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晃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扬弃

李晃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扬弃

金仁权（江苏省淮阴工学院）

理学是道德至上的信仰主义，非常重视心性修养方法的选择，非常讲求细密的功夫。作为实践道德哲学的首要的内心修养方法或功夫，理学家们引入“敬”的功夫概念。“敬”是理学家所提出的一种修养方法，是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道德本体与道德方法相结合起来的“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标准，是“天人合一”境界的体现者；学为圣人是理学家修养功夫论的根本目的。

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程朱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环节。“敬”之修养功夫，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又一个独特的特点。在整个中外哲学史中，很难找到如此讲求功夫细密的理论。“敬”，在中国宋理学开始，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功夫哲学”。理学家二程首先指出“主敬”之功夫说。朱熹在二程“主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明确地阐述了“敬”的思想。朱熹以“居敬穷理”来表述二程主敬理论，与二程相比，提出了更具体、更全面的、内容也更深刻的主一、敬畏，居敬穷理等思想。其突出特点强调了“敬”之思想中的“敬畏”之义。极力推崇“主敬”之功夫，甚至朱熹把他当作“圣问第一义，‘敬’之一字，其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1]

李退溪是朝鲜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在朝鲜历经三百年的发展，演变到16世纪后半期便趋于成熟的阶段，闻名于国外的名儒辈出，其代表人物就是退溪。16世纪后半期在中国朱子学处于衰退时期，作为官方思想代表的意识程朱理学由于自身所固有的理论上的重重矛盾和日趋“八股”化，逐渐被日益以反理学姿态而兴起的“王阳明”心学派所代替，朱子学在明代，在中国哲学史上被陷入困境，僵化衰退的时期。正是在这时期的朝鲜，却与中国相反，大儒学者李退溪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并独创性地对“朱子学”做了内容丰富的新的解释和新的理论阐明，使朱子学更加有生命力，更加使其理论体系完善化。退溪继承和发展二程和朱熹的“敬”之思想的同时建立了有自己理论特色的理学体系，把“敬”之思想确定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然后向着自己独有的学术研究方向发展。“敬”之思想贯穿于退溪整个学术生涯中，特别是晚年所作的一生代表著作《圣学十图》，始终贯穿着“敬”之思想。用“敬”之思想，将他的全部哲学思想构筑成为体系。因此，根据这一思想的特点，日本哲学家高桥进先生称他为“主敬哲学”。^[2]把“敬”之思想融会贯通于整个自己哲学体系，这正是退溪哲学特点之一；也是“敬”之发展史中独到之处。二程和朱熹、退溪的“主敬”思想，在理学发展中乃至研究人类“心”之活动中，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和不可动摇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一、二程与朱熹的主敬论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出自《易·坤·文言》，主要讲立身之道和处世原则。“敬”是立身之本，“义”是处世之则。二程是以此为理论依据提倡“敬”的修养方法。二程都很重视儒家传统中“敬”的思想。不过两人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程颢以诚与敬并提，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敬的修养必须把握一个限度，不应伤害心境的自在，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谓主敬的主要内容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虚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3]全面体现“敬”之思想内容的是程颐，“敬”是“伊川晚年之训”，是程颐提倡的主要修养方法。“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是二程与朱熹“敬”思想理论依据和基石。“敬”和“义”可以说程朱心性修养论的支撑点，也是整个理学心性功夫论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二程认为，学圣学、学圣人道德修养尤为关键，要加强道德修养，必须从“敬以直内”入手，以“义以方外”表现出来。“道之浩浩，何处下手？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4]“入德必自敬始。”^[5]“主心者，主敬也。”^[6]“主于敬，便是为善也。”^[7]从二程开始，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依据，便对“敬”字加以新的规定，赋予各种新的含义，并阐明了“敬”与“义”的关系。“敬”与“义”，在主敬论学说中占核心地位，它充分反映了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体现了本体与功夫的关系。“敬”是立身之本，“义”是处世之则。用敬于内、行义于外，敬、义夹持，则身心交养，内外相摄。二程认为“敬”与“义”两者关系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敬”保证良心不外逸，操存本心或道心，所谓“直内”，是胸中彻上彻下，无纤毫委曲，无纤毫私意，襟怀坦荡，表里如一。“义”是正义的、符合道德行为。所谓“方外”，是处理外事，裁制合宜，公平合理，方正无斜。“敬要回头看，义要向前看”，^[8]“敬”偏重于个人内心世界，故曰“敬以直内”，“义”偏重于内心以外，故曰“义以方外”。敬是义的内在根据，义是敬的外在表现。“敬者、义之主宰，在内而言谓之敬；义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谓之义”。^[9]“敬只是涵养一事，心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10]不“敬以直内”，就不可能做到“义以方外”，同样，不“义以方外”，“敬以直内”便是一句空话，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两者关系即相为手段，又相为目的。“敬以直内”真正的目的就是在社会实践中做到道德行为、正义的行为和事情。即“义以方外”。二程所说的“集义”，指明辨是非，“顺理而行”。“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顺理而行，是为义也”。^[11]二程认为以正义的、高尚的道德行为和事情，“敬义夹持”就可以“上达天德”，达到至善的目的来说“敬”与“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紧密相连，相须相成，不可截然分开的功夫。

