚，不事张扬，性情恬静淡泊。所以，到目前止我共培养出的36名博士都很争气，14人已是教授，其中9人为博士生导师。他们中有的博士论文，分别入选中国社科院“博士文库”、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金：人生若能遇到一位真正的师者，予以传道授业解惑，那实在是受益匪浅之事，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您从您的老师身上继承下了美德，您又把传统美德传授给您的学生。这种传承，是中华民族的师道相传，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很想听听您对于最近传媒上呼吁“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之日”的报道的想法。

潘：那是全国政协委员、四川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最早提出的。记得是2001年，他就关于“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之日”一事写了提案。今年3月，在全国政协的文艺联组会上，魏明伦再次提交教师节改期的提案。此外，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也多次建议，我也曾在建议上签名呢。

孔子是中国的骄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教师，联合国设立的教育奖就是孔子教育奖，而全世界的海外华人都是以孔子的诞辰日为教师的节日，但中国却定在9月10日，似乎该改在9月28日的。此事我也与我们的温州同乡——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的张立文教授议论过，希望能有实现的这一天。

潘富恩，1933年12月出生于温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母亲独身守寡将他抚养成人。潘先生曾在浙南三育学校初中部（教会学校）和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高中部读书，后又转学南京。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后改攻哲学。

潘先生在复旦大学先后开设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中国古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及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他是复旦大学第一位带外国留学生的老师，至今他的国外留学生不少是院士、教授、博士等。他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哲学论稿》、《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潘富恩自选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中国理学》（一至四卷）等，论文达百余篇。他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1985年至2000年连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

《温州都市报》2006年10月26日“学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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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恩教授：导师培养36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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