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区党组织与上级的中断与革命斗争

广西白区党组织与上级中断以后的革命斗争

陈　岸

如果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广西党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损失，那么，土地革命初期和中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又使广西党组织接连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至1932年春，作为广西白区党组织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共广西郁江特委，因遭受敌人严重破坏而解体，特委委员只剩下我一人。尤其令我苦恼的是，因中共两广省委（后改为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从1930年到1932年间连续多次遭受敌人的破坏，使广西白区党组织中断了与上级的联系，时达5年之久。在这一段艰难的岁月里，我和其他一些幸存的党员同志，就像飘泊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一样，竭力地在与狂风恶浪进行搏斗。

辗转于玉林五属

1932年2月，春雨连绵。

面对未来更加艰苦的斗争环境，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先回玉林看看，首先要找一个地方落脚，然后从头干起。

从横县动身去玉林，要走两天半的路程才能到达，中途要住两晚客店，每晚需付10个铜板的店钱（当时13枚铜板合桂币1角），两晚需付20个铜板，这样因为路费不够，我一路上就只能吃稀饭、喝水。喝水两三次还可以，后来喝水就不起作用了，老是冒汗，走不动了。走到现在的三山教养场那里，见有一个老头在路边卖粥，一个铜板一碗，但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无奈，只好撒谎对老头说：“老伯伯，我是陆川人，我的弟弟去当兵了，我去找他回来结婚，在路上给人家摸了钱包，现在肚子饿，没钱买粥吃了，请你给我两碗粥吧！”

那老头同情地说：“你吃吧！吃个饱！”

我一连吃了三大碗。谢谢老头，我又上路了。

到了玉林，我找到县委书记杨巨祥。他告诉我，玉林的同志目前仍是一个“怕”字，现在还不敢露面，仍处于冬眠状态。我只好到北流转一圈。在北流，看到下里的工作没有多大起色，又转到上里找特委巡视员宁昭。但他在林俊当校长的大伦小学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便跑到香港当修马路的工人去了。他去香港之前，不但对革命消极，还散布一些悲观的论调，林俊也受其影响，革命的信心不足了。我也不好把目前党困难的情况告诉他，只鼓励他坚定革命信心，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我从北流上里转到陆川清睦小学，对那几位要求入团的学生抱有较大的希望。这时已是除夕了，家家户户都忙着过年。我孤身一人，没有地方过年，怎么办呢？我到清睦小学时，校长回来了，李钧章、罗烈光已经保释出狱，但他们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余寿新一个留住学校。余说：“以什么借口把你留下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大年三十，谁不在家过个团圆年呢？我为什么只身跑来这里？倘若解释不妥，是会出问题的。怎么办？只好撒谎说家里要逼我结婚，我不愿意，就跑出来了。但吃饭怎么办呢？最后是由余寿新回家过年，晚上带回一包油炸糯米糍粑来给我吃。我就是这样度过1932年的春节。

由于李钧章、罗烈光都营救出狱，社会空气趋向缓和。同时学生回家发展农会会员的工作有了良好开端。他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原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每人不仅发展两三个，而且还发展了四五个。互相汇报之后，事实证明发展农会会员不是困难的事，我表扬了他们，情绪更高。

当时，我感到要趁热打铁促进一下，使大家劲头更足，就把他们介绍入会的首批会员作为代表，召开陆川劳农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北斗良村荒山野岭上召开的，还有放哨，很安全。我在会上作了宣传鼓动，讲了农会的宗旨是团结劳动农民，讲了中华苏维埃土地法，打倒地主豪绅、军阀，打倒封建剥削制度，使将来人人分得一份田地，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实行一夫一妻制。代表们在会上也提出许多问题，我根据苏维埃土地法令，做到有问必答。会议一直开到鸡叫，大家情绪非常高昂。有些人还要我再继续讲下去，有些人还要请我到他们家里去讲。由此，陆川县南部的农民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

