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结构体系辨析

《吕氏春秋》结构体系辨析

刘慕方（上海财经大学）

《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集众宾客所撰，《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在先秦的著作中，《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它不仅形式整齐，结构严谨，而且其结构体系与其思想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探讨《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特征及其篇章间的内在联系，并说明《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与吕不韦及其宾客们的思想的关系。

一

《吕氏春秋》全书分纪、览、论三大部分。纪分为十二，每纪包括五篇文章（《季冬纪》后多出一篇《序意》）；览分为八，每览包括八篇文章（《有始览》今缺一篇）；论分为六，每论包括六篇文章。《吕氏春秋》这种整齐的形式早为人们所注意，对其结构形式前人也有所猜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外篇、杂篇欤？”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里说：“其著十二纪之目的，乃以秦将统一天下，而预为建立政治上之最高原则，其十二纪所不能尽者，或尚须加以发明补充者，乃以八览、六论以尽其意……八览云者，乃极八方之观览……六论云者，乃极六合之论。”^[1]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意识到了《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表现为两个系统，有一定的道理，但皆未涉及《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实质。

最近，吕艺先生在《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2]一文中提出：“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十二纪按‘天曰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规范，而这些规范又往往能从天道、地理中找到根据。”吕艺先生把纪、览、论三部分分别配于天、人、地，特别是把八览和《洪范》里的五事，貌、言、视、思、听，联系起来，认为八览主要在于论述五事。但是，从篇目上来说，八览和五事并不完全对应，因此只好用“大概因为战国时期‘五事’的分类与内容还未像汉代那样最终形成一种公认的凝固形态，时人不免以意增损”来附会其说。

其实，《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把书的三个部分分别命名为纪、览、论，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所谓纪者，纲也，即十二纪是君主一年十二月行使政令，治理国家的行为纲领；所谓览者，观也，察也；论者，议也，即八览、六论是对君主如何治理好国家进行更广泛的考察、议论。中国古代政治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君、臣、民这三者的关系之上，而在这三者之中，君主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将其政治理想寄托在圣君明王身上，《吕氏春秋》的作者们也不例外。在八览、六论这两部分里，《吕氏春秋》的作者们由于摆脱了十二纪的僵死形式的限制，使他们能够更自由地纵论古今成败得失之理，但其论述的中心，和十二纪一样，仍是围绕着君主而展开的，同时对作为国家治乱存亡起关键作用的君主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其目的乃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统一帝国。整部《吕氏春秋》，其主旨即在于论述在统一帝国建立后，作为帝国的君主应如何治理好国家，并不存在三部分分属天、地、人的特性。《序意》篇的“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是吕不韦及其门客在编写过程中的指导原则，此一原则自始至终贯穿于《吕氏春秋》的论述之中。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天、地、人包括了宇宙间的一切存在，人们如果把握了其规律，用《吕氏春秋》的话来说，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也”。如十二纪每纪纪首先论述天象的运行，次述地上万物的变化，再述人应行的行为，认为人君能“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纪》），即顺应自然界的变化以安排政治活动，即可政通人和，天下大治。

吕艺先生在其文中，还认为十二和五乃天之数，六乃地之数，八乃人之数。但其用来论证的材料均出自汉代，而汉代思想家由于受阴阳、五行、谶纬等的影响，其对某些数字的理解往往和先秦有很大的差异。如在《管子·五行》篇中，我们就看到：“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八览所代表的乃地，且《有始览》全文皆在论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数，风有八等，水有六川”。这之中大部分篇幅涉及中国之山川地貌，因此把它归入地似乎更合理。《有始览》所统属的六篇论文中，有两篇《务本》、《谕大》，主要论述臣道及如何用民，显然也属于地的特性。其实，美国学者武兹生（Burton Watson）《古代中国文学》论《吕氏春秋》就说：“这部书所以有趣味，第一因为它是中国文字里文体具有意义的最早作品，它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分别代表天、地、人。”^[3]

二

那么，《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吕氏春秋》在其编写过程中，一定有其指导原则，且数字对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来说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书中这组数字的使用肯定体现了吕不韦及其门客的思想观念。因此，我们还是把其结构体系与其思想内容结合起来，到《吕氏春秋》书中去寻找答案。

