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返鲁之时,鲁之国势益陵夷不可为。哀公及季康子虽礼重孔子,优以国老,位以大夫,卒莫能用其言。哀公亦尝问政于孔子,《论语》载其一章。哀公于孔子,宜频有所咨启。至于一政举措,将见于事实,亦有以先询诸孔子者。然季康子不从孔子之意,明年竟加田赋。于是孔子严责冉有。云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要之,孔子夙主仁政,故不以战栗之对为然。孔子居鲁,朝政之得失,俱得与闻之。之三子告,不可。......
2023-11-21
孔门对《周易》的解读
戴琏璋(台湾“中央研究院”)
一、巫史之易与义理之易
孔子晚年好《易》,这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及《汉书·儒林传》记载。[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要》篇,也有类似的记录,而且还更详细些,说孔子老而好《易》,引起弟子子贡疑虑,子贡引用夫子往日教诲:“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察)。”问孔子:“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回答说是重视《周易》里的“古之遗言”,并非安于它的占筮之用。经过子贡进一步追问,孔夫子才郑重声明:
《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2]
这里所谓巫、史,指古代执行占筮工作的专职人士。巫祝能使神明降临,他们依照筮法,揲蓍求卦,占问吉凶,即所谓“幽赞于神明而生蓍”。[3]一般而言,巫祝不探究占筮的蓍数在断占上可能有的多种意涵,所以说是“赞而不达于数”。负责占筮的史官则不同,他们保留有关占筮的资料,对于蓍数在断占上衍生的多种意涵,积累了一些认识,这就提升了吉凶判断的灵活度与说服力,只不过受到职务的局限,他们多数不会进一步去考量德行与易占的关系,所以说是“数而不达于德”。
巫、史之中,也有贤能优秀者,他们对于所从事的占筮工作会有些检讨,会作出些改革,易占因而有所演进。早期的蓍数记录,使用实际数字,[4]后来改为奇偶符号,于是衍生出卦象、爻象及卦位、爻位的观念。这就扩展了卦爻的意涵,也使断占的工作可以有“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5]的演绎,增进其灵活性与说服力。这种演变在周初成书的《易经》之中已有迹可循。例如《噬嗑》与《颐》两卦,如果用蓍数记卦,即无卦象可言,如今采取奇偶符号的组合,便容易看出卦的整体形象,这应当是两卦卦名的依据。《泰》、《否》两卦中,内外卦的性质及位置,也是决定卦名、卦辞的依据。《剥》、《复》两卦,则是爻象、爻位成为卦名、卦辞的依据。根据《尚书》《召诰》、《康诰》等篇记述,西周初年主政者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形成恐惧修省的自我惕厉,重视谦冲自制与专一诚信的品德涵养。这种思想自然也反映在《易经》卦爻辞中。例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6]“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需》上六);[7]“履虎尾,愬愬,终吉”(《履》九四);[8]“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初六);[9]“节,亨”(《节》六四);[10]“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恒》);[11]“恒其德,或承之修,贞吝”(《恒》九三);[12]“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中孚》)。[13]10这些言辞使得《易经》不再只是单纯的占筮用书,它兼具引导人们进德修业的功能。
从《左传》、《国语》的记载中可知,春秋时代人们占筮,利用卦爻象位解易,已相当普遍。当时虽然仍有负责占筮的专职人员,但占筮工作并不限于专职人员来主持,如晋公子重耳之亲筮“尚有晋国”。[14]非专职人员也可以解读占筮所得的卦义,如鲁之穆姜、子服惠伯、晋之司空季子。[15]参与的人多了,解易的视域也因而扩大了,其中筮必配德的思想最值得注意。例如鲁成公母亲穆姜,因失德受到惩罚,要迁入东宫时,占问吉凶,史官依据占筮所得的《随》卦来断占,劝她出走,认为这就可以如卦辞所说“无咎”。但穆姜认为《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无咎”,是说具备元亨利贞四德才能无咎。她指出:“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16]她自认不具备这四德,所以不配承当卦辞“无咎”的断占,乃作了入住东宫的抉择。又如鲁大夫季平子的费邑宰南蒯,有背叛意图,占问吉凶,遇到《坤》卦六五,爻辞是“黄裳,元吉”。南蒯大喜,再去请教子服惠伯,惠伯却说:“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易》不可占险,……虽吉,未也。”[17]以上两例,都是非专职人士对于易占所得依自己的观点来作解读。他们并不墨守筮书字面的吉凶指示,而特别重视德行的考量。这在易占工作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改变。在这里,我们看到巫史之易转向义理之易的轨迹。
