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宝贵贡献

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早宝贵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陈增辉（上海外国语大学）

1989年10月28日，江泽民在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的最早宝贵贡献，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9日）。现据此对上述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江泽民指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当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禁绝，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在中国，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7月至1919年元旦，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扎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热情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坚定声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使反动统治阶级非常恐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竭力加以反对和禁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公开站到反动阶级一边。1919年7月，他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叫嚷“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竭力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挑起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大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全面批驳了胡适的谬论，并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布尔扎维主义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可见，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全国笫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多次与会发表演讲。如1922年2月19日，他在题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讲演中说：“现在已经有个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这会，想必可以引起大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味。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在中国放点异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在演讲的结尾，他说：“希望诸君听过这次讲演马克思学说大体之后，能够引起点兴趣，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1924年5月，他为纪念马克思诞生写的文章中又说：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这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理论和实用两面”。因此，在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时，必须“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扬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当然，在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可见，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两点：首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掌握其精神实质；其次，要“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去研究“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这就必须反对“专事空谈”的倾向。因为马克思主义若“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可见，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样，李大钊就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列宁选集》第2卷，页241、247）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只能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从外面向他们进行“灌输”。李大钊深谙此理，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不应当“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必须是“劳工阶级的运动”、“街市上的群众运动”。为此，必须首先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说明：“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五四”运动前夕，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可怜之人力车夫》、《青年与农村》、《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文章，向知识分子发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五四”期间、特别是“六三”运动兴起后，知识分子对“劳工”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原先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劳工神圣”的口号，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了《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指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他以身作则，带头联系和深入工农群众，为工人运动的高涨作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党一成立，他立即领导北京党组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受到广大工人欢迎，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发行量曾达两万份。他还通过北京党组织派了许多干部到各铁路局等单位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他还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运动。他自己则以张家口为中心，在内蒙古等地展开革命工作。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不少知识分子深入工厂农村，初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新局面，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方向。

二

江泽民指出：“李大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达到革命目标等一系列论述，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下面，试就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所做出的最早宝贵贡献作一简要论述。

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李大钊既然认定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然逻辑地承认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已开始注意工人的情况。“五四”运动期间，他就指出：“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并提出“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后，他指出：“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李大钊是领导者之一。“二七”惨案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指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对此，李大钊作了全面批驳。1924年2月7日，他在广州举行的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从总结“二七”惨案的教训中，明确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在1925年出版的《“二七”二周年纪念册》上，他写道：“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二七”惨案，“已经显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和位置。”我们“必须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为此，他积极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春，他领导了北京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等的大罢工；领导北京党组织建立了“北京工人同志会”；五卅运动中又成立“北京工人雪耻会”，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北京总工会。同时，他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革命运动。1925年冬，他去张家口，主持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李大钊深切地认识到：必须“急急组织一个团体”。它“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他从“俄罗斯共产党，党员60万人，以60人之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的经验中，认识到要尽快组织一个以“第三国际为之中枢”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这样“中国彻底的大革命，或者有所附托！”因此，他十分重视建党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1月，他和陈独秀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9月，他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又为党的建立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他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又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例如，1923年，他就亲自带领一些同志，在北京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进行工作，不久发展了乌兰夫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蒙族党员，在这个学校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后，该校成为我党在少数民族中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1926年“三一八”运动后，因参与运动的领导而遭到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李大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党建工作，至1927年2月，北京的共产党员就由“三一八”时的300多人发展到千人以上，还在各大学和京师一中等许多中学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第二，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依靠农民。(www.chuimin.cn)

李大钊一贯重视对国情的研究，早在1914年，他就发表了《国情》一文，主张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他在“五四”运动前就写了《青年与农村》，指出：“中国是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号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1922年秋，他领导京郊农民开展了抗收菜捐斗争。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中全会。会议根据广东、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形势，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会议发表的《告农民书》，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为实现“耕地农有”的目标而斗争。李大钊认为，中央提出的“耕地农有”是“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因此，他积极加以贯彻，并立即着手写作《土地与农民》。文章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农民问题本质上是个土地问题。为了使农民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必须使“耕地农有”的口号变成光辉的现实。他指出：“中国今天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为了谋求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他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建立“耕地农有”的新土地政策。他指出：“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对实行“耕地农有”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作了翔实的说明。第二，把农民组织起来。他指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1925年冬，他亲自领导京东七县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第三，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他指出：“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的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自相冲突的。”1925年，他派了一批干部到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初，在中共北方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上，他又专题讲述了农民问题。实践证明，他的这些主张对使农民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都是正确和必要的。