《吕氏春秋》主张人的行为应效法天地，“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序意》），这是全书的根本原则。天地的运动表现为四时，十二月的更替和万物的生长收藏，且这种运动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十二纪的结构显然是按四时、十二月来组织的，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吕不韦及其宾客们规定了君主每月应行之事，同时更强调了时令的作用，这从《吕氏春秋》十二月名称的使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四时的更替，万物的生长收藏都是五行相生作用的结果，为了使五行配四时，他们把土加在季夏和孟秋之间。五行的相生作用不仅表现为四时的更替，而且还表现为五方的变换，这样，通过五行的相生作用把时间和空间统一了起来，由此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的宇宙图式，《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更把“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纳入到这一图式中。在这一图式中，起支配作用，并推动图式运转的主导力量即是五行的相生作用。从一月到十二月，从春到冬，从东方到北方，从木德到水德，从万物的生长到收藏，整个自然界完成了一个循环周期，正如《季冬纪》所云：“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吕氏春秋》的作者们认为在这一循环系统里，即由四时、五方所构成的宇宙图式里，包容了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的一切存在。十二纪中十二和五这两个数字的运用显然与此图式有关，即十二代表了一年的十二月，五代表了五行、五方、五时、五色等等，也就是说，十二和五乃这一图式的简化和体现。

如前所述，《吕氏春秋》的纪和览、论是分两次编成的，因此，其在结构形式上也相应地表现为两个系统，即十二纪为一个系统，览、论为一个系统。八览、六论的结构形式显然是出于对十二纪的效仿，八和六这两个数字的运用也一定和上述宇宙图式有关。从十二纪里，我们可以看出，八乃春之数，六乃冬之数，即八是和春、东方、木等联系在一起的；六是和冬、北方、水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八到六，也即从春到冬，从东到北，从木德到水德，即前面所说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循环周期。所以，八和六也从形式上代表了其所建构的宇宙图式。

三

《吕氏春秋》全书分为两个系统，^[4]十二纪所属各篇文章之间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组织在一起，^[5]那么，八览和六论所属的文章之间又是按照什么原则组织起来的呢？

先看八览，在第一览《有始览》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有始览》及其所统属的六篇文章皆是以“解在乎……”结尾的，从全书来看，此现象仅见于《有始览》。为了论述的方便，现把这些内容列出来，并附上这些事在书中所见的篇章：

《有始》：“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材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安平。”此四事不见于书中。

《应同》：“解在乎史墨来而缀不袭卫。”事见《恃君览》之《召类》篇。

《去尤》：“解在乎齐人之欲所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两事俱见《先识览》之《在宥》。

《听言》：“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也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见公孙龙；翟翦之难惠王之法。”此五事分别见《审应览》之《不屈》、《应言》、《淫辞》。

《谨听》：“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前一事见《审应览》之《精谕》，后二事俱见《慎大览》之《下贤》。

《务本》：“解在乎郑君之间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前一事见《士容论》之《务大》，后一事见《审应》。

《谕大》：“解在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此三事俱见《士容论》之《务大》。

由于《有始览》现缺一篇，以上所列仅只七篇。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解在乎……”后所涵括的事例大都见于八览之内，《应同》、《去尤》、《听言》所列举之事例分别见于《恃君览》、《先识览》和《审应览》，且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一一对应关系，由此让我们想起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即《应同》、《去尤》、《听言》分别是《恃君览》、《先识览》、《审应览》的纲领。如其确实，那么《有始览》的另几篇也当作为其他各览之主旨而与其相对应。《谨听》篇所列举之三事有二事见于《慎大览》，另有一事见《审应览》，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谨听》篇和《慎大览》也具备这种对应关系。最后两篇《务本》和《谕大》所涉及的事例大多见于《士容论》之《务大》。从其内容来看，《务大》有相当大部分是和《务本》、《谕大》相重复的，《务大》篇本身内容也和作为本论主题的士容甚少关联，很可能是被误置于此。《八览》、《六论》成书于秦始皇八年至秦始皇十一年，吕不韦被免相国去河南前这一段时间，由于吕不韦本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其宾客们可能也是人心惶惶，所以在编纂时也就不可能像十二纪及八览那么严谨。《谨听》篇中有一事越出《慎大览》及后两篇出现不能统属的原因，很可能是编纂时没有认真统一审稿而造成的。

从《八览》的内容来考察，我们发现《有始览》所统属的六篇论文确实是作为后面六览的纲要而出现的。其具体表现为：(www.chuimin.cn)

