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使命：潘富恩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2024-04-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哲学及其使命——为祝贺潘富恩教授八十华诞作谢遐龄我归属中国哲学史学科，全依仗潘富恩教授收留。陈教授与潘富恩教授关系融洽，一提即得到潘教授慨然应允。请潘富恩教授发表意见，再作决断。潘教授的支持起了作用。潘富恩教授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中国哲学还是个尚未完成，甚至尚未作为任务正面提出的题目。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这个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及其日常生活。

中国哲学及其使命——为祝贺潘富恩教授八十华诞作

谢遐龄（复旦大学）

我归属中国哲学史学科，全依仗潘富恩教授收留。这故事颇曲折，在这样一篇祝寿文中不宜详说。但不说不足以显出潘教授大义，必须说。就简略地说说吧。

1983年在桂林六校举办的认识论研讨会上，复旦六名研究生联名发言被时任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认为不妥，在教育部一次讲话中作了不点名批评。由于我是牵头人，与同是博士生的统稿同学二人一起被列为负主要责任者。经过多次帮助会教育后，原定留校方案取消。后渐宽松，1985年确定可以留校一人。因而那位责任较轻的统稿人可以按原方案留校工作，仅处置我一个。几年后与一位资深教师闲谈中得知，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多“怪异观点”，深恐我留在哲学系会对年轻学者产生更多不良影响。若干周折后，我还是留在了哲学系。只是被时任总支书记的黄海泉安置在社会学教研室。此时我也准备安心在社会学学科上工作了。不料在1988—1989年社会学单独立系时又遭遇复杂局面。我想避开。于是难题来了：哲学系哪个教研室接受呢？

1983年事件时，教育部责令“正名”。原先的安排，博士生挂名外国哲学史、实际是自然辩证法的必须归复为外国哲学史。一手作安排的是教研室主任陈京璇教授。现在出面安排的又是陈教授。陈教授与潘富恩教授关系融洽，一提即得到潘教授慨然应允。接着陈教授找我谈，一付歉然的神情。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西方哲学方面攻博，先流落到社会学，现在再流浪到中国哲学，按常规看，专业上吃了大亏，委屈了我。哪知我并不在意“成长速度”。当时正值我的认识第二个转折期。1985年从科学哲学、知识论视角的本体论转向道德哲学视角的本体论——但那建基于西方道德。此时正醒悟中国道德迥异于西方道德、中国人学不会西方道德，正值关心中国哲学史，让我从学科上归属中国哲学，虽然自知没有准备，终究是得其所哉，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心下很是感激潘富恩教授让我有了居所。

再一个重要关口是审批博士生导师。时间已经过去四年，虽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论著，但是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论文”只有一篇讨论戴震哲学的勉强算数。偏偏就这篇遇到了麻烦。这篇文章中有如下论点：中国哲学史上既没有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没有唯心主义哲学家——这是因为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的概念不适合给中国哲学家分类。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那么程朱陆王都是唯物主义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外审时，一位中国哲学史权威人士批示曰：观点怪异，嗣后考虑。此外，反对票较多。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时，得到几位前任校领导看顾，议曰：虽然反对票稍多，然而得分比其他全票通过的还要高，可见属于有见解、有争议，可以考虑通过。请潘富恩教授发表意见，再作决断。

现在，中国哲学史界已经很少使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语，不少教科书甚至找不到其踪迹。把idea1ism依佛学“万法唯心造”译作唯心主义是个错译。西方思想中形式、质料均属法相。无论以形式为本、还是以质料为本，皆属执著法相。万法唯心造意思是无论idea1ism还是materialism均须破之。把要破的idealism译成唯心主义，岂不笑话。更有进者，称佛学为唯心主义（非其本义，而是idealism义），更是荒唐，看作可笑已经不够——当属诬蔑。我最近已撰文主张正本清源，提议把唯物主义（materialism）改译为质本论，以免与气本论混淆；把唯心主义（idealism）改译为形本论，以便区别于理本论。

然而在当时的气氛下，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讲真话是不太容易的。特别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教条多年套用于中国思想史的语境中，更不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想必那位说我观点怪异的权威也明白我的论点可以成立，只是不得不表态而已——他确实手下留情，没有扣帽子，只是作了个中性的、微弱否定的评语。我的论文能在《复旦学报》上发表，又得到校领导们的支持，足见复旦大学文科较为繁荣，其由来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www.chuimin.cn)

