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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3
仁者潘公
夏乃儒(上海师范大学)
潘公富恩是我最敬重的学长。在我们相识的数十年间,他处处展现出仁者的风范,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们俩有过一段相似的经历。1957年底,老潘从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回复旦,甫即派至嘉定县劳动锻炼;我也从上海市第一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下放”到宝山县劳动。老潘劳动锻炼了18个月,我则在农村耽了近两年半。然而当年当“新农民”的决心,他比我要大。他在农村与贫农之女喜结良缘,可作佐证;我在1959年添了千金后归心如箭。不过,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对老潘的“城乡结合”的生活还是很羡慕的。因为每逢度周末后,老潘总会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返校,带来粮食和蔬菜,随即埋头写作。他也有一股粗菜淡饭乐在其中的劲头。
上世纪70年代,我也改教中国哲学史课程,与老潘交往更密了。有一次我登门请益。老潘把他所编的教学参考资料赠我,并说,你来得正好,我刚从家里带来许多新土豆,中午一起享用吧。于是他煮了一锅土豆。由于谈兴太浓,锅底的土豆已烧煳了,可是大家吃得更香了。
和老潘在一起,总感到有一股很强的凝聚力。我们参加一些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常会听到外地的同行称赞上海的同志合作精神。这固然和前辈学者的榜样有关,如冯契、胡曲园、严北溟、徐孝通等先生都互相敬重,摒弃门户之见。而一些合作研究项目的具体工作,需要年富力强、承上启下者来担当。在这一梯队中,潘富恩同志年稍长,又长期在复旦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无疑是最合适的扛鼎人物。可是潘公处处表现出谦虚的厚人薄己精神。考虑到冯契先生在华东师大,为工作方便,老潘让华东师大的丁祯彦同志多出面,他自己积极完成所分担的任务。在著作的副主编、编委的排名上,老潘力主按姓氏笔画为序。这样,潘姓笔画最繁,总是排在最后。在这种谦和君子之风吹拂下,大家合作得很愉快。(www.chuimin.cn)
潘公的仁者之风,还独特地表现在:把他的师长和弟子“无私”地介绍给同仁,使你也沐浴在桃李芬芳的氛围里。
张岱年是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是潘富恩同志在北大进修期间的指导老师。在我与潘兄的多年交往中,他常对我谈起张先生的治学风格、奖掖后辈的精神,以及在“文革”前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也常谈及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等著作对我的影响。于是,老潘在和张先生通信中,多把我列入沪地的“张门弟子”名单之中,张先生也认同我这个“私淑弟子”。后来,我几次代上海的几家出版社、报社向张先生约稿,都受礼遇,从未被拒绝过。记得有一次去合肥开会,文汇报社理论部施宣圆同志要我代为约稿。未料张先生不仅欣然答允,而且在会议休息间把文章赶写出来了。他嘱咐我,行程中资料查找不便,引文代为查对。这种重诺言的快速践诺作风,后来我在潘公的行文方式中也常见到它的影子。这可能是从张门中承袭下来的。
至于“潘门”弟子,也是英才辈出。潘先生总是毫不“吝啬”地把他的弟子介绍与我相识。在交往中使我领略到他们师生情谊、治学风格,使我受益颇多。例如,有一次我告诉老潘:“我即将赴俄参加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会议。”他兴奋地说,他有一位俄罗斯弟子季塔连科,现任俄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很可能参加这次会议。潘公甫即修书一封,要我去找找季氏。我在俄期间,季塔连科因公务繁忙,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去远东所造访,他拨冗热情接待,似乎遇见老朋友。他告诉我,他正在编著一部俄文的中国哲学史辞典,要继续请潘师指导。他还说,上次请潘教授访俄正值冬季,先生患感冒,未在俄多逗留。并要我转达请潘师选择暖和的季节再次访俄,他一定会好好陪同游览。师生之情,溢于言表。
潘公的本土弟子众多,单是博士就培养了三十多位。他往往通过论文评阅、答辩、学术研讨、项目合作等方式,及早把他的弟子推举给社会。我也是在上述方式的交往中,结识了许多“潘门”弟子,从中窥见了“潘门”学脉,也得到了很多启发。比如,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上,潘公率众弟子不仅对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作深入的梳理,而且上溯唐末宋初,下探明末清初,差不多对理学发展脉络来个“兜底翻”。这也促使我对理学的考察随之逐渐细化。
潘夫子的仁者之风,拂于四方,贯之始终。当他从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上退下来时,我曾担心他会否有失落感,打电话去问候。他笑呵呵地说,心情很舒畅,一切由后来者担当着,不用担心。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不是容易学到的。诚如董子所说:“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得知潘公将届八秩之寿,衷心祝愿夫子:“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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