《应同》——《恃君览》　　《去尤》——《先识览》

《听言》——《审应览》　　《谨听》——《慎大览》

《务本》——《离俗览》　　《谕大》——《审分览》

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一考察：

先看《应同》和《恃君览》。《应同》篇总论君主，它通过五行之气的相胜作用来论述历史上朝代的兴替、更迭，进而指出所谓帝者“与元同气”，由此把君主分为帝者、王者、霸者、勤者、亡者五个等级，认为君主应以把国家治理好作为自己的本务，即“惟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恃君览》则分从几个方面论述为君之道。《恃君》论述君主的起源，说明君道之确立乃出于天下之大利，给人类带来了彝伦攸叙，因此君不可废。《长利》论述作为君主应有远见。《知分》论述君主应“义审赏罚”以使贤不肖尽为己用。《召类》由“类同相召，气同则合”说明君主应修善以来贤者。《达郁》说明君主应善于纳谏。《行论》论述君主的言行举止与常人有别，因此“不得以快志为故”。《骄恣》论述导致亡国的原因是由于君主的自骄、自智、轻物，《观表》论述君主对事要想先知，则“必审征表”。

再看《去尤》和《先识览》。《去尤》篇的主旨在于论述人在进行认识活动时，不要受喜、恶等主观成见干扰。《先识览》则从多方面论述主观因素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先识》论述“人主之务在于善听而已矣”。《观世》论述“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因此，作为君主其关键即在于知贤。《知接》论述亡国并非没有智士、贤者，而是由于君主智无有接，自以为智。《悔过》篇说明智有所不接，说虽辩，道虽精，亦不可见。《乐成》篇论述君主应达乎任人。《察微》篇论述以微知著之重要。《去宥》论述不要让主观成见干扰自己的认识。《正名》篇论述正名之重要，“名正则治，名丧则乱”。

《听言》与《审应览》。《听言》篇的主旨在于论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恶（不善）不分。《审应览》重点在论述淫辞诡辩往往阻碍人们获得正确的认识，因此，作为听者，应善于分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去尤》与《先识览》主要论述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听言》与《审应览》则侧重于论述在认识过程中，人如何正确地把握客体（言）。以下各篇，《审应》论述君主听言时要“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如此则说者不敢妄言。《重言》篇论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精谕》篇论述“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谓者可为”。《离谓》篇说明言以谕意，言意相离，凶。“听言者，以观其意也。”《淫辞》论述言意关系，认为“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不屈》篇论述察言是为了达理明义，而不是饰非惑愚。《应言》篇说明出声应言之重要。《具备》篇说明要立功名，虽是贤者，也需一定的条件，而其最重要的就是“诚”，因此，“说与治之务莫若诚”。

《谨听》与《慎大览》。这两篇的主旨在于论述治国之道。《谨听》篇总论君主治国之要，认为君主应“通乎己之不足”，治国要察之以法，揆之以数，“因然而然之”。《慎大》要在说明“胜非其难也，持之其难者也”。因此，作为君主应“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权勋》篇论述“去小取大”之重要。《下贤》说明君主应礼贤下士。《报更》论述君主应与天下之贤者为徒。《顺说》篇说明所谓善说者，能因人之力以自为力。《不广》论述君主要“因时而动，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贵因》论“因”之重要。《察今》论述要“因时变法”。

《务本》与《离俗览》。这两篇的主旨在论述如何用民，指出作为君主应以义用民，其次才是赏罚。《务本》篇总论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即“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离俗》论述君主应“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如此则天下可治。《高义》论述君子之行，必以义作为标准。《正德》说明治国的根本在于“以德以义”。《用民》说明“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适威》说明“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为欲》说明民之可治在于其有欲，因此治国要令其民争相行义。《贵信》论述作为君主必须讲“信”。《举难》说明以全举人难，因此不应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其长处。