我在陆川先后召开了两次劳农会代表会议。第一次是前面所述的，在1932年春节后，学校将要开学时召开的。第二次是在1932年的七八月间。都是夜晚在离村很远的荒山野岭上开的。在那里，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大声演讲，使每个人都能听得到。他们听得兴致勃勃，七嘴八舌地议论，都认为分田好，将来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了，子孙后代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他们认为上级有人来　，真的搞　。由于这两次大会胜利召开的影响，农民运动迅速扩大。特别要提到的是得到陈涛（陈能膺）的赞助。陈是陆川的留沪学生、中共党员。他回家筹措学费，回来前，曾受陆川留沪同乡会（合平青年会）委托，在陆川发展合平青年会会员。他到北斗良村找到小学老师李瑞能，李对陈涛说：“你们要发展合平青年会吗？那当然好，我们这里上级派人来搞农民运动了，已开过农民代表大会，农民情绪很高。”

陈涛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搞革命就要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呀，单搞青年知识分子是不够的。你们搞农民运动好，你们真刀真枪搞起来了，我们落后了一大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追赶上来。”

李瑞能把陆川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陈。陈涛向李瑞能要了《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新修改的《劳农会章程》等文件的草案，又问与农民谈话如何入手，如何吸收农会会员，召集会议等等，李瑞能都一一作了解答。他一回到乌石、大桥，就对合平青年会会员说：“清湖、盘龙的青年已经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我们还突破知识青年这个圈子，我们落后了，要赶快追赶上去。”于是，大桥、乌石的合平青年会会员都投入了农民运动。

1932年6月，当陆川农运逐步发展的时候，我又转到北流去穿梭巡视工作，想把陆川农运如何发展及农民斗争的情况介绍给他们，鼓励他们向陆川学习。我到玉林县城附近的南江时，刚刚走到排步桥，就碰上苏箕裘的侄子。他是从家里出来购物的，因为我在他们村里住过好几次，他认识我，因此一看见我，就大声说：“陈先生，你不要到我家里了，张上达已叛变，把我的十三叔和杨巨祥都抓去了。”我担心有人听见，就摇手暗示他不要叫那么大声，说我知道了。幸亏碰上这个小青年，否则我到他家里去，那就麻烦了。于是我转个弯，绕道到北流去。

张上达离开玉林后，有人说他到了横县，可能是特委派他去搞兵运。我离开横县后一个多月，横县就搞民团起义，他可能参加了民团起义。到8月，他因黄德普叛变供出而被捕了。解放后（1968年），我在荔浦找到黄德普叛变时供出的名单，里面有他的名字，改名林超英，玉林人。据后来了解，张上达被捕时还未叛变，国民党派徐必华到监狱里同他对证，施以诱惑，到1932年清明节前，他叛变了，表示愿意出来帮助抓人。他带人到杨家去抓了杨巨祥，同时抓了苏箕裘。这样鹞岭交通站就不能用了。监狱支部同外面的联系也中断了。至此，玉林的党组织全部垮了，后来得知埋伏在县立第一小学的杨第凰也不得不离开玉林，转移到南宁去。从此，玉林党的组织活动完全停止。

这时，玉林五属几个县，在党组织经受了严重的破坏之后，一个完整的支部都没有了。在白色恐怖下，还愿意同我见面的，就只剩下9个党团员了。这9个党团员的情况如下：

第一个是杨第凰。他是玉林较早的党员，后来转移到南宁，改名杨守真。他在玉林任过县委书记，1930年被捕，因为没有证据，通过同学的关系，把他保出来，组织上告诉他，叫他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再进行工作。后来，他到玉林第一小学任教师。张上达知道他，张叛变后，他觉得在玉林呆不住，就转移到南宁来。1934年，他领导重建南宁党的组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是北流的陈善。他是潘兆昌和我两个介绍入党的新党员，是北流一颗新的种子，他一直坚持下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参加桂东南起义时牺牲。

第三个是北流上里的林俊。他一贯表现很好，我离开北流的时候，把他的组织关系交给罗青松，罗没有去找林，结果林的组织关系断了。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林家被划为地主，由于他没有组织关系，把他管制起来，后来给他平反了，在“文革”中病故。