二、孔门的德义解易
根据上节引文帛书《要》篇所记子贡的言辞,我们可以推想孔子早年对于易占之事是持排斥态度的。他之所以老而好《易》,与当时占者重德思想不无关系。他声明“与史巫同涂而殊归”,强调在易占中要“观其德义”,要“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所谓“幽赞”与“数”,是与史巫“同涂”,而“达乎德”则是“殊归”。孔子所谓达乎德,并非徒托空言,是要深切而著明地见诸行事,即仁守而又义行之。仁守须“敬以直内”,义行则是“义以方外”。[18]这就开启了易占解读的新途径:先通过对于卦爻的观象而明德行义,再经由德义的实践而扩充易占义理。这是卦爻意涵与德行修为相互印证而又彼此启发的一种解《易》方式。孔门传《易》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依循这一方式,在易学与儒者成德之教的结合上发展出卓越的睿识,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一)赞以德占以义
帛书《周易·易之义》说:
上卦九者,赞以德而占以义者也。《履》也者,德之基也。《嗛(谦)》也者,德之(柄)也。《复》也者,德之本也。《恒》也者,德之固也。《损》也者,德之修也。《益》[也者,德]之誉(裕)也。《困》也者,德之欲(辨)也。《井》者,德之地也。《涣(巽)》也者,德制也。
是故占曰:《履》,和而至;《嗛》,奠(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久(杂)而弗(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与(不设);《宋(困)》,穷而达(通);《井》,居亓(其)所而迁;《[涣](巽)》,□□□而救(称而隐)。
是故《履》,以果(和)行也;《嗛》,以制礼也;《复》,以自知也;《恒》,以一德也;《损》,以远害也;《益》,以兴礼(利)也;《困》,以辟咎(寡怨)也;井,以辩(辨)义也;《涣(巽)》,以行权也。[19]
这三段引文,也见于通行本《周易·系辞下传》,只是文字上稍有出入,[20]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处,是《易之义》一二两段的第一句都未见于通行本。这两句其实很重要,开头的“赞以德而占以义”,是标示这三段文字的主旨所在。第二段的“是故占曰”则意谓以下二三两段是对九卦“占以义”的解说。据此可知,这句前面的第一段文字,应该是对九卦“赞以德”的解说。
《易之义》在上引三段文字之后,有一句“《易》之义赞始□冬以为质”,比对通行本《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21]可以看出《易之义》所谓“赞”字是“明”即“表明”的意思,[22]“赞始”即明其初始,然则“赞以德”应当是说“从德行观点来表明卦爻的涵义”。至于“占以义”的“占”字,依《左传》、《国语》易筮记载中“占之”的用法,应当是审察筮之所得而作出判读的意思。[23]所以“占以义”是说“从事义观点来判读卦爻的指示”。
上引《易之义》第一段文字,是对于《履》、《谦》、《复》、《恒》、《损》、《益》、《困》、《井》、《涣》九卦之“赞以德”。作者简明的论断,所依据的应该是各卦卦名、卦象,以及自己在德行方面的实践心得。分别说明如下:
《履》,取践履之意;在卦爻结构上,它兑下乾上,所呈现的意象是悦乐而相应于刚健的作为,刚健者又居于中道而能充分展现他的正当性。[24]综合卦名、卦象玩味,乃认定这是落实德行的基盘。
《谦》,取谦虚之意;结构上它艮下坤上,象征“地中有山”。[25]综合玩味,认为这是把持德行的凭依。
《复》,取复返之意;结构上它震下坤上,呈现的是阳刚在增长,动而不已,顺利渐进。[26]综合玩味,这是德行返本的指标。
《恒》,取恒久之意;结构上它巽下震上,呈现的是谦逊而又有所作为,刚柔一一相应。[27]综合玩味,这是持续德行的守则。
《损》,取减损之意;结构上它兑下艮上,呈现的是适时减损刚强的,增益柔和的。[28]综合玩味,这是整饬德行的提示。
《益》,取增益之意;结构上它震下巽上,呈现的是增益他人而谦逊进行,日日发展,没有止境。[29]综合玩味,它是裕厚德行的要领。
《困》,取艰困之意;结构上他坎下兑上,呈现的是处于险境而保持和悦的心态,以刚健的精神择取适当的立场。[30]综合玩味,这是检验德行的准据。
《井》,取水井之意;结构上它巽下坎上,呈现的是木瓶汲水,供人所需,长久不竭。[31]综合玩味,这是滋养德行的指点。
《涣》,取散布之意;结构上它坎下巽上,呈现“风行水上”[32]的意象。综合玩味,这是裁量德行的准则。[33]
上引《易之义》二三两段,是对《履》、《谦》、《复》、《恒》等九卦之“占以义”。《中庸》说:“义者宜也。”[34]《周易·坤·文言》说:“义以方外。”[35]据此可知,所谓“占以义”,是要从对于事物求其合宜措施的角度而在卦爻这里作出判读。
第二段指出:《履》,要和顺而步步到位。《谦》,要尊严而保持光明。《复》,要在隐微处辨别事物。《恒》,要持久而不厌倦。《损》,要先难而后易。《益》,要积德而与人为善。《困》,要处困而通达道理。《井》,要安于位而惠泽广施。[36]
第三段指出:《履》,使行事确实有结果。《谦》,使行为制约于礼。《复》,使人自我觉察。《恒》,使人专一于德行。《损》,使祸害远离。《益》,使德行增进。《困》,藉此消除罪过。《井》,用以明辨道义。《涣》,用以运作权变。
