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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学发展简史-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

【摘要】:其中,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人员转向了宗教研究,他们成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理论代表。1978年开始,中国宗教学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争论。一个标志性时间是1978年年底,任继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在中国宗教学领域的理论建构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宗教学前辈吕大吉教授。

一、中国宗教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1978年开启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曙光。但那时的中国,真正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极少,大部分研究宗教的人员都来之于原本从事哲学历史、中文等研究的人员。其中,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人员转向了宗教研究,他们成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理论代表。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任继愈、吕大吉、牟钟鉴等等。

1978年开始,中国宗教学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争论。从郑建业主教在《宗教》上发表《从宗教与鸦片谈起》[1]算起,这场“宗教鸦片论”争论大约持续了10年。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中国宗教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学术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工作这样一种转轨定向立即使中国宗教哲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2]

中国宗教学界和哲学界展开的第二场争论是“儒学是否是宗教”。任继愈是中国大陆学者中第一个提出“儒教是宗教”观点的学者。一个标志性时间是1978年年底,任继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之后,学界展开了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的争论。1998年《文史哲》组织的笔谈,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当时,中国知名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和李申等,都应邀参加了这次笔谈。段德智教授把这次笔谈讨论的主题归为三个:(1)儒学是“学”还是“教”?(2)如果是“教”,那么,它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3)如果是宗教,那么它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里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呢?[3]

事实上,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依然有不少人断言儒家不是宗教。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儒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强盛,人们希望找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其中有些人希望从传统信仰中找到文化之根。于是,有些儒学家要恢复儒家,并把它发展成儒教。代表人物如著名学者蒋庆。可以说,当前的儒学已经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www.chuimin.cn)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宗教学、宗教哲学、神学著作被介绍、翻译成中文,近年来也出现了宗教学和宗教哲学中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争论。显然,这一争论受到了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唐·库比特(Don Cupitt)、乔治·林贝克(Geoge Lindbeck)等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国佛教,尤其在禅宗中,非实在论思想很容易得到某种程度的共鸣。例如著名的《坛经》,对于西天净土的理解就是非实在论的。

在中国宗教学领域的理论建构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宗教学前辈吕大吉教授。吕教授长期致力于西方宗教学史、宗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他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为中国宗教学界提供了最系统的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在这部700多页的著作中,[4]吕教授就宗教学的性质和内容构成、宗教学的理论方法、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宗教与文化诸方面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宗教四要素说”(即各个宗教都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制度构成)。[5]吕教授指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6]

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在理解宗教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静态地理解,也需要动态地理解。在多种宗教学教材中,学者们开始关注诸宗教之间的关系。例如,宗教学家段德智教授在他的《宗教概论》中开始关注宗教对话与宗教多元主义;[7]王晓朝教授关注宗教对话和世界和平;[8]张志刚教授全面关注宗教对话问题[9];王志成教授则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宗教间关系的著作翻译和写作,出版了大量相关作品。[10]

大体说来,中国的宗教学已经走过了从最初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到挖掘传统资源的宗教学、再到关注诸宗教关系的现代宗教学这样一个短暂但发展快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