第四个是林鸿基。他家是大地主。他曾在上海被捕过，回北流不敢干党的工作，有时给党提供一些活动经费，没有退党。民乐高小有个较有名望的陈畏天当校长时，看林鸿基是个进步青年，就叫他来当教员，同时叫陈善也到这所学校来教书，凌建平也在这所学校里教书，加起来有七八个教员。陈善是个比较好的党员，我把林介绍给陈善，要陈帮助林，并要求他们两个把党的工作搞起来。他们先后吸收凌建平和甘化石入党建立了党支部。这个支部由陈善任书记。支部建立后，又吸收了几个人入党，陈善起了主要作用。因为要发展一个党员，必须有两个党员作介绍人，只有陈善一个人是不行的，所以林鸿基帮助了陈善。后来林当校长，就启用我们自己的人。林鸿基就是这样起了好作用。

第五个是潘兆昌。他是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因伤不能跟随红七军北上，党组织安排他回家治疗。他只介绍陈善一个人入党，党的其他工作都没有做。后来断了组织关系，解放后在宜山县委重新入党。“文革”后期病故。

第六个是陆川的蓝家珍。蓝一贯积极，毕业后回良田小学当教员，吸收学生谢玉权加入共青团。谢入团后，马上搞农民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蓝家珍还吸收了林虎的一个侄孙加入共青团，建立了团支部，工作是积极的。到抗日战争时，蓝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在昆明搞地勤工作，后来与我们断了关系。解放后，他在贵阳安家。

第七个是陆川的余寿新。他是个好同志。当时他是清睦小学半工半读的学生，在李钧章、罗烈光被捕时他不惊慌，能够帮助我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找回来开会，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我才能在清睦小学站稳脚跟，以此为基地，重新开展工作。后来他参加广西学生军，一直坚持下来。解放后，他先后任陆川县公安局局长和商业局局长，1958年被错划右派，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现已离休。

第八个是陈涛。这位同志一贯表现是好的。他家是中等地主，因为有蒸尝的资助，两兄弟去上海读书，他在上海入党，回陆川后，发展了合平青年会的会员，后来亲自领导合平青年会的会员参加农民运动。他说：“搞农民运动就是真刀真枪干革命。”陆川之所以能够普遍开展农民运动，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35年冬，郁江特委筹委会调他到兴业工作，由于他患痢疾，回家治疗，中断了组织关系。到抗日战争时搞统一战线，他在陆川参加参议会，是议员或副议长。后来在家里不能立足，就参加越桂边纵队，到了云南，打了一段游击，解放后在云南文山搞地方工作。他知道我回广西了，就要求回来工作，但他没有组织关系了。因为他参加滇桂黔纵队时，没有人证明他的组织关系，把他当做一个无党派的干部使用。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他恢复了组织关系，于1990年7月病故。

第九个是罗大豹。1933年冬，我派他去宾阳芦圩找黄彰，他胜利完成任务。解放后病故。

陆川农运星火燎原，学生运动迅速发展

1932年夏，我又从北流回到陆川。

回顾过去玉林和北流建立农会和党组织的情况，基本上是和平发展、和平建党的。这样的农会和党组织经不起考验，从“竹尾事件”发生后，领导人牺牲，玉林的党组织就处于瘫痪。这证明两条不同的组织路线，有不同的结果。但是，组织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几次“左”倾路线使广西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第一次“左”倾路线，瞿秋白不承认从“七一五”国共全面破裂以后革命处于低潮，还要继续暴动。广西白区都执行了这个暴动号召，有些地方暴动失败了，有些地方暴动不起来就涣散了。那时不搞经济斗争，就是光以暴动为号召，暴动不起来，还是在宣传暴动，群众厌烦了，就说：“你天天讲，还不是这一套？”“要暴动时，你就告诉我，我一定来参加。开这样的会，我就请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也是直接搞武装暴动，不搞经济斗争，还说“搞经济斗争是机会主义”。执行这条路线，就谈不上农会的巩固。至于王明路线，则不顾客观条件是否许可，都要“从小斗争转（发展）到大斗争，从合法斗争转到非法斗争，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再转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当时，在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不搞经济斗争，或者在搞经济斗争以后，不停顿地斗下去，一直到武装暴动，导致了失败的恶果。“左”倾路线认为，革命快要成功了，要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了。这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分析得出的结论。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就错了，但正确的政治路线，来源于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主义地估计政治形势，必然会产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我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在陆川坚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发动农民群众，从开展经济斗争入手，坚持在斗争中发展劳农会和建立党组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是深入到农民群众中。