同样是“占以义”,第二段着重于义行要领的提示,第三段则着重于义行效用的说明。《易之义》作者选择《履》、《谦》、《复》、《恒》等九卦而“赞以德”、“占以义”,既体现了孔子所谓“观其德义”的解《易》方式,也指点了读《易》者“仁守而义行”的途径。当然对善于读《易》的人来说,明德、行义,不必限于这九卦。就九卦而言,“观其德义”也不必限于《易之义》所说。但是作为一种范例,作为一种指引,《易之义》与《系辞下传》的作者三陈九卦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了“德”与“义”的区分:“赞以德”,是“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37]是平日的涵养工夫;“占以义”,则是“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38]是临事的“时措之宜”。前者“直内”而立本,后者“方外”以致用。“合外内之道”体用一贯,成德之教才能臻于完善之境。
(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德义解《易》工作中,卦爻意涵与德行修为关系密切,互相启发。德行修为的心得,可以增益卦爻意涵;而卦爻意涵的演绎,也可以提升德行修为。对卦爻赞以德而占以义的儒者,经由卦爻意涵发展出来的德行修为方面的思想,构成《易传》的主要内容。[39]
《说卦传》指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40]
《说卦》作者心目中,易的运作,由蓍数而卦爻,而德义,是这样的一脉相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易》书宗旨也就在于指引人们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系辞上传》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41]
朱子分别在以上三段文字之下作注说,“此穷理之事”,“此圣人尽性之事也”,“此圣人至命之事也”。[42]第一段所谓穷理之事,即“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以及“知鬼神之情状”。三者知之的方法各有不同。知幽明之故,在于“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看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想见“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看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想见“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由此而再进一步推想:“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如“尺蠖之屈”是要“求信”;“龙蛇之蛰”可藉以“存身”。[43]诸如此类,一往一来,一屈一伸,也就是一幽一明,一阴一阳。善加审察,可以发现其中有相互感应彼此导引的关系,也有促使变化开创新机的作用。所谓知死生之说,是经由“原始反终”的方式来识取。生命的演进,人事的变迁,都有一个历程,从整体上着眼,推究其本末,明了其原委,可以觉察其中自有法则,也可以进一步推想妥善的自处之道。《文言传》作者,从《坤·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44]那里,玩味出事物积聚而渐进的道理,于是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45]《系辞传》作者也有同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惡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惡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惡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46]经过这样的演绎,“履霜,坚冰至”这句爻辞,意涵自然丰富起来,人们据此可以培养出“见微知著”的警惕心。《系辞传》作者又从《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47]那里,玩味出人事上安危辗转相关的道理,于是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48]在这里可以把握到的中道是“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49]这样就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50]经由这样的演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一爻辞,意义自然也显豁起来,人们据此可以懂得“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所谓知鬼神之情状,是经由“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察识来掌握。