朱熹主敬论的基本理论之纲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提出“敬义夹持”主张内心功夫和向外功结合起来。“涵养须用敬，处事须是集义”，^[12]认为“义”在内不在我，在成不在事上，但必须在实际道德活动中内在的敬，施之于外则为义，则朱熹所说的活敬。朱熹认为“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守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如‘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时如何？‘坐如尸、立如齐，不敬时如何？’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活敬、则意主敬时便有义，行义时便有敬，所谓的死敬，遇事不能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处理问题不能按仁义礼智、三纲五常诸道德规矩来行事，即遇事不济，遇事不辨是非便是死敬。这种敬顾名思义，毫无意义的，在实际社会实践中没有生命力，还未达到真正的“敬”功夫境界。“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真正掌握了“敬”之功夫，敬便有活力的活敬，其表现在遇事时，当辨别一个是非处理问题的具体的社会道德实践的行义上。“方未有事时，只得说敬以直内。若事物之来，当辨别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义不是两事。”“敬要回头看，义要向前看”，^[13]敬义夹持，内外透彻，内外统一，这种体现在实际具体社会实践上的内外统一的“敬”，才是活敬。显然，朱熹敬义问题上，反对僵硬、固板的修养方法，提倡、强调与实际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有活力的、敬义夹持的活敬，以此作为实现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重要途径。这也体现了朱熹“敬”之功夫的明确的实践性和目的性朱熹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主敬思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以思支配动，以动体现所思。

二、《圣学十图》与主敬思想

《圣学十图》上疏背景。《圣学十图》是退溪于宣祖元年（1568）十二月，退溪暮年68岁时，进呈宣祖的文章。当时宣祖作为李朝第十四代王，是继明宗即位的新王。宣祖推崇儒学，与明宗同样，非常欣赏退溪的学问和人品，退溪又被任命为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经筵春秋馆，成均馆事。这些官职均为直接辅弼国王之要职，其中经筵官一职尤为重要，它负责有直接为新王讲解历史，经典，评议往事成败得失，分析时政利弊的责任。《圣学十图》是以圣学——儒学为枢要，议论学门之根本的文章，执政者在谋求政治哲学与政治能力的同时，还应当具备帝王该具备的圣人的学问和自我人格。而在当时宣祖尚年轻，而退溪已68岁，身体欠佳，试图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高度地综合概括为十个纲目，上疏国王，以便从以上的两个方面提高宣祖的资质。^[14]它最具综合概括退溪思想的纲目。“可谓晚年深思熟虑，提纲挈领的结晶，也是他体认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心得。退溪他以图的形式，既示人以圣学入道之门，亦给人以简明易懂的启迪。《圣学十图》，熔铸宋明理学之精髓，构成他的思想逻辑结构，其规模之宏大，操履之功用，在李朝理学史上均属罕见”。^[15]

