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还列出另一条原因大致谓《公羊传》以其字数之多,口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说明《公羊传》确实是集众多经师之说而纂集的,并非公羊一家之言。尊尊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公羊传》竭力维护之。这样层层深入的问答和解释,是《公羊传》最重要的一种文理,《公羊传》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曹刿劫齐侯一事,在春秋史上是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但在《左传》与《......
2023-11-28
李宗桂(中山大学)
《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构建者和承载者之一。阐释《春秋》的重要著作是“《春秋》三传”,亦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三传各有特色,而以《公羊传》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为大。之所以如此,与《公羊传》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影响密不可分。
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从古至今聚讼纷纭,扰攘甚多。关于作者,班固认为是公羊子,戴宏认为是公羊寿和胡母子都,颜师古认为是公羊高,还有认为作者名并不可知,或者是别人名字如卜商或孔商讹传之异名,等等。据我对相关文献研读后的体会,认为《公羊传》的作者当是公羊氏,口头创作传授者是公羊高(班固所说的公羊子即是公羊高);“著于竹帛”亦即写成文字者是公羊寿。《春秋》三传中,《左传》因左丘明而得名,《穀梁传》因穀梁赤而得名,因此,《公羊传》因公羊氏而得名,应是正常而合理的现象。《春秋》三传都因人而名,协调而自然。公羊高是战国时人,公羊寿是西汉景帝时人,可见《公羊传》从口说到形成文字定本,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说明文本创制特别是思想创造的不易。
《春秋》三传中,就其对经典的阐释路径和特点而言,《左传》长于事,以事解经;《公羊》长于义,以义解经;《穀梁》义、事兼顾而偏于义。按照传统经学的分派,《左传》属于古文经学,《公羊》、《穀梁》属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重视史实的阐明,今文经学钟情大义微言的发挥。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考察,从传统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审视,《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史料表明,汉文帝开始设置经学博士,但该经仅是《诗经》而已。景帝时设置《春秋》博士,董仲舒便是其一。武帝时,设置五经博士,其《春秋》经博士只有《公羊传》一家,《左传》、《穀梁传》此时并未列于学官。史载:“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汉书·儒林传赞》)可见,《公羊传》在景武时期的地位十分显赫。这个史实,本身就表明了三传中《公羊传》的独特价值。崇尚事功的武帝,其一切政略都是为了巩固发展刘汉王朝的基业,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现实需要,以及长治久安的长远战略目标,而不尚虚饰,故而特别重视《公羊传》。武帝时,第一个以儒生身份登上相位的,是传《公羊》的公孙弘;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更是三次就治国安邦、长治久安之道对策于武帝,其一系列思想和建议为武帝采纳,成为政治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从公羊家立场所阐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世以及其后整个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清代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催迫下,公羊学重兴,成为当时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武器。名动一时的常州学派,从庄存与到刘逢禄,都着力阐发公羊义,为社会变革提供资源。龚自珍、魏源借公羊议政,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张目。康有为撰写了《春秋董氏学》,系统阐发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伸张公羊大义,并撰《孔子改制考》等书,论证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公羊传》之所以能够在汉武帝开创新局、建构新型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时期受到重视并发挥重要作用,能够在清代后期社会危机重重的险境中重新焕发生命,是因为它重视经世致用,崇尚一统,以拨乱反正为归旨,主张进化,追求安康太平。这些,都体现了公羊学思想的正面价值。
《公羊传》之所以能够从传《春秋》的“传”而最终成为一部“经”(“十三经”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它是维护统一的书,是主张变革的书,是倡导走向美好未来的书,是饱含政治合作精神而又深具批判精神的书!(www.chuimin.cn)
《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元典,在经学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尽管汉代以后公羊学一度消沉衰颓,但这并非公羊学本身之过,而是时代使然。当中国社会发展到清代后期,“万马齐究可哀”之时,希望国家民族富强安康的仁人志士以“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殷切期盼,寻找救国济民的良方,公羊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被冠以“公羊学派”之名的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是清代变法维新的思想先驱;其后的龚自珍、魏源,进一步光大公羊学,为改制创新提供了新的资源;再后的康有为,更是自觉高举公羊学大旗,重构中国经学史,重释中国传统文化,在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中弘扬了公羊大义。