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富恩教授八十寿辰，亦师亦友卅余载！

2024-04-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亦师亦友卅余载——恭贺潘富恩教授八十华诞陈增辉今年，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同志八十华诞。潘富恩教授是我的老学长、大师兄，我们有着三十多年的交往。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招生，潘富恩同志作为哲学系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并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这些专题课使毕业于中文系的潘富恩同志眼界大开。58年初，下放沪郊，当了十八个月的“新农民”。

亦师亦友卅余载——恭贺潘富恩教授八十华诞

陈增辉（上海外国语大学）

今年，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同志八十华诞。作为师弟，我在此恭贺他身体健康、万事亨通、家庭幸福！

潘富恩教授是我的老学长、大师兄，我们有着三十多年的交往。他有一句名言，叫“师者，友也”。他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在实际体验中感觉到，他与我的关系，也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既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但从某方面说来，我俩也是同出师门的北大校友。

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招生，潘富恩同志作为哲学系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并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在北大进修时，他选听了众多名家的专题课：冯友兰讲《孟子》，梁启雄讲《荀子》，朱谦之讲阳明学，容肇祖讲戴震。此外，还有侯外庐、胡绳、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这些专题课使毕业于中文系的潘富恩同志眼界大开。在张岱年教授的指导下，潘富恩同志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此后，他向北大图书馆借阅了有关宋明思想家的文集并摘录有关资料，准备继续写宋明理学方面的论文。但是，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他只得中止在北大的进修，提前返回复旦大学。58年初，下放沪郊，当了十八个月的“新农民”。1959年8月调回复旦。此时，前苏联留学生季塔连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到复旦大学哲学系。这是复旦大学建国后招收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校系领导特指派潘富恩担任季氏的中哲史的辅导老师达二年之久。

在上述时间的1959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名师多多：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原副部长冯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张岱年、汤一介讲中国哲学史，张世英讲西方哲学史，朱谦之讲日本哲学史，黄心川讲印度哲学史，戴康生讲阿拉伯哲学史，张恩慈等多位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宗白华讲中国美学史，李世繁讲逻辑学等。我的各科学习成绩都不错，而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感兴趣。四年级时的学年论文写的是《荀子对相术和有鬼论的批判》，指导老师汤一介给了5分；五年级时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形神关系理论》，指导老师汤一介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正副主任冯友兰、张岱年教授都给了5分。1964年，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分配到高教部直属重点院校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任务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刚到位的新教员，我得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认真聆听老教师讲课，学会编写教案等。至于对中国哲学史的兴趣，只好暂时抑制。因此，尽管潘富恩同志的大名我已时有所闻见，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文章我亦颇感兴趣，从上外乘公交车到复旦只有区区三站地，终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与潘富恩同志还是无缘结识。

1974年“批林批孔”时，我因反对全盘否定孔子而遭批判。我心中不服，决心写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正好学校接到市里通知要派一名教师到安徽农村搞上海知青函授教育，我就踊跃报名并获得批准。于是，我就在安徽农村，白天参加函授教育工作和农业劳动，晚上在阴暗的煤油灯下阅读《论语》。通过仔细阅读，我准备写一篇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章。回沪后，经过长时期断断续续的思考和梳理，终于在1977年秋写出了《孔子教育思想试评》的初稿，并于在1978年7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此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反映，好评连连。(www.chuimin.cn)

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研讨会。可能因为《孔子教育思想试评》这篇文章，学会给我发了会议通知。接到通知后，我花了几个月课余时间，写了一篇《孔子哲学思想试评》参会。与会的当天晚上，我即去拜见会长张岱年老师。张老师夸我的《孔子教育思想试评》写得不错，在当时写这样的文章实属不易。又说《光明日报》发表前，责编曾来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几遍，跟责编说：“写得不错，我看可以用。”讲到这里，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进来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彬彬有礼地叫了声：“张老师好！”这声时隔22年的问候（1957年“反右”斗争后中断联系），使双方都十分激动。张老师急忙站起身来，请他坐下后，给我俩作了介绍。我这才恍然大悟：啊，这就是我久仰的潘富恩先生！在这次研讨会上，张老师发表了《孔子哲学解析》。文章从“述古而非复古”等十个方面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解析，这从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潘师兄作了《中国哲学史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对我改进理论研究的方法有很大启示。为此，我写了《哲学界在太原讨论哲学史有关问题》，着重报道了潘师兄的发言内容：“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会议强调，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总结中国的哲学思想，揭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总结前人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发展和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为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四化建设服务，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的贯彻和具体化。”（《文汇报》1979年11月9日）太原会议给了我两个收获：一是结识了大师兄潘富恩；二是改变了我的理论研究方向：由原来单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太原会议后，我与潘师兄结下了不解之缘。诚然，我们的友情犹如一塘清澄的淡水，然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曾多次对我说：“我一直铭记着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进修中国哲学史导师张岱年先生的话，他说：‘学中国哲学史有一条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首先要学会做人。’我作为张门的入室弟子，虽然学问不及张师的万分之一，但在为人之道上不能有辱师门，所以我比较注重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如何结合的问题。作为一名教师自身的品德，对学生是有深刻影响的，于此我深有体会。”作为张门弟子，我在张老师和潘师兄的影响下，在为人为文方面努力以他俩之言自律。三十多年中，我与和潘师兄一起尊崇张老师。张老师逢五逢十的生日，我们都会致电祝福。例如，1999年5月2日是张老师90岁生日，我们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敬爱底张老师：在您90华诞之际，请接受我们由衷的感谢和真诚的祝福。感谢您的谆谆教诲和培育。祝福您健康长寿！晚生潘富恩、陈增辉敬贺1999年5月2日”在发贺电的同时，我们又通过长途电信局送上鲜花一束。同时，张老师也一直关心我们。如1992年在四川德阳召开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时，他为我题写了勉励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百之。增辉同志属，张岱年，一九九二年六月”。

