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富恩教授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2024-04-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潘富恩教授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蒋广学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规模空前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工程。而在此过程中，潘富恩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我所知，潘先生与匡老深厚的学术缘分肇始于《吕祖谦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组稿工作是1987年之后才全面展开的。而潘先生的《吕祖谦评传》是中心较早收到的书稿之一。

潘富恩教授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蒋广学（南京大学）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规模空前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工程。该丛书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学科领域遴选出270余位杰出人物，以200卷人物评传的形式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总结。经过200余位作者、近百名审稿人和数十位编辑出版人员20年的协同努力，以6 000万言宏大规模，完成了这项“原创性”的学术创制，得到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充分肯定。而在此过程中，潘富恩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是《吕祖谦评传》和《范缜（附何承天）评传》的主要作者，同时，由匡亚明教授特邀，从1991年起担任该丛书的副主编，分管哲学史类的书稿组稿和复审工作。他先后审定了《老子评传》、《孟子评传》、《荀子评传》、《智顗评传》、《惠能评传》、《二程评传》、《朱熹评传》、《陈献章评传》、《王廷相评传》、《王守仁评传》、《王艮评传》、《王畿评传》、《聂豹·罗洪先评传》、《罗汝芳评传》、《潘季驯评传》、《吕坤评传》、《刘宗周评传》、《陆世仪评传》、《朱之瑜评传》、《顾炎武评传》、《王夫之评传》、《颜元·李塨评传》等22部书稿；另外，作为审稿人，他还审阅了《韩非评传》。上述书目证明，潘先生对这套丛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据我所知，潘先生与匡老深厚的学术缘分肇始于《吕祖谦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组稿工作是1987年之后才全面展开的。在开始阶段进度十分缓慢。而潘先生的《吕祖谦评传》是中心较早收到的书稿之一。该书稿的审稿人陈振教授是宋史专家，他在对稿件中涉及宋代官制的个别提法提出补充意见的同时，对书稿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所以在我来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时就做出这样的规定：在送匡老终审前应由我再将稿件阅读和整理一遍。然而不巧的是：1992年3月13日我做了右肾的部分切除手术后，就在家里休养了。所以中心办公室的同志，就将潘老师的稿件直接送给匡老。那时，中心正在筹备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作为这次会议的灵魂人物，匡老无法分身细读这部30万字的书稿。所以1992年4月28日上午由夫人丁莹如教授陪同，亲到我家，一方面表示慰问，同时当他看到我手术后恢复得尚好的时候，便将一袋书稿交给我，希望我慢慢地细读一遍。其实，匡老本来是想让司机梁诚送过来，但出于关心之情，改由自己前来。这在书稿中夹进的一封信得到证明。他写道：“近日尊恙想已逐渐恢复？念念。这是一次大手术，务请多多注意珍摄，至盼。万勿大意，为要。现由小梁送去《吕祖谦评传》一部，陈振同志已审阅二次，审稿意见我已看过。按‘中心’规定，仍要烦你过目，作些‘拾遗补缺’工作后，最后由我（审）阅并签发。……”匡老对我的亲切关怀和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让我不敢怠慢。那时，我的气力虽然尚不能支持我连续数小时的工作，但我还是逐字、逐句地读完了书稿。

在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前，我并未系统学习过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读潘老师的书，使我对南宋这一段思想史有了概观的了解。特别是先生文风质朴自然，逻辑上环环相扣，所以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加上这本书最为突出的一点：重新发掘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的以史为长、“兼取诸家而不主一说”的东莱学术的价值，在学术界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因而阅读这样的书稿，犹病中服另一种提神之药。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我写了一份简单的复读报告。匡老在抽审了本书稿的部分内容后，同意我们对书稿价值的判断，认为潘老师的学力扎实，学风朴实，有创新的勇气，在签发书稿后，立即与当时主管中心的副校长董健教授商量，决定聘请潘老师和陈振教授为副主编。从此，潘先生便同匡老、同中心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学术联系。在不经意之中，我成了这段学术佳话的见证人。

据匡老当时的设想，主编、副主编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主编固然要对组稿、审稿工作做最后的决断，负最后的责任，但副主编必须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潘老师出任副主编时，虽然大部分作者已经确定下来，但在实际动作过程中，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如《孟子评传》、《聂豹·罗洪先评传》、《吕坤评传》、《刘宗周评传》、《顾炎武评传》、《颜元·李塨评传》及《阮元·焦循评传》，均因原作者先后退写而必须随时物色新的作者；而《罗汝芳评传》又是在最后调整传主时新增出来的著作。这种急需物色新作者的情况在丛书其他类的评传中并不多见。但潘先生勇于任事，他很快在自己的朋友或学生中挑选出适合担任各本著作的人选。事实证明，由潘先生推荐的这几位作者，不仅确保的交稿的时间，其书稿的质量亦可堪称上乘。(www.chuimin.cn)