朱子《周易本义》说:“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51]每一事物都有导致它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有促使它变化的原由。参照朱子说法,前者总称“神之伸”,后者总称“鬼之归”。两者互动,造成事物的消息盈虚,形成所谓“鬼神之情状”。《彖传》作者,从“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天象这里,觉察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52]的道理。进而推想人事方面也如此:“损益盈虚,与时偕行”。[53]《系辞传》作者则指出《易》书是在卦爻上下流动不居的情境之中显示“唯变所适”[54]的道理,人们应该从这里洞悉变易中的不易,不易中的变易,而且把握时间的流程,“见几而作,不俟终日”。[55]
如朱子所说,幽明、死生、鬼神都是“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不过天地广大,阴阳难测,德行修为的穷理之事,自然不会限于上文所述,《易传》作者只是在此指出方向,而更重要的是透露其穷理终必与尽性之事密切配合的心意。细读上引文一二两段可以看出:所谓“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都总结于下文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但是穷理之“知”,不离于闻见、推理,而“知周乎万物”之“知”(智),则不能囿于闻见,必须从闻见中超越而呈现德性的觉照。我们看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想见“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外于闻见、推理。但是由此“知幽明之故”,领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的道理,进而在生活上对自己的进退行止作出妥善抉择,则需德性觉照。同理,从“履霜,坚冰至”,想见积善与积不善的后果,也不外于闻见、推理。但是由此“知死生之说”,领悟居安思危的道理,进而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成败存亡作出妥善抉择,则需德性觉照。从“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想见“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也不外于闻见、推理,但是由此“知鬼神之情状”,领悟“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道理,进而在生活上对自己的知几通变作出妥善抉择,还需德性觉照。儒家所谓德性,总是既仁且智,仁的关爱与智的觉照一体呈现。所以“知周乎万物”即能“道济天下”,“旁行”而可“不流”,“乐天”与“知命”不二,“敦仁”与“能爱”不分。穷理之事,原本于尽性;而尽性之事,即在穷理之中。
第三段所谓“范围天地之化”、“曲成万物”以及“通乎昼夜之道”,乃是就仁智之性在穷理、尽性之事中所获致的功效而言,其“不过”,“不遗”乃至充分彰著智德,即臻于默契天命的境界:人之所为,即天之所命;天之所命,即人之所为。所以心智妙运,圆通无碍,没有固定方式;易道彰著,变动不居,没有固定形体。此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
(三)兼三才而两之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终必体证天人合一境界。以德义解易的儒者,在这体证过程中,结合卦爻意涵与德行修为,自有一种“兼三才而两之”的思维。《说卦传》指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56]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系辞下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57]
依上引两段文字所述,“兼三才而两之”,似乎都是指卦爻结构而言。一卦兼表天、地、人三才,而三才又分别“两之”以爻,所以“《易》六画而成卦”。不过《说卦传》已指出,“兼三才而两之”,是《易》书作者“将以顺性命之理”而设定的。“性”指人性,“命”指天命。因此“性命之理”当是“三才之道”的实质内涵。而所谓性命之理,当然并非凭空想象可得,它来自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确实践履。早期卜筮的宗教观,本就认为天地法象与人事有一定关联。承继这一传统,所以《系辞上传》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58]“则之”、“效之”云云,依《易传》,乃是在天地法象中领略德行修为的精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59]基于这样的思维,“兼三才”的义蕴,就不再限于卦爻结构而已,它意谓天人合德,万物相感而生生化化,成为一有机整体。“兼三才”既不局限于卦爻结构,“两之”自然也不只是配置两爻的意思。依据上引《说卦传》,配属天、地、人三才的两爻,分别有阴与阳,柔与刚,以及仁与义的特性。