三十多年中，张老师和潘师兄在科学研究等方面，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现举我的一小一大两件事情为例略作说明。

首先，讲一件小事。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研究》主编庞朴的《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文章把三年来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重在清算“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运动。抓住姚文元说过的一些肯定孔子的话，“回赠姚文元一个尊孔派的恶名”，似乎这样一揭，“四人帮”就原形毕露，毋劳多着笔墨了，无需饶舌了。“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那是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而逐步到来的。……这个阶段，是从评价孔子的教育活动开始的。”这就明确肯定拙文《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是孔子再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由于上述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和香港《文汇报》的评论，上外的外事办公室在1978年就应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留学生的要求，多次邀请我与留学生们见面、座谈。鉴于“文革”中，一些人因与外国人关系较密切而被定为“里通外国”的教训，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直婉言谢绝。这次《人民日报》评论发表后，学院科研处决定要我在1980年的秋季学术年会上给国内外学生作一次有关孔子思想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有点紧张，就去向富恩兄请教。他凭着自己的经验指导我如何构思、如何撰稿。期间，他帮我看了学术报告初稿《孔子教育哲学思想试述》，并提了不少指导性意见。报告会那天，他又提前来到会场，坐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默默听了近两个小时。报告结束后，在陪他去公交车站的路上，他边走边对我讲了不少鼓励的话，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却不说在会场里连一杯白开水都没有招待，就是来回的车钱也是他自掏腰包，提挈之诚，于斯可见！

其次，讲一件大事。我长期在外国语学院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曾主持编写过几本全国涉外院校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原理简明教程》。为了对涉外院校学生进行国情教育，1990年的全国涉外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年会决定，要我设计、主编一本《中国哲学史简明教程》。我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确定编写大纲和具体要求，协商分配给北京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等院校撰写。在全书十章中，我除撰写三章外，负责全书的修改定稿。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次年秋将书稿送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老师为本书作序，并予以了肯定。出版社把书稿委托潘兄审定，他写了翔实的审阅意见，给以较高的评价。由于张师和潘兄的上述评介，该书很快出版了。

上述一小一大两件事情，只是张师和潘兄关心我的众多事例中的两个。特别是在职称晋升方面，他们给予我很大关心。1978年高校恢复职称评审时，在1964年同时进入上外马列室的有北大、人大、复旦、华师大的5个教师，但没有名额。由于《孔子教育思想试评》这篇文章，加上发表在1978年10月9日《文汇报》上的应约文章《如何理解列宁说过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后收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学院专门拨出一个名额“破格”提升我为讲师。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欠账太多，要解决高级职称就比较困难，人们动辄就说某某人是哪年大学毕业的，却很少提及他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就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我能在80年代中、90年代初顺利解决副教授、正教授的职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张师和潘兄的大力推荐，两次为我写推荐书，客观地评价我的教学情况，特别是科研成果。上述这一切，使我深深体验到张师和潘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外，张师、潘兄和我之间的交往还有一些。例如，1997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题为《儒家“和”的哲学与世界文明发展》的论文，受到普遍好评，新加坡《联合报》在会议报道中突出了拙文。会议结束前，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来看我，并说：十九年前，我在香港《文汇报》上看到对你的《孔子教育思想试评》的好评时，就想见你，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能看到你，很高兴。接着，他说：我想聘请你当孔教学院的顾问（已聘首席顾问是谷牧、范徐丽泰）兼院长助理，主要是帮我起草文稿、处理会务等。我说，让我想一想再说。没过几天，他寄来了聘书，并委托我邀请内地名儒赴港参加香港回归后香港孔教学院举办的首届“孔圣诞环球大庆典”。我当即复信推荐了张岱年教授和潘富恩教授。他回信说“很高兴”，并说：“这两位就定了，一切费用由学院承担，请你负责联络。”事后，我把此事禀告张老师。张老师表示感谢，并说“能不能成行，到时还得看身体情况”。后因身体不佳，张老师未能与会。对此，汤院长深感遗憾。为了感情上的补偿，一次他趁去北京开会之便，专程拜访了张岱年教授，并给了一笔慰问金，以酬谢他对弘扬孔学的伟大功绩。我与潘兄一起去参加了孔圣诞环球大庆典，并联名发表了题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的论文。几年后，汤院长和副院长熊德龙欲访问复旦大学，要我负责联络、并全程陪同。访问期间，搞了不少活动。访问结束前，复旦大学授予他俩“荣誉博士”称号，他俩向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捐款人民币15万元，以支持他们的科研工作。后来，可能是由于潘富恩教授的推荐，复旦大学哲学系聘请我担任中国哲学史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委员会委员和答辩委员会委员，参加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工作，历时约三年。我想，此举大概也是潘兄为了增加我的历练所作的有意安排。对此，我亦是不胜感激。

昔者，孔子有言：“仁者寿”；“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张老师和潘师兄，都是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仁者，必得大寿。张老师95岁仙逝，潘师兄也能长寿。此时此刻，我深深地缅怀已经仙逝8年的张老师，由衷地祝福潘师兄健康长寿！

潘富恩教授八十寿辰，亦师亦友卅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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