《圣学十图》的构成。《圣学十图》“圣学”是圣王和圣儒之学之名，“十图”是以十图来标示圣学要详之图，这样在文字上容易理解的。“兹十图皆以敬为主。”退溪首先在《进圣学十图札子》中以独自的见解，阐明了儒学的目的与方法。“圣学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所谓圣学之大端乃是指儒学思想的道体论，所谓心法之至要是指人之心与修养法，即实践论或为学论。最终沟通这理论与实践的则是人之心。心乃一身之主宰，人之意识，行动皆萌于心。故人的所有言行之责任亦在心。心，最大的特点最大之功用表现在“思”。圣学则是“思”与“学”的互为益。“思”、“学”是相符的。思与学，学与践，学是有二重性，学既有认识意义，又有实践意义。退溪所谓的学倾向于实践意义上的学，以敬的工夫之实践成遂德行，“畏敬不离乎日用，而中和位育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退溪明言“持敬”或敬乃是兼思学，强调“持敬”或“敬”贯穿于传统儒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中。这是因为退溪把儒学中思与学，学与实践，思维与实践，修养之根基，还原为人心。

退溪的“主敬”思想基本之纲乃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退溪之主敬，成始成终，知行并重，内外如一、思与学，真知与实践，皆以敬贯之，倾向于必须践行的“实践道德哲学”。即敬以直内，存养本心；义以方外，省察事为。退溪的主敬思想，可以说比程朱主敬思想内容深刻，贯彻得更彻底，理论体系上更完整。退溪比程朱更强调“心”之作用，不仅接受和直接继承程朱主敬思想，而且更严格贯彻主敬思想。退溪终身以朱子为宗师皆继承朱子之学而加以发挥之，但退溪的朱子学，则重视于天理人欲之分以及主敬存心以实践天理，重修养，重方法。退溪为学目的，也在于“学圣人”“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人合一”，充分体现了本体与工夫的统一。退溪又是把“主敬”思想落实到自己一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官场之中的人，是以“敬为日用第一义”的人。他一生始终如一，战战兢兢，如蹈虎尾，如履薄冰，敬畏谨慎，以“敬畏”或忧患意识来彻底贯彻主敬思想的一生，可以说退溪主敬思想是退溪学的核心。

三、敬以直内，以敬治心

敬以直内，涵养本原。敬以直内，使内在天理能直接表现出来，以敬直内的敬工夫，是主一上而言，主一之意“主一只是专一”。专一则不走作，常惺惺，而心涵养本原，退溪尤其重视敬以直内涵养本原的工夫。“只将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平居无事是涵养本原地头，外俨若思，中心主一，惺惺然时也。一念之萌，但遏其邪而存其理由，一切排遣不得。盖无事时，固当静以存养，然如有所当思而思，能主一，无走作，是乃静中之动，恐无害于持心也。”^[16]在退溪看来，最难做到的就是持心。凡是讲功夫，都必须落在“心”上说，“人之持心最难，尝自验之，一步之间，心在一步，亦难。”^[17]以心持心，使心专一，能主一，心便不走作。若不能主一，心便走失，失其本心或本原，此即放心，故退溪论涵养，极为重视孟子之“求放心”。此退溪曰：“所谓放心，非心谓逐物营营奔驰之心，一刻一念些少走失，皆放也。夫所谓求非谓一日一饷，乍然寻求捉住，便为终身为学之基本。盖日日念念，在在处处，才尝有透漏，便即收摄整顿，得惺惺，是之谓求。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18]显然，退溪认为，敬以直内涵养本原，最难者为人心之放肆。敬以直内，其实质而言，以天理，遏人欲。收拾整顿，得惺惺，将已放肆之人欲，约之使反复入身来，涵养本原或本心。“内以自反可心者一于敬”，^[19]敬便是体现天理，放肆便是表现人欲。如果不以敬来控制人欲，人欲就放肆，不能达到，存天理、遏人欲，天人合一的目的。只有内心常惺惺，处于一种警觉，敬畏状态，才能不昏昧，自明收敛不放肆，主一无适。