它们各自相配成偶,感应变化,一一彰显“两之”的效用,呈现为天道、地道及人道。爻而“两之”,即呈动态,即有变化,而“道”即在变动中见,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60]而不说阴阳之谓道。“一阴一阳”,显示阴阳迭运的动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分天、地、人,则所谓“阴阳”自也可以概括“柔刚”及“仁义”。“道”在变动中见,所以可用“易”来称谓,依《系辞传》,这“易”是在“乾坤成列”中呈现的。[61]《系辞下传》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62]参考上引《说卦传》文字,这里的“乾坤”,可以概括阴阳、刚柔与仁义。这样看来,“两之”以见“易”,在《易传》作者心目中,已经成为体证易道的共识。“两”的实质内容,不必限于阴阳、刚柔、仁义,也不必限于乾坤。《说卦传》作者可以从“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63]这里,看出天地变化,万物生成的道理。帛书《要》篇作者,则在“损”、“益”消长这里,审察天地之变,而体证易道。帛书《缪和》篇,又明白指出:“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乃是君子“名与天地俱”的处世之道。[64]“两之”以见“易”的思维,显然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65]的说法,有其会通的理趣。
(四)穷神知化
神,在《易传》是个重要概念,而它的意义却不易把握。除“鬼神”、“神明”并称,意涵另有所指外,《易传》中的“神”字,可依据《系辞上传》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来认定它的基本涵义。这里,“神”与“易”并举,“易”谓易道,则“神”当是“易”的神用。就“生生之谓易”[66]而言,这神用,意谓神妙地使万物生生化化的作用。《说卦传》即有这方面的解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67]就易道是在变动不居的事物中呈现而言,这神用,意谓阴阳迭运不可测度的作用。所以《系辞上传》指出:“阴阳不测之谓神。”[68]又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69]从易筮观点来说,蓍草是“天生神物”,它有“圆而神”[70]的性能。筮占的时候,它不涉思虑,不容造作,在寂静不动的状态中,有所感应,就能通达天下事故。[71]人在这时,通过斋戒,保持心智的洁净精明,便能与此“神物”感应会通。观玩卦爻意涵,涤除种种疑虑,精研卦爻义理,契悟“神用”意趣,[72]于是他可以觉知如何因应当前情境,如何为所当为,不为所不当为。面对复杂难料的人事,贯彻内在德性,必须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变通能力;[73]面对吉凶悔吝的现实,成就“开物成务”[74]的德业,必须有“通天下之志”[75]的器识、“见几而作”[76]的才具。沿袭孔门德义解易的学风,《系辞传》作者,认为善于《易》的人,心智发挥“神用”,即可表现上述才能,因而“显道,神德行”。[77]所谓“神德行”,是体现在主观涵养中;而“显道”,则落实在客观事功上。前者归于“穷神”,是“敬以直内”的完美成果;后者属于“知化”,是“义以方外”的终极目标。《系辞下传》说:“穷神知化,德之盛也。”[78]当然,这“穷神”、“知化”都有永续发展的历程,而所谓“德之盛”也当是人们在时间长流中协力来创造的。
三、孔门易学的回响
孔门易学的传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汉书》《儒林传》、《艺文志》都有记述。弟子中受《易》于孔子的代表人物是商瞿,以后传授不辍,到了第六代田何时,已是汉初。汉宣帝、元帝时代,田何后学有施雠、孟喜、梁丘贺及京房四家列于学官。后来在民间另有费直、高相两家易学。成帝时,刘向依据古文《易经》考校各家经文,发现只有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列于学官的各家,当属于今文经学。费氏古文易,据《十翼》解说经文,注重义理。而今文易学则重章句,孟喜、京房他们,还掺杂阴阳灾异的说法,于是形成汉代象数易学。象数之学,偏离孔门易教较远,虽然他们的卦气说有人认为是源自《说卦传》,[79]他们在一般论述上也多有《十翼》的影响,不过在基本精神方面毕竟已歧出于孔门的德义解易。重义理的费氏易,对于孔门易教究竟继承了多少,发挥了多少,由于费氏著作亡佚,今已无法查考。汉哀帝、平帝时代又兴起纬书,托为孔子之作。朱伯昆指出,“《易纬》乃孟、京易学的发展”,它“以象数解易,并将其理论化”,进而使《周易》“神秘化,或者说神学化”。[80]这当然也不能与孔门德义解易相应。魏代王弼,注《周易》,摆脱象数、纬书解经的学风,承袭费氏易传统,据《传》解经,注重义理,不过他又援《老》入《易》,根据《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81]的思想,阐释易理,于是《周易》蒙上了玄学色彩。东晋韩伯继承王弼,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补王氏所未及。唐代孔颖达编撰《周易正义》,取王弼、韩伯《易注》加以疏释。