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教员还是学生，你若要参加C畅Y畅或C畅P畅，就要按照农会章程，先去吸收一个合格的农民参加农会，然后才允许你参加共青团或党组织。如果这些知识分子不愿意搞农运，看不起农民，也不知道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就是工人农民，以为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打天下，革命就会胜利，你吸收他入党，他搞来搞去，还是那几个知识分子，这是不行的。在发动农民的问题上，以前我们走过弯路，老是打不破农民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后来我们开门见山地说：“江西省那里种田不用交租，旧债不用还，不交苛捐杂税，每个人分得一份田，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有房子住，你知不知道？这样的世界好不好？”他说：“好！”经过这样的教育，农民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也就开始转变了。我们在陆川用这种做法从来没有碰过钉子。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对的。一个村子若能吸收几个农民，成立农会，就可以搞一些小的斗争，一面开展斗争，一面发展会员，发展了一大批农会会员，再来发动新的斗争。农民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就可以斗倒地主。那时的宣传很简单，不是我们去找农民而是农民来找我们。他们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搞得这么活，这样好？我们过去斗不倒地主，你们一来就把他斗倒了，为什么？”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有农会，有共产党领导。”

用这种方法告诉他，他就参加进来了，不能等到全村农民都加入了农会，才来同地主豪绅斗。农民长期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家家户户都有一本血泪账，农民仇恨地主和土豪劣绅，只要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会起来斗争。如蔡道彰领导农民把米庄坝的水放干，然后去捉鱼，就是个好例子。过去，米庄坝年年都是地主豪绅放干水捉鱼。地主谢玉华说：“只有我能放水，捉鱼。你们穷鬼不能放。”这次我们抢在他的前面先放水，虽然农民分不到多少鱼，但是打破了地主独霸这个坝的局面，农民胜利了。事实证明：农民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就不怕地主豪绅。我们在农民群众中威信提高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要使他们得点经济利益，打击地主豪绅的威风，为农民出口气。那时，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我们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只要取得小胜利就收兵，适可而止。这是一个有利于我们积蓄力量的策略原则。在斗争过程中，都不要暴露有农会组织、有共产党领导，使对方找不到镇压的借口。

农民内部事务，由农会自己解决。过去，在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路线期间，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一方面斗，斗得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农民有事，就去求土豪劣绅办，要求地主豪绅给裁判农民内部的纠纷。这样一来，地主豪绅的尾巴又会翘起来说：“以前你们斗我，现在你们又求我来给你们解决问题，你还斗不斗我呀？”

所以，农民内部的矛盾，如山林、水利纠纷，兄弟分家等等，我们也管。内部的工作好做，只要开个会研究怎么处理，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找到公平合理的办法，我们又派出人进行疏通，做宣传调解工作，用群众议论、教育、说服的方法，就连两夫妇吵架的事也解决得了。这样的问题由农会来处理，就不用去求土豪劣绅了。哪个地方的农会办得好，就成为农村的半个政权。所谓半个政权，是我们还没有武装，还没有把国民党的县政府推倒，他们还来催收田粮，有时还来抓人，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同他对抗，但下面的群众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如果我们农会搞得好，的确能成为半个政权，农会巩固了，我们党的威信也提高了。