四、义以方外，以义显敬

义以方外，省察事为。退溪坚持朱熹“敬义只是一事，如两脚立定是敬，才行是义，合目是敬，开眼见物便是义”的敬义夹持观点。以静去看敬，以动去看义，静则察其敬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故退溪曰：“静而天理之本然，动而决人欲于几微。”^[20]静而逐天理是敬，动而决人欲是义。静或无事的敬在理上，动或有事的敬在事上。即涵养以直内，省察以方外，无论有事无事，动与静，心之敬则未尝间断。这也充分体现退溪敬贯动静工夫的特点。义以方外省察事为的工夫与敬以直内涵本原工夫，由退溪看来并重。“既知私意私欲之为害，但当随时随事，力加克治之功，勿忘勿助敬义夹持，无少间断，此最紧切工夫。朱子曰：若知其病而欲去了，则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药。又曰：勿倚靠他人，勿等待后时。正谓此也。”^[21]有察己私，一有之，当体觉察，当即克治，此是自心自省，敬义狭持，去人欲的工夫。最能反映退溪义以方外省察事为特色的语录为“点检平日应接”、“应人中节”、“就日用应接处，随时随事，一一点检过”等。退溪曰：“如果朴实头做工夫，最好就日用应接处，随时随事，一一点检过，吾之所为中理不中理，中理则加勉，不中理则亟改。苟于躬行必得处，常存谨畏，无慢忽放过，则心不期下面自下，行不期实而自实，言不期认而自认。回视向之所为，虚夸之言之事，但觉其为狂为妄，必恒然自悔，赧然自愧虽劝之使为，自不敢为矣。”^[22]点检即省察，未发是存养之时，已发是省察之际，日用应接百起百落，省察亦百省百察，此工夫随事为之起而工夫连续不断，内心自省以检察所作所为是否中理，中理则加勉，不中理则亟改，常以诸规矩，收敛精神，把身心收向内，心不放肆。此心须是谨慎有所“敬畏”，战战兢兢，如蹈虎尾，如履薄冰。此种敬之心境或心态，极严肃，极认真，亦极为警觉敏感，一知心不中理即刻自省自止，不令行为继续表现，亦即刻自悟自改使之趋于中理。故此一省察自心之所为，是丝毫不能间断，始终如一，保持敬的状态，间断和放肆，常因一念之差，顷刻间使“敬”之功夫，半途而废。故义以方外，省察事为，不是随随便便想做便能做到的工夫，此须谨慎细密无比，方能尽其一二，故退溪终以“慎密二字为第一义”戒之。退溪曰：“尤当以慎密二字为第一义，千万千万，戒之在心，毋忽是祝。”^[23]慎密地省察事为，这种义以方外的工夫，不能不说辛苦严谨，要有坚强的意志。