由此可见,《公羊传》在中国经学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是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相结合,是经邦济世之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羊传》所蕴涵的深厚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而这种深厚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通过《公羊传》对《春秋》的大义微言的阐释而呈现出来,也通过其对经典的阐释方式而呈现出来。要把握《公羊传》所阐释的经典中的大义微言,要把握《公羊传》解经方式的独到深奥和神妙,就离不开对《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研究。可以说,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没有对《公羊传》“以义解经”方式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理解《公羊传》,不能理解公羊学,不能理解今文经学,从而不能理解贯穿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的经学,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公羊传》是国学经典“十三经”之一,谈到《公羊传》,免不了要谈谈其与国学经典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文献学层面而言,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最近30年来的学术研究,对于“四书”的关注较多,而对“五经”的关注较少;“五经”的研究之中,对于《易》、《诗》、《礼》的关注较多,而对《书》和《春秋》的关注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的难度,以及对于相关经典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没有到位。当然,《春秋》行文的过于简略和内容的琐碎,也是导致学界相对缺少关注热情的原因之一,尽管王安石讥刺《春秋》为“断烂朝报”未必恰当。实际上,自古以来的《春秋》学,除了三传本身是从《春秋》出发探讨问题,或者说是借《春秋》说事之外,真正关注《春秋》经本身的是少数,往往是通过对《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研究来阐释《春秋》,从而形成了《春秋》学。而《春秋》三传本身并不在传统所谓的“四书”、“五经”范围内,它们属于“十三经”的范畴。这样,“四书”、“五经”和“十三经”合观(其实还应加上《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以及“二十四史”等),才能在整体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载体的面貌。尽管“十三经”已经包含了“四书”、“五经”的全部内容,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这两部对宋以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著作,在“十三经”中并没有单列,而是包含在《礼记》之中,属于《礼记》的部分内容。朱熹的贡献,就在于给《礼记》的《大学》、《中庸》分别作注,并将其单列出来,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本来,这类二加二等于四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根本不是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年学习、研究国学的热潮不断高涨,良莠并存,“国学大师”比比皆是,而并不知道《大学》、《中庸》本身就是《礼记》内容之一的“国学大师”,不知道《易经》和《易传》是两码事的“易学家”,为了孔方兄而四处“讲学”,信口雌黄,贻误青年,故讲讲这些常识未必无益。实际上,由此也可看出,对于经典的解释,需要严肃真诚的态度和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良好功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典解释与文化创造的统一,否则,就只能是曲解经典摧残文化。
中国传统学术分派,主要是按历史时期或者地域或者性质命名。按照历史时期命名的,如汉学、宋学、乾嘉学派之类;按照地域命名的,如濂、洛、关、闽、常州学派之类;按照学派性质分类的,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学派之类。作为今文经学元典的《公羊传》,其形成文字版本是在汉代;作为经学中重要理论体系和派别的公羊学,也形成于汉代(经过从董仲舒到何休的创造性的系统阐发而完成)。按理,如果要以历史时期划分学派,则以公羊学为轴心的今文经学属于“汉学”。可是,多少年来,学术界往往“汉”“宋”对举,把汉学说成训诂章句之学,把宋学说成是义理之学。这种说法显然具有很强的片面性。诚然,宋学是义理之学,但汉学并非只有训诂章句之学,而同样有义理之学,今文经学就是义理之学!《公羊传》“以义解经”,就是典型的义理之学的体现和彰显!实际上,把汉学片面性地说成是训诂辞章之学,就逻辑地把古文经学说成是汉代经学的唯一学派,而把今文经学排斥在汉代经学乃至整个经学发展的历史之外。我不好说这是非愚即诬,但至少是狭隘的学术门户之见而导致。翻检文献,可见所谓汉学宋学之说渊源有自,其代表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其后江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中,阮元在其《国史儒林传序》中,也取此说。其实,他们所说的汉学仅仅是指东汉古文经学,而排斥了西汉今文经学。国内学术界近30年来不加辨析,沿袭旧说,习以为常,甚至以讹传讹,往往误导社会,误人子弟。据此,我倒是比较赞同经学史大家周予同先生早在1928年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出版时所写序言中的分类,即将经学派别分为三类: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样,内容相对充实,概念相对周延。
公羊学的研究,尽管相对于“十三经”范畴中的《易经》、《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著作的成果而言,要薄弱很多,但这些年毕竟在传统文化热的推动下,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研究行列的态势下,公羊学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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