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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恩教授80寿辰纪念文集

【摘要】:恭祝潘富恩先生八十华诞郭齐勇潘富恩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潘老师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6位博士。我在本文中数处指出:“这是复旦大学潘富恩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作者又是潘富恩先生的弟子”云云。潘富恩老师的门人,多与我过从甚密,我从他们身上、书中获益匪浅。

恭祝潘富恩先生八十华诞

郭齐勇(武汉大学

潘富恩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潘先生与我的恩师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潘先生的学生又与我们——萧老师等三先生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复旦大学与敝校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同仁,师生两代有着深厚的情谊。

萧老师生前曾几次与我谈过潘老师与他的交谊,说他们都曾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大哲学系进修,师从张岱年等前辈,有同窗之谊。萧老师很推崇潘老师的人品与学问,表彰潘老师为人厚道,学问功底扎实,对宋明学术独有慧心,造诣极深。

2003年,为编辑《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我给潘老师写信,请他赐稿,很快就收到潘老师的回函与大文。潘老师的《琐忆往事见友情》一文,情文并茂,拜读之后令人十分感动。该文第一句就说:“萧萐父教授是我的学长、大师兄。”他回顾了他们在北大进修时的经历,谈到张岱年先生介绍他们时,“特别向大家介绍了萐父深厚的家学渊源,并指着悬挂在会议室上的那幅由萐父书写的对联,大加赞赏,冯友兰先生在旁也点头称好。联句的内容表达了中哲史工作者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抱负。”

潘老师接着回忆了1957年春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讨会及日后“反右”斗争的情况。因不满左的做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张岱年先生等,他俩人可谓是难兄难弟。萧老师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潘老师也受到严厉批评。潘师说:“萧公是性情中人,对这场‘运动’存在的问题有自己敏锐的看法,往往言形于表,因此也曾陷险境。我在北大‘反右’的中途,借自己‘非北大人’而悄然溜回复旦,于是也有‘同情右派’之嫌。”

最能表达他们的真情的是这样一件小事:潘老师在“文革”初期借“大串联”之机,去出走走,专程来武大看望萧老师而未果,便无心再“串联”下去,掉头返沪。他说:“一路去江西庐山,而后到武汉。特到武大哲学系探望萐父大师兄。遇到了武大哲学系的头头某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他搞到乡下去了!’我心里一愣,于是本想从武汉坐轮船到重庆去兜一圈的兴趣荡然全失,也就匆匆从武汉坐长江轮回到上海。我一直担心萧公的处境。”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多了,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不时聊到各人在“文革”“牛棚”中的处境,以及学术上的看法与争鸣。

萧老师在给我们上“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程时,专门向我们推介了潘老师当时发表的论文与著作。因此,我们很关注潘老师的研究。潘老师的学风严谨朴实,不尚空谈,强调原著经典的功夫与哲学分析的能力。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论稿》、《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潘富恩自选集》等,都是我的案头书。

潘先生时刻牢记张岱年先生的话:“学中国哲学史,有一条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首先要学会做人。”潘老师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师长,是人师!他把很多时间、精力奉献给了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与他的学生。这在当前校风学风日见颓败,学术评价机制妨碍了老师们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更显难能可贵。数十年来,潘先生始终在教学第一线,下工夫开过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中国古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及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不是随便可以开出来的。(www.chuimin.cn)

据报载,潘老师是复旦大学第一位带外国留学生的老师,至今他的国外留学生中不少人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总统远东政策顾问、远东所所长、全俄汉学研究会理事长季塔连科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教授,日本新潟大学常务副校长深泽助雄教授,德国汉学家瞿开森教授等,都是潘老师的学生。他真正是桃李满天下!潘老师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6位博士