第二，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建党。

在群众斗争中建党，是正确的建党路线。可以使老党员在斗争中得到学习和锻炼。有的党员不敢领导斗争，或置身于斗争之外，或同地主妥协。对这类经不起斗争考验的人，经教育改造无效的，我们就淘汰他。不少党员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增长了才干，提高了领导能力。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我提出从群众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的三个条件：一是在斗争中有勇有谋，能想出斗争的好办法的；二是对党忠诚，能团结群众，为群众所拥护的；三是劳动好，根子正的，不要流氓地痞。其后，按照这三个条件吸收了一批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入党，如罗梓荣、黄经柱、朱育奎、李伟光、陈振权、李瑞能、谢玉权、叶秀林、何福元等。后来，又在劳农会的会员骨干中吸收黄路福、林大哥、蔡文华等劳苦农民入党。这样，新党员的素质就可以得到保证。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没有下决心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之前，具有软弱性。他们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子女，有文化。这些人，革命胜利，得不到什么经济利益，革命拖下去，他们仍然有吃、有穿，革命遭到挫折，就心惊胆战逃之夭夭。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斗争锻炼，不是从斗争中吸收来的，所以在革命中就不能坚持到底。我们的做法是：让他们在斗争风浪中锻炼、考验。陆川的党组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现在回顾过去，这样的组织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当然不能说在革命的长河中一个动摇的都没有。我们内部也是有大风浪的。错杀陈英那件事情，是我们内部自相残杀，这是最危险的，好在及时地作了适当的处理。后来经过桂东南起义失败的大风浪，牺牲很大，还经历了其他更多的风风雨雨，但陆川的党组织都在坚定地继续斗争，直到解放。这条正确的建党路线，为实践所证明。

第三，是从经济斗争入手，普遍开展吃蒸尝的斗争。

陆川农民运动是从经济斗争开始的，尤其是开展吃蒸尝的斗争。蒸尝田是祭祖田，在陆川和博白，村村有祠堂，代代有蒸尝，这是这两个县的社会特点，也是封建传统习惯势力的表现。根据1952年陆川土地改革时的统计，蒸尝田土地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9畅4%，几乎占一半；地主富农的土地占32%；中农、贫农的土地只占18畅6%。从这几个数字看，蒸尝田占的比重最为突出。土改时，把蒸尝田叫“死地主”。这些土地，全部操纵在地主、豪绅、族霸的手里，实际上是他们的第二个腰包。他们内部也狗咬狗，互相争夺蒸尝的管理权，谁的势力大谁管，谁管谁贪污。管理蒸尝是有账本的，但多数是算不清的糊涂账。蒸尝是祭祀祖宗的，这个灵符谁也不敢动，谁一动，就是破坏蒸尝，就是不孝子孙。农民不敢动，有封建思想的地主豪绅更不敢动。

蒸尝，一般要按照宗规族法来办。陆川县各个蒸尝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它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助学金。即在蒸尝里，留一部分作为给青少年上学的助学金，读高小、初中、高中、大学、留学，都有钱补贴。蒸尝大的补贴多，蒸尝小的补贴少。由于有助学金，许多地主豪绅的子弟，都可以到广州、上海，甚至到日本东京去读书。我在陆川时，那里到上海读书的青年就有30多个，其他各地有多少尚未统计。陆川各学校经常闹风潮，但对蒸尝则加以维护。

二是有功名田。那些穷秀才和做过文武官员的人，年老了，就从蒸尝里拨一部分给他收租，做养老费，一直到他死后，才把这部分功名田收回。这个规定，大部分人是拥护的，因这些人过去做过官，有一定的地位，得到照顾。

三是到清明节或冬至扫墓（拜山）时，大吃大喝。凡是60岁以上的、监生、秀才及高小以上学校毕业的、做过官的，都可以参加吃喝。饱吃一餐以后，60岁的可分得1斤肉，80岁的可分得4斤，穷人不上寿。没有功名的，只能去磕头，没有权利去参加吃肉喝酒，这是不公平的。“太公子孙个个有份吃。”这是群众的要求。当时，我根据陆川社会的特点，组织党员反复研究，领导劳苦人开展吃蒸尝的斗争，提出：男女老幼，大家都是一个祖宗生下的，人人都要吃蒸尝。但是，功名田不动，助学金不动，只吃蒸尝。我们首先在陆川南面搞起来，凡是有农会的村屯都搞，搞得相当普遍。在龙河，有个管理人，一大群妇女质问这个管理蒸尝的人：

“今年拜山杀几头猪？”

对方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答说：