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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评传》:独特思想家评传

【摘要】:别具特色的思想家评传——读《吕祖谦评传》陈卫平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深入地研究吕祖谦的思想,最近又向读者奉献了近34万字的《吕祖谦评传》。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品格为《吕祖谦评传》的学术价值提供了保证。通观全书,使人感到这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思想家评传。这同吕祖谦主要在这两个领域有较大贡献是相吻合的。

别具特色的思想家评传——读《吕祖谦评传》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然而人们对他的重视却很不够,研究他的论著屈指可数。有鉴于此,1984年潘富恩教授与其门生徐余庆合作撰写了《吕祖谦思想初探》一书,被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赞为“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空白”。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深入地研究吕祖谦的思想,最近又向读者奉献了近34万字的《吕祖谦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之一)。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与时下学术界浅尝辄止、粗制滥造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仅此一点就很值得钦佩。

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品格为《吕祖谦评传》(以下称《吕传》)的学术价值提供了保证。通观全书,使人感到这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思想家评传。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个案研究和思潮研究相结合,从当时的社会思潮中把握住思想家的个性。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评传,自然是属于个案研究的。个案研究最忌的是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分离开来,或者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把社会思想简单地交代几句。这样的个案研究只能提供某个孤立的人的思想和活动。《吕传》避免了这个弊病,作者专辟一章论述南宋学术思潮的总趋向,分析了当时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以及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与吕祖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因此而简单地将吕祖谦划归于某一学术思潮或流派,而是从他与其他思潮、流派的比较中来把握其思想的个性,人们对吕祖谦不太有兴趣,原因之一,大概是认为其思想“杂博”,缺乏个性。《吕传》正是在把吕祖谦的思想放到当时各种学术思潮争辩、融合的过程中,概括出了他的思想特征:“折衷朱、陆而又汲取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这样的概括是否完全正确,自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不能否认这样的概括比起以往认为吕祖谦思想无个性的流行见解来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为这样的概括道出了吕祖谦在理学演变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我认为这是《吕传》对于理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其次,把考据求证和辨析名理相结合,从而体现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吕传》作为思想家的评传,主要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研究思想史离不了考据求证,但如果一味沉溺于此,就流于繁琐。思想家在著书立说时,总要运用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进行辨析,但如果辨析离开了可靠的文献资料,就流于空泛。《吕传》很好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例如,在论述吕祖谦的家世、生平及学术活动时,作者广征博引,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做到言之有据,确切可靠。在论及吕祖谦与陆九渊的交往关系时,引用了《象山年谱》和《宋史·本传》上的两段材料,前者崇陆,后者褒陆,但所述的事实基本相同,由此作者以为可以确认无误。类似这样例子在全书中还不少。这样就为吕祖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对于吕祖谦思想的辨析也是很有深度的。例如,关于吕祖谦对“命”的看法,作者细致地分析了其“知命”、“致命”、“遂志”等概念,层层解剖,丝丝入扣;对于吕祖谦关于“爱”与“反”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也是十分细微深入的。这在全书中也是很多的,可见作者的理论深度。

再次,全面介绍和重点论述相结合,从而做到了对思想家的把握既是整体的又是有重点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所论述的内容包罗万象。因此,要完整地表现他们的思想风貌,必须全面地论述他们的思想。但他们又总是在某一两个思想领域有突出的贡献,所以,要写好他们的评传无疑要把全面介绍和重点论述结合起来。《吕传》正是这样做的。全书全面地介绍了吕祖谦的家世和个人活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人生观伦理学说、教育思想、史学观,使读者对其思想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这同时,作者重点论述了哲学思想(从广义上说,人生观、伦理学说均属于哲学思想)和史学观。这同吕祖谦主要在这两个领域有较大贡献是相吻合的。在对其哲学思想论述中,关于吕祖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存心、力行”的认识论思想的挖掘,是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中所缺少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如果说,《吕传》还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对吕祖谦思想的历史影响的论述过于简略,只是在结束语中稍作交代。一个思想家之所以能超越其有限的生命,而值得后人再三地回顾他,就在与他的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中产生了影响。因此,建议作者在有机会的时候,应补写一篇,专论吕祖谦思想的历史影响。

潘、徐师生合作著书多部,在海内外学术界传为佳话。台湾《中国时报》在1991年曾载文称赞为“师生合作的成功的范例”。《吕传》的出版,无疑为这段佳话增添了新的内容。(www.chuimin.cn)

最后,想说的是这部著作的印刷、纸张、装帧、插图都是第一流的,在如今的学术著作中甚为罕见。看来,组织出版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花了很大本钱的。

(原载《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附记:

泽波兄告诉我,今年12月准备庆贺潘富恩先生八十华诞,出版一本文集,希望我能写一点相关的文字。我马上想到自己曾经写过一篇拜读潘先生大作《吕祖谦评传》的书评,只是一是记不清发表在哪一年哪个刊物上了。后来,通过网上搜寻,找出了这篇文章。它使我会回忆起与潘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

我1978年—198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先生门下读中国哲学研究生。那时候虽然没有见过潘先生,但经常看到潘先生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此外,也看到了潘先生好几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问世的专著,印象比较深的有《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中国哲学论稿》、《吕祖谦思想初探》、《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等。当时能够出版学术专著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相当的学术质量是很难为出版社首肯的。因此在没有见到潘先生之前,我想他必定是一副教授派头十足的样子。等到见了面,才发现潘先生丝毫没有教授的派头,完全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的模样。第一次见到潘先生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起来了。印象中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的作者会议上。那时候自己是刚进入中国哲学史界的新人,但潘先生一点都没有前辈的架子,每次在作者会议上见面,总是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他的大作《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在1988年出版后,亲自送给我,还题上了“陈卫平同志指正”这几个字。他的《吕祖谦评传》出版后,又赠送给我。我读后有点体会,就写了上面这篇书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和潘先生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最主要的是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潘先生善饮黄酒,每次论文答辩结束后,在餐桌上喝点黄酒,讲讲闲话,是难得轻松的时刻。以后,无论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还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凡是要借重潘先生的地方,他从不推辞,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给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2006年9月,我们俩一起在南京大学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会议,在回沪的火车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我向他讲到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后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说:“如果我遇到这些问题,是一定束手无错,而你是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假如我能帮上一点忙,你只要有吩咐,我一定做好。”潘先生的话增强了我的自信,增添了我的力量。

潘先生在上海中国哲学界里有好几个“最”。第一个“最”,他招收的博士生是最多的,其中不少佼佼者成为如今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中坚力量;第二个“最”,他培养的外国留学生是最出色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前苏联日本、欧洲等都有留学生问学于他,而且有不少成绩卓越,如前苏联的季塔连科、日本的深泽助雄、比利时的钟鸣旦;第三个“最”,是入党最为执著的,四十年如一日,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都没有动摇加入中国共产党信念,终于在年过花甲之后实现了夙愿。我想这三个“最”凝聚了潘先生深湛的学识和崇高的品德。当然,潘先生还有一个“最”,是我们上海中国哲学界最年长者,衷心希望潘先生长久地保持这个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