我曾于1997年至1998年间,接受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的约请,为他们的一个会议提交一篇报告,题目是《中国大陆地区近五年来(1993—1997)的儒学研究》,全文过三万字,后收入刘述先先生主编、该所出版的《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一书(2000年)。在此文中,我不仅介绍了潘老师的研究成果,而且评价了当时出版的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徐洪兴的《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徐仪明的《性理与岐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林宏星(东方朔)的《刘蕺山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新著,恰好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导师都是潘先生。我还介绍了虞圣强的博士论文《荀子礼义之学研究》等。我在本文中数处指出:“这是复旦大学潘富恩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作者又是潘富恩先生的弟子”云云。1998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曾在该校该社就“近五年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作过一场学术报告,还特别提到以上几位的博士论文,指出“潘门多俊彦”,并向杜维明先生谈起过,得到杜先生的首肯。

我当然清楚“潘门”之盛,远不止以上五位学者。当时是限于综述那五年内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的有关儒学的论著与博士论文。学界衡量一位学者是否优秀,不仅仅只看他个人的论著,还要看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大学教授来说,一定要考察他教书育人的全面性。对于导师来说,主要看他的精神感召力,指导能力与学术眼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优秀的导师是被优秀的学生抬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熊十力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等。

潘富恩老师的门人,多与我过从甚密,我从他们身上、书中获益匪浅。据个人不完全统计,现在仍在复旦大学哲学院执教的“潘门”弟子有杨泽波、徐洪兴、吴震、林宏星、刘康德教授等,杨泽波做先秦儒与现代儒研究,徐洪兴、吴震、林宏星以研究宋明儒为主,刘康德做《淮南子》与魏晋玄学研究,俨然形成了一个学派。吴震兄曾东渡扶桑,在京都大学继续深造,回校执教后著作等身,是阳明后学、宋明学术与东亚儒学研究的实力派与精专人才。潘老师在复旦之外的学生,如阳明学专家董平、稷下学与道家专家白奚、郭店楚简专家郭沂、中医哲学专家徐仪明等,以及虞圣强、徐克谦、洪军、吴学国、王新春等,都是学有专攻的学者,还有从政与政学结合的李仁群等,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不同场合分别对以上“潘门”弟子表示过赞叹。

关于大学人才的选留,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不要搞“近亲繁殖”,本校毕业的学生都要被赶走。我觉得还是要具体分析,关键是人才的品质(德业各方面)。美国的大学这样做,他们还有配套措施,赶出去的优秀毕业生可以再请回来,例如杜维明先生之于哈佛。但美国大学的这些做法还是不利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学派的传承与发展。例如,历史与考古学家张光直院士去世后,张门就岌岌可危了,哈佛没有张派的人了,故旧门生散了,现有两个弟子辗转到波士顿大学,把张先生的藏书都搬过去,试图再在查尔斯河南岸谋发展,但举步维艰。我们试想,如果哈佛留下了一两位或两三位张光直先生的弟子,再请两位到外校发展得好的学生回来,再找几位非张门的优秀学者,张先生的事业不是可以继承下来吗?

较长时期以来,我们中哲史界,北大的都是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弟子,人民大学都是石峻先生的弟子,华东师大是冯契先生的弟子,武大是萧萐父先生的弟子,复旦是潘富恩先生的弟子,似并不坏,都有继承与发展,当然也添进了毕业于海内外的十分优秀的其他人才。例如复旦做中哲史研究的学者谢遐龄、张汝伦、陈居渊、郭晓东、白彤东先生等都是如此,他们学贯中西,各有专长,与潘先生的弟子们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复旦的这种人才选留模式很好,不搞绝对化,一刀切,对学科点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利。

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方面,潘老师的成就斐然,然而最难得的是,他总是保持低调,总是保留草根民间的淳朴。由是我们更加敬重这位师长!我谨代表武汉大学国学院与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同仁与学生,为潘先生寿,衷心祝福潘先生八十华诞,祝愿潘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潘老师、师母与家人幸福满满!祝贵我两校在国学与哲学研究方面的合作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