第三，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李大钊在分析了旧中国的内外矛盾后，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他认为，这个联合阵线既是国际的又是国内的。在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指导下，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列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对象。9月3日，李大钊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况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求从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须由我们团结起来奋斗。”关于国际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心任务是“联合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920年10月，他在北大经济系开设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程中，在讲到中国与英、德、俄国情不同，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也会有异时，就已指出：“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1922年11月，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又说：“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可见，他早就有建立国际反帝联合战线的思想，并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不过，对于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认为中心任务是依靠“全民族的力量”，“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李大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赞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后，他与陈独秀、马林一起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不久，他和陈独秀等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为了建立国内统一战线，他不辞辛劳，奔波于大江南北。根据《北大评议会议事录》记载，在1922年到1924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1923年6月，他在广州参加了作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决定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讨论了统一战线等问题。1924年1月，他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共同研讨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三大政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冬，他组织了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右派。他为贯彻党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促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就义前夕，他把自己的统一战线思想简要地概括为：“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四，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达到革命目标。

我们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李大钊深谙这一道理，坚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达到革命目标。早在1922年，他就指出，欲改良社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实行‘暴力革命’。”他强调“唯有枪才能对付枪，唯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转引自《李大钊研究》第一辑，页286，河北人民出版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成立不久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内设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次年又将其扩充为军事工作委员会（同上书，页300），领导和协调整个北方党的军事工作，并进行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尝试（同上书，页287）。他介绍很多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临行前，总要教育他们：“我们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要建立革命军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得军事的人。”（同上书，页295）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带头这样做。例如，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曹锟倒台，冯系军阀张作霖乘隙而入，北方形成了以段祺瑞执政的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的局面。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做冯的工作。正如中共中央在《李大钊烈士碑文》中指出的：“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李大钊、邓小平与冯玉祥》，《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二七”惨案后，李大钊号召北方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1925年11月底，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首都革命”。李大钊亲自率领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农民自卫队为前导，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赶走了警察总监，一度占领了警察局、邮电局等。终因人民没有掌握枪杆子，加上国民党右派的叛卖，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这终究是一次英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被称为“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告全国民众书》1925年12月1日）。从这一事件中，李大钊更深刻地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并把重点放在武装农民上。在考察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后，1926年8月，他发表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肯定“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是代表农民利益为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而组织的”，这“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并已“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进而，他又提出党必须加强对红枪会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这样，李大钊就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三

江泽民指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述，影响和教育了我国早期的一代共产党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然而，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可见，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所作出的最早贡献是极其宝贵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成为毛泽东创立完整、准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前提。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鲁迅先生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讲的上述评析李大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见《鲁迅全集》第4卷，页525），用的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下面，试以李大钊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统一战线理论为例，对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某些“未必精当的”观点，作一简要分析。首先，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他混淆了列宁主义和中山主义的本质区别。例如，他《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的，策略上也是能连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假如中山生在俄国，他一定是个列宁；假如列宁生在中国，他也一定是个中山！”又说：“他们主张以党治国，列宁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党治国，中山主张以国民党。党的制度是集权，两两相同。”对列宁主义和中山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作如此简单的类比，显然是不科学的。其次，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他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例如，1923年5月17日，他在《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中说：中国的改造“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又如，1924年1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书》中说：在国民革命中“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同时，他对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分歧与斗争也缺乏阶级分析。如1926年1月1日，他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升旗典礼上的讲话中说：“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共产派的参加，党内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误会。但我们相信这些误会转瞬即能消释；因为凡是革命者的襟怀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够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倘能如此，那么，国民党“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的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在其他理论方面，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未必精当的”观点。

那么，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呢？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看待此类问题的。1956年11月12日，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对于李大钊关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一些“未必精当的”观点，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同志为榜样，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加以理解，绝对不可加以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