《谕大》与《审分览》。这两篇的主旨在于论述君主应执一处势，循名则实，无为而治。《谕大》篇说明“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因此，定贱小在于贵大。以下分从几个方面论述其所谓“大”者，即“无为而治”之道。《审分》论述正名审分。《君守》说明善为君者，应无识、无事。《任数》说明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勿躬》论述应“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知度》论述“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因此“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复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慎势》说明作为君主处势之重要。《不二》、《执一》两篇论述“一则治，两则乱”，因此，王者应执一而为天下正。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有始览》所统属的六篇文章确实是作为后面六览的提纲而出现的。由于《有始览》现脱落一篇，所以剩《孝行览》没有与其相互关联的文章。在《有始览》之前，《十二纪》之末有《序意》一篇，此篇文章，前后两个部分不相连贯，其后一部分看不出其与前有任何联系。此外，《序意》篇旧注：“一作《廉孝》”，由此可以推断，由于《序意》后一部分文字脱落，而后面加进来的不相关联的这一部分，乃出自另一篇，此篇之名或即《廉孝》，原为《有始览》中之一篇，后因文字脱落，残缺不全，而被后人移至《序意》篇之后，合为一篇。准此，则《廉孝》篇正是后面《孝行览》之纲要，此两篇皆以“孝”命名，由此也可看出它们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始览》还有作为首篇的《有始》，其主要内容在于论述中国的山川地貌，这篇文章在吕不韦及其门客们编书时很可能是作为整个览部分的序而出现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始览》所统属的六篇文章的次序和后面六览的次序有很大差异。历来研究《吕氏春秋》的人都只注意到每一览之首篇与其下所属七篇文章的关系，而从来没有去考察八览之间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原因即在于在研究八览时，往往只注意到其现在的顺序，而没有注意到《吕氏春秋》在写作过程中，乃先编出其纲要，然后再交由宾客们分头去撰写，最后再由人统一审阅、定稿。由于八览、六论之成书时间大约在吕不韦被免相国前后一段时间，所以这两部分在最后完成时，没有经过仔细的审稿，或许最后完成编辑任务的人已不清楚当时的编书意图，因此在安排八览的顺序时造成了现在的混乱。现由《有始览》所统属的六篇文章的顺序来考察，我们发现《吕氏春秋》中八览原来的相互次序应为：《恃君览》——《先识览》——《审应览》——《慎大览》——《离俗览》——《审分览》——《孝行览》。如前所述，《吕氏春秋》全书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展开论述的，八览的内容正是围绕君主而展开的。《有始览》作为八览的纲领总起以下七览。《恃君览》论述君主的性质及对君主的基本规定；《先识览》及《审应览》分别论述作为君主一方面不能让主观成见阻碍自己获得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分辨淫辞诡辩；《慎大览》论述治国之道；《离俗览》论如何用民；《审分览》论作为君主应执一处势，无为而治；最后，《孝行览》论为天下、治国家应以孝为本。由此次序，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八览是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组织到一起来的。

八览部分在其编纂过程中，先编出《有始览》，然后再以其为纲领让宾客们分头去撰述，再由人统稿。八览既如此，那么六论肯定也是按此原则编写出来的。虽然在其首论《开春论》所统属的文章后没有“解在乎……”的字样以提示其和他论之关系（这可能是六论编写时比较仓促的原因），但细察起来，我们仍可看出《开春论》所统属的五篇文章和其他五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具体表现为：

《察贤》——《不苟论》，《期贤》——《贵直论》，《审为》——《慎行论》，

《爱类》——《士容论》，《贵卒》——《似顺论》。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表现为两个系统，即十二纪为一系统，而八览、六论又为一系统。吕不韦及其宾客们用他们所创造出的月令图式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组数字即十二和五、八和六分别代表这两个系统，以体现他们的思想观念。在第一个系统，即十二纪里，吕不韦及其宾客们以月令图式为纲，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把其所属文章组织在一起；在第二个系统，即八览、六论里，则是先编出首览、首论，并把它们作为览、论的提纲，让宾客们分头去撰写，由此而构成一完整的结构体系。在中国著作史上，《吕氏春秋》是第一部有意识地编纂起来的理论著作。先秦的著作，大多为单篇文章，而由后人编辑成书。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吕氏春秋》这种著作形式的出现在当时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对其后的著作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分为本纪、书、世家、列传；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著《淮南鸿烈》，分为二十篇，很明显都是受了《吕氏春秋》这种结构体系的影响。

【注释】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再版，页4。

[2]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3]转引自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页335。

[4]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笔者已有另文专述（《论〈吕氏春秋〉的成书》，载《学海》1999年第5期）。

[5]有关十二纪所属各篇文章乃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组织在一起的问题，前人论述甚多，这里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