虽然他也吸收了王、韩以外的易说,但基本精神并未脱离王、韩玄学系统,以“有、无”释易理,以“虚无”释“道”。[82]宋代易学有所谓图书学派,提出种种图式解说《周易》原理,这是象数之学在道教易学影响之下的产物。大儒周敦颐承袭此一系统而作《太极图说》,“图”本之道教,“说”则归于儒家。[83]他以图示意,阐述《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段义旨。说明宇宙万物化生的法则,指出人类生命的特质,及其修养之道,揭示“主静立人极”的工夫旨要。他的另一解《易》著作《通书》,以《中庸》所谓“诚”诠说《易传》的乾道。使乾道实义有一体证的契机,也使“诚”的神用与太极之理可以互相参证。这就奠定了宋代儒家易学的基石。张载横渠先生继周氏而能紧扣孔门易学要义作出创造性诠释。他著有《易说》与《正蒙》,对于《易传》“兼三才而两之”的说法特别有所会心,据此阐发天道性命相贯通以及乾坤为“易之缊”的道理。他说:
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84]
横渠指出,易之太极是通过阴阳、柔刚、仁义这些所谓“两体”而呈现的。在这里“莫不有乾坤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85]横渠在这里作出解释:“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有)[其]理可穷。”[86]很明显,他把《易传》所说易道与乾坤的关系,推衍到太极与阴阳等所谓“两体”这方面来。太极是“一”,是阴阳等“两体”之本;“两体”是“两”,因其为“两”,所以能“感而后有通”。[87]他指出: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88]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89]
依横渠,说“一物而两体”时,是指太极两在于阴阳、刚柔、仁义等。说“一物两体”时,则如上引文,是指“气”之对偶感通而成化。所以他的“两体”,就实质言,指阴阳、刚柔、仁义。就形态言,则可说为虚实、动静、聚散、清浊。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文中他的两个自注:因为“一”是“两在”而“不测”,所以“一故神”;又因为“两”是“推行于一”,所以“两故化”。他的这一认定,有进于《易传》易与乾坤的说法,开发出理与气两个层面,凸显了太极与阴阳等的体用关系。由“一故神”,他又提出“兼体而无累”的说法:
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90]
所谓“兼体而无累”,即两在而不偏滞之意。“兼体”,是动态地兼通“两体”,促使其感通生化,所以“无累”。天地之道如此,人道亦然,横渠据此说“性”,说“圣人”: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
性其总,合两也。[91]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92]
从气质上说,人有昏明、刚柔、缓急以及才与不才等等差别,横渠称此为“气质之性”,在这里难免失之于偏颇;不过人还有一种通极于道的天性,横渠也称为“天地之性”。[93]归本于这一天性,即可兼通两体(合两),变化气质而致“参和不偏”。这归本的工夫,不外于穷理、尽性。或“由穷理而尽性”,或“由尽性而穷理”。横渠指出前者即“自明诚”,后者即“自诚明”。[94]前者须是“精义入神”,后者则臻于“穷神知化”:
义有精粗,穷理则至于精义,若(精义)尽性则[即]是入神,盖(为)[惟]一故神。[95]
穷理即精研义理。依横渠,这离不开兼通二端[96]的工作。从事物之形与不形,审察气之幽与明,辨识其中导致幽而明、明而幽的神妙作用。这是“知幽明之故”。[97]从生命之存在与不存在,审察气之聚与散,辨识其中导致生而“顺事”,死而“不亡”的性体实存。这是“知死生之说”。[98]从事物之成与变,审察气之屈与伸,辨识其中二端感应,变动不已的气之良能。这是“知鬼神之情状”。[99]
穷理——精研义理,总离不开学问思辨,依横渠,精研义理而“入于神”,则进入超越思辨的层次。这时,心神“虚明照鉴”[100]乃成为“德性所知”。这是从“见闻之知”超越上来,能够“体天下之物”的“大心”[101]神用。人能精义入神而“存神”,即可兼体不累,开出尽性工夫。横渠说:“存虚明,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102]仁至义尽,即可“尽性以至于命”同时“穷神知化”: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103]
《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104]横渠据此阐释《易传》“尽性以至于命”及“穷神知化”的义理。而他所谓“虚明照鉴”的“神之明”,在这里是一以贯之的。他说:
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岂]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自致尔。大抵思虑静]乃能照物,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见道。况德性自[是]广大,《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岂浅心可得!