潘富恩教授发表的意见大约意思是：我的论点“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这个理由很巧妙：既然论文已经发表，外审评价也有很高的，可见不是质量不行，而是观点有争论。逻辑上说得通是最起码的条件，也是最坚实的条件，适于多为理科权威的前校领导嘉纳。潘教授的支持起了作用。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通过了。后来一些年，这个博士点只有我们两个导师。潘教授退休后，有几年由我一人支撑。渡过了艰难的时期。直到潘先生指导的几位博士生升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迎来了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繁荣时期。潘富恩教授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哲学家，或者如人们比较喜欢听的，称作哲学工作者，其使命就是为国家民族、为身处的时代建设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要建设的当然就是中国哲学。然而中国哲学学科能否担当建设中国哲学重任，似乎尚存争议。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牟宗三等所作，成就卓著，但能否就看作当代中国哲学，总觉得有所欠缺。中国哲学还是个尚未完成，甚至尚未作为任务正面提出的题目。

无疑，中国哲学一定是当代的，是对中国社会当下生活蕴涵意义的理解。当下生活已经不纯粹，已经混杂进大量西方成分。哲学术语中已经混入大量翻译西方哲学的名词。而传承下来的词语有不少已经不表达原义、转而表达中国人现时理解（包括误解）的西方概念，如形而上、唯心等。建设中国哲学不得不读西方的哲学书。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一切方面，相关词语及其相关的思想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日常语言和思维路数。中国人早已惯用物理、化学词语谈论身体和中药。中国思想阵地日益缩小，退守在至今无法替代的领域，如针灸。建设中国哲学不得不了解西方科学。汉语被模仿西语的“汉语语法”强迫管制，削足适履，并通过行政文书和科学技术文章贯彻此语法，竭力西化。虽然拼音化最终宣告失败，但汉字迭经简化，越来越突出其形符意义，远离造字本意。总之，今日中国社会全然不是传统中国。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这个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及其日常生活。

社会结构也已巨变。今日中国社会全然不是以血缘和文化为纽带整合起来的家族联合体，那种结构经过人民革命转变为以党组织为纽带整合的一体化结构，再经改革开放有所松动，转变向渗入外资、外来NGO，含有部分民营经济及少量民间组织的结构。尽管中国人未进至Personality，法律文件却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法人、自然人等术语，并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判案时）使用这些名词，根本不管实际生活中被套用为法人的组织其行为是否合乎法人应有的方式。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这个现实的中国社会及其运转情况。

我曾向人民大学的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前辈学者苗力田教授请教，开展中、西哲学的对比研究是否可行，他的答覆是批评性的，话音中含有比较研究不可行的意思。我想他的看法是对的：单是研究西方哲学，语言就要用上很多年——不懂古希腊语、拉丁语，不是够格的研究者。研究本国的古代哲学，识字、训诂等基础也要花上很多年。一个人不可能用一生的时间解决一门学问，更无论对比研究。然而现实生活又有迫切要求：必须有中国哲学。是否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看作群体的事业，在其他学者单项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比研究？以这样的思路请益于潘富恩教授，建议在中国哲学史博士点中开设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向。乍看之下，这是一个讨巧的方案——对我这样一个名义上的西方哲学史博士而西方哲学并不很强、在中国哲学史博士点却中国哲学更为薄弱的教师，有这样一个方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担任博士生导师；实质上，其中内含着在前辈哲学家及当代其他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建设中国哲学的意向。何况这样设立方向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中国哲学史已经有现代中国哲学方向。在这个方向中，无论玄学派还是科学派囊括无遗。这就是说，研究西方哲学的哲学家其作品（至少部分作品）也看作中国哲学研究范围。

潘富恩教授批准了我的建议，在中国哲学史博士点中设立了中、西哲学比较方向。这是他对建设中国哲学作出的贡献。

这个方向后来根据吴晓明教授的意见改称比较哲学。这个方向的设立标志着建设中国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把冯友兰先生写作《贞元六书》看作开始建设中国哲学的话。这个阶段有着更高的自觉性，特别是领悟到必须面对中华民族全新的当代生活方式、当代思维方式、当代汉语、当代社会结构——从而必须把西方哲学著作也纳入中国哲学研究范围中来。复旦大学的哲学研究与教学者们先迈出了一步。潘富恩教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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