五、居敬穷理，以敬思学

居敬穷理，以兼思学。以致知这里体现了朱熹与退溪在主敬工夫上的不同侧重点。“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居敬有力，则穷理俞精，穷理有力则居敬愈固。”是一件事两工夫，这是朱熹的居敬穷理理论，朱熹注重未发时的主敬涵养功夫，所以特别强调未发时的主敬。而退溪则注重已发的主敬工夫。退溪给栗谷书中云：“穷理而验于中践履，始为真知，主敬而能无二三，方为实得。”^[24]在《答朴泽之书》有“程朱之兴，以居敬穷理两言为天下立大训”，有以居敬穷理之工为终身事业之义，又《与韩永叔书》云：“更加励志于真知实践之地，庶见内益重则不其轻而自轻矣。”^[25]退溪注重已发时主敬工夫，也表现于他以敬论学与思上。退溪论敬，不但合内外贯动静，同时亦兼学思。退溪于68岁所著《圣学十图》，其《进圣学十图札子》中云：“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学，贯动静，合内外，一显微之道也。其为之之法，必也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处，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26]“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也者，习其事而真践履之谓也，盖圣门之学，不求诸心，则昏而无得，故必思以通其微。不习其事，则危而不安，故必学以践其实。思与学交相发而互相益也。”^[27]穷理于学问之际，戒惧者愈严愈敬，则省察者穷理愈精愈密。退溪认为，思与学同等重要，而对于学则着重在行上。退溪的“思”，应把它作为有意识的能动的思维活动来看。故必思以通其微，经过思考去认识事物，是认识意义上的“思”。以居敬则思而学，而其所说“学”，不仅具有认识活动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学”，严格地说“学”是属于认识实践活动。退溪强调“学也者，习其事而真践履”，“必学以践其实”，显然，退溪所谓的“学”是在实践意义上讲的，以穷理则学而思，因此，“学与思”交相发而相益也，像居敬与穷理，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退溪认为；即使是“思”与“学”的关系如此密切，然而并不是自然而然，“学而则思，思而则学”。必须要有学而使之思，思而使之学的心之要法，居敬工夫。退溪曰：“有为者若是，奋然用力于两者之功，而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学。”^[28]故思则穷理以致知，学则反躬以践实，真知与实践，思与学须以敬贯之。如车两轮，缺一不可，知行并重，退溪倾向于必须践行的主敬思想。

总之，“敬”字在理学中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其演变过程中由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命题的提出，“敬”之义从泛泛的道德意义，定位到实践工夫上来，才使敬在后来宋代理学的心性理论中得到空前发展。

程朱都“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纲，论述主敬思想。“敬要回头看，义要向前看”，敬是义的内在根据，义是敬的外在表现。二程的“敬”之内涵主要有“主一无适”“整齐平肃”“涵养、操约”；朱熹“敬”之说特点为“敬畏”，“居敬穷理”“常惺惺”“妆敛身心、不放肆”主张敬义夹持。

退溪则全面接受、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和朱熹的“敬”之学说，其代表作为《圣学十图》。张立文先生在《退溪书节要》中说：“总此十图，核心是人，因此，李退溪圣学，实质是人学，即学做圣人之学。《圣学十图》就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人类主体的根本存在原理而言，是“心”，“核心是人”“实质是人学”，其实质都是围绕“心”而展开的。人类活动的一切都与“心”有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心”乃是人类活动的主宰者，心乃一身之主宰，“心”在退溪那里就显得极为重要，必须以“敬”工夫来控制“心”，主宰“心”，退溪认为在心之外就没有完成自我人格的原动力，只有由人们自己来修养正心。这是“敬”成为退溪思想核心的根本所在。

宋理学和退溪哲学以“圣人”为学习目标，理想的道德人格标准。圣人也是人，人人可以学圣人，主敬思想给人提供达到道德理想人格的一种手段和途径。主敬哲学是目标明确的道德工夫哲学，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本体与工夫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道德是“心灵”的境界，还得要以“敬”工夫来控制“心”，主宰“心”，还得由人们自己修养正心的方法来达到。中国宋理学家和韩国的退溪，在这一方面开创性地探讨了以“心”之力量去治人之心的“主敬”功夫。这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拯救人类道德灵魂方面具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释】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日本］高桥进：《李退溪和主敬哲学》，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

[3]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05。(www.chuimin.cn)

[4]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转引自姜光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25。

[6]同上注。

[7]《二程遗书》卷十二。

[8]《朱子语类》卷十二。

[9]《二程遗书》卷十八。

[10]同上。

[11]同上。

[12]《朱子语类》卷十二。

[13]同上。

[14]高桥进：《李退溪和主敬哲学》，页118—122。

[15]张立文：《退溪书节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7。

[16]转引自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页323。

[17]同上书，页323。

[18]［韩］成均馆大学：《退溪全书》，大东文化研究院，1958年，页562。

[19]同上书，页190。

[20]［韩］成均馆大学：《退溪全书》，页68。

[21]同上书，页368。

[22]同上书，页694。

[23]同上书，页611。

[24]［韩］成均馆大学：《退溪全书》，页37。

[25]同上书，页279。

[26]贾顺先：《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50。

[27]同上。

[2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