《易》谓“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105]
如上所说,横渠易学要义是据《易传》“兼三才而两之”演绎所得。他由“两体”之感通变化,揭示太极易道之“兼体而无累”,两在而不偏滞,指证其生化事物的神用。他又由性命天道之贯通,而揭举人的“天地之性”,据此开显“德性所知”,“虚明照鉴”、“兼体而不累”,“合两”而致仁至义尽。太极之于两体,天地之性之于仁义事为,都是既超越而又内在的。因此人可以即两体而证知太极,即仁义而体悟天性。横渠据此而诠释《易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及“穷神知化”,指出一条由思辨而超越思辨的成圣途径。
四、结 论
《周易》由占筮用书而转变为哲学经典,孔门的德义解易当然是其中关键。所谓德义解易,并非假借筮占的宗教信仰而作一些道德劝说,也不是假借易道的奥秘难知以设定一些道德教条。它是儒者经由德行实感,体证卦爻义理,然后提出来的哲学论述。这里涉及一些人人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应当如何正视自己的德性,使能妥帖地体现在日常行事中;应当如何审察自己在天地间的分位,以便适切地体现与人与物的相处之道。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儒者只指出要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历程中去体证,在“穷神知化”的践履中去深造而自得。
帛书《易之义》所谓“赞以德而占以义”,最能揭示孔门易学的宗趣。《易之义》三陈九卦,既赞之以德,又占之以义。德义分言,区别出德发于内而义方于外的歧义;德义并重,则说明了德性必须落实于事义才能真实而圆满。所谓德行,不能徒托空言,必须见诸行事乃能深切著明,这是儒学作为实践智慧学的特性所在。重视事义,所以必主穷理以尽性。依《易传》,由穷理而尽性,是由闻见推理而引发德性觉照。“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以及“知鬼神之情状”,终必归结于仁智之性之一体呈现,终必契悟人之所为即天之所命,天之所命即人之所为。这就进入天人合德的境界。所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标示儒者进德的历程。
《说卦传》与《系辞传》所谓“兼三才而两之”,最能概括孔门易学的睿识。这一睿识,来自儒者结合卦爻与德行的真切体验。他们由德行修为而体认卦爻意涵,又由卦爻意涵而扩展德行修为。于是洞悉变易之道呈现于天、地、人三才,可有阴阳、柔刚、仁义之殊异,可有天道、地道、人道之殊称,然天地人其实一体,三才之道其实为一易道。因此吾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不可以随机契悟一阴一阳迭运不息之易道。阴阳迭运,不限于天道,也兼表地道、人道。柔刚、仁义,如同阴阳,彼此相感相应,乃有变动生化,乃成地道、人道。道之生化是经由“两之”的感应;人之对于道的体认也是经由“两之”的作用。于是《易传》作者宣称乾坤为“意之缊”,乾坤为“易之门”。
人由“两之”而见易的积极意义,当该是由此而觉察如何从“两之”中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何在现实情境中经由“两之”而“穷神知化”以致“德之盛”。孔门易学这一深层义理,后世最能有所感发者,首推张载横渠先生。他由“道”之“兼体而无累”体认其“妙万物”的神用;再由“圣”之“兼体而不累”揭举其“虚明照鉴”的神智,据以昭示吾人成就仁至义尽、“穷神知化”的主体。横渠易学为儒家成德之教开出“成性存存”的“道义之门”;[106]为宋儒心性之学开出“德性所知”的卓见。这可以说是为孔门易学的传承创新立下了楷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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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戴琏璋:《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
【注释】
[1]“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孔子世家》,《史记》第2册,卷四十七,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页771;“(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班固:《儒林传》,《汉书》第4册,卷八十八,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页1390。
[2]本段及前段所引帛书记录,参见廖名春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38。
[3]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说卦》,《周易正义》卷九,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年,收入《十三经注疏》第1册,页182。
[4]此即所谓“数字卦”。参见戴琏璋《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页234—243。
[5]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3—154。
[6]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乾》,《周易正义》卷一,页9。
[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需》,《周易正义》卷二,页33。
[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履》,《周易正义》卷二,页41。(www.chuimin.cn)
[9]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谦》,《周易正义》卷二,页47。
[10]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节》,《周易正义》卷六,页132。
[11]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恒》,《周易正义》卷四,页83。
[12]同上,页84。
[13]王弼、韓康伯注,孔颖达疏:《中孚》,《周易正义》卷六,页133。
[14][周]左丘明撰,[吴]韦昭注:《晋语四》,《国语》卷十,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3年,页362。
[15]《左传》襄公九年、昭公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下册,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页964—965、1336—1338;左丘明撰,韦昭注:《晋语四》,《国语》卷十,页362。
[16]杨伯峻:《襄公九年》,《春秋左传注》下册,页964—965。
[17]杨伯峻:《昭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注》下册,页1336—1338。
[1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坤》,《周易正义》卷一,页20。
[19]廖名春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页34—35。
[20]引文中括号内文字取自通行本《周易·系辞下传》。
[21]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4。
[22]《尚书·皐陶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郑玄云:“赞,明也。襄之言扬。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赞明帝德,扬我忠言而已,谦也。”引自[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台北:广文书局,1962年,页66。
[23]参见《左传》闵公元年“:辛廖占之”;僖公十五年:“史苏占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册,页260、363。《国语·晋语四》“筮史占之”。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卷十,页362。
[24]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履彖》,《周易正义》卷二,页40。
[25]同上,页47。
[26]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复彖》,《周易正义》卷三,页64。
[27]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恒彖》,《周易正义》卷四,页83。
[28]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损彖》,《周易正义》卷四,页94。
[29]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损彖》,《周易正义》卷四,页96。
[30]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损彖》,《周易正义》卷五,页108。
[31]同上,页110。
[32]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涣象》,《周易正义》卷六,页131。
[33]通行本《系辞下传》作“《巽》,德之制也”。《巽》,取随顺之意;结构上它巽下巽上,呈现的是刚健者顺和地居于中道,而又能尽其正当性。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巽彖》,《周易正义》卷六,页129。综合玩味,这是裁量德行的准则。
[34]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页28。