匡老聘请数位著名学者担任副主编，绝不是单纯地“使用”他们，而是通过组稿、审稿和其他的学术活动与他们相互切磋学术，共同体会、赏析传统文化之精义。对于自己所感兴趣的人物，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将作者、审稿人和分管副主编一起邀到他的书房，通过对书稿的讨论，进而将传主的思想、情怀乃至人格评述一番，这是晚年匡亚明重要的生活乐趣所在。1996年深秋，匡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逝世前所终审的最后一部书稿——张祥浩教授所撰写的《王守仁评传》，分管副主编兼审稿人恰恰是潘老师。祥浩教授的《王守仁评传》，不仅结构匀称、层次分明、析理透彻，用语十分平实，而且传主的形象写得十分“立体”：他不仅仅写出了哲学家的王守仁，同时也写出了作为政治家、兵略家、教育家的王守仁；不仅有理论分析，而且常常穿插阳明诗赋予以点缀，从而使较为抽象、深奥、生涩的理论，长出了翅膀而飞动起来。潘富恩教授对本稿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我本人很快写出了建议通过终审的报告，将稿件送给匡老终审。两天后匡老要我一定将潘老师从上海请来。潘先生本以为匡老对自己的审稿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在会议一开始，他就大谈祥浩的书稿与陈来的《有无之境》、杨国荣的《王学通论》相比所显示的思想特色。不想匡老很快就把话题岔开。他一边半躺在沙发上（他刚刚结束“点滴”），一边与潘老师讨论起龙场征悟“圣人之道，吾心自足”的意义。匡老说到兴奋之处，竟然“忘乎所以”：仅凭这句话不能就认为王阳明是唯心主义，即使是唯心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提倡人应该有争做圣人的志气，共产党人不是凭着一股精神才战胜无数的困难获得今天的胜利的吗？等等，等等。匡老的这番话把潘老师和张祥浩同志的谈话兴致也调动起来，对阳明学说中很有争议的命题，都“海评”起来。比如怎样分析“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以前讲此命题，常常丢掉难、易二字，把解题的重点放在他镇压农民起义，而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一致从官逼民反的角度，论述阳明的本义是要切实清除各级官员的贪利之心，社会才能安宁。“会审会”开成了“神仙会”。最后，匡老本应该签发这部书稿，但因为与潘先生有说不完的话，竟然没有想到这件事。这部书稿是在匡老逝世后由终审组组长茅家琦先生签发的。后来，我每想起这件事，都会回忆起在匡老家潘富恩和匡亚明两位学者亲密无间纵横学术的动人情景。不几天，匡老倒下了。这是丛书事业的大不幸。然而，他找到了像潘富恩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通儒硕学”来承继他的事业，又是非常幸运的事。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潘老师还承担了《范缜评传》的撰写任务。范缜是南朝齐梁间著名的无神论者，基于当时“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的社会风气，他深哀其弊，于是怀着“思拯其溺”救世志向，写下《神灭论》的战斗檄文，对当时佛家（主要是小乘佛教）所宣传的灵魂轮回的“神不灭”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上世纪20年代之后由于胡适的推扬，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论著均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到了80年代，学术界对佛学的认识有很大的变化，如何认识和写好范缜便产生了巨大的难题，更何况，《神灭论》是一篇短文，怎样将其展开写成一部书，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本书迟迟找不到作者。潘老师听我介绍了这一情况后，立即挑起了这一重任。潘先生的这部书是在自己的博士生马涛的帮助下完成的。今阅这部书稿，我们不能不佩服潘先生卓越的学识和过人的胆识。其一，他重点分析了范缜神灭论的历史背景，指明范缜的神灭论不仅是当时端正社会风气之必须，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质，指出它是中国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二，范缜神灭论的科学性不是孤立的，它来自远古以来华夏医学的发展和道家学说的智慧。其三，范缜神灭论本身也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与齐梁之时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相联系的。这里特别涉及到对梁武帝萧衍的评价。他指出：萧衍虽然佞佛，但他确实是一位政治开明并怀有仁人之心的政治家。他主政时期所形成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的特殊环境，是科学思想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潘先生通过对“旧人物”研究所得出的“新结论”，对于启迪人们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1991年阅读潘先生的《吕祖谦评传》，到2006年9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整体出版，这15年间，我同潘老师以及他的学生有很多交往。让我钦佩的是不只是他的学问，同时还在于他的为人：对世事的达观，对人事的谦和，虽有非常新颖的见解，但他不喜标新立异；虽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总是用最为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还有更多的思想，交给了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学生去创造、去完成。在“潘门”弟子中，有不少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作者，《老子评传》的作者之一白奚、《孟子评传》的作者杨泽波、《聂豹·罗洪先评传》和《罗汝芳评传》的作者吴震、《吕坤评传》的作者马涛、《刘宗周评传》的作者林宏星，都是潘先生的亲炙弟子；还有《陈献章评传》的作者黄明同，《阮元·焦循评传》的作者陈居渊等，两人也对我说自己是潘先生的学生。而每当我想起了这些朋友，我同时就联想到潘先生那慈祥可敬、和蔼可亲的面容。这就是古人所理解的“通儒”吧。这种学者的类型在今天并不常见。然而正是“不常见”，所以总让我倍感亲切，而无法忘怀。

在潘老师八十华诞之际，他的弟子们约我写一篇贺词。我谨以此文记下几件小事，藉以祝贺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的青春。

2012年3月15日

潘富恩教授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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