[35]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坤》,《周易正义》卷一,页20。
[36]《易之义》第二段《涣》卦部分缺损。通行本《系辞下传》则谓“《巽》,称而隐”。朱熹《周易本义》解为:“称物之宜而潜藏不露。”朱熹:《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42。
[3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46。
[38]同上。
[39]这里所谓《易传》,包括通行本《周易》的《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及帛书《周易》的《二三子》、《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
[40]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说卦》,《周易正义》卷九,页182—183。
[41]三段引文皆参见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47。
[42]朱熹:《周易本义》,页125—126。
[43]以上引文见于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69。
[44]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坤》,《周易正义》卷一,页19。
[45]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坤》,《周易正义》卷一,页20。
[46]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0。
[4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否》,《周易正义》卷二,页44。
[4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0。
[49]同上。
[50]同上。
[51]朱熹:《周易本义》,页126。
[52]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丰》,《周易正义》卷六,页126。
[53]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损彖》《,周易正义》卷四,页95。
[54]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4。
[55]同上,页171。
[56]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说卦》,《周易正义》卷九,页183。
[5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5。
[5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7。
[59]以上引文,依序见于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乾·象》、《坤·象》、《泰·彖》、《否·彖》、《谦·彖》、《咸·彖》,卷一,页11、19;卷二,页41、43、47;卷四,页82。
[60]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48。
[61]《系辞上传》:“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8。
[62]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2。
[63]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84。
[64]廖名春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页38—39、42。
[65]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页20。
[66]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49。
[6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说卦》《,周易正义》卷九,页184。
[6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49。
[69]同上,页154。
[70]同上,页155。
[71]《系辞上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4。
[72]《系辞下传》:“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69。
[73]《系辞上传》“: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8。
[74]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5。
[75]同上。
[76]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71。
[7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4。
[7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页169。
[79]参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1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1年,页129—179。
[80]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1册,页181—182。
[81]《老子》第40章。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10。
[82]《周易正义序》:“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序》,《周易正义》,页4;《周易注疏》中《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疏》:“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总而言之皆虚无之谓也。”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48。
[83]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2册,页100—117。
[84]张载:《正蒙·大易》,《张载集》,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3年,页48。
[85]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8。
[86]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页206。
[87]同上。
[88]张载:《正蒙·参两》,《张载集》,页10。
[89]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页9。
[90]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页65—66。
[91]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页21、22。
[92]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页7、8—9。
[93]《正蒙·诚明》:“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页23。
[94]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页21。
[95]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页217。
[96]《正蒙·太和》:“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天大无外,其为感者絪缊二端而已[焉]。”张载:《张载集》,页10。
[97]《正蒙·太和》:“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张载:《张载集》,页8。
[98]《正蒙·乾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又《太和》:“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张载:《张载集》,页63、7。
[99]《正蒙·太和》:“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天道不穷,寒暑(已)[也];众动不穷,屈伸(已)[也];鬼神之实,不越二端而已矣。”张载:《张载集》,页9。
[100]张载:《正蒙·神化》,《张载集》,页16。
[101]张载:《正蒙·大心》,《张载集》,页24。
[102]张载:《正蒙·神化》,《张载集》,页17。
[103]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页63。
[104]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页34。
[105]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页218。
[106]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系辞上》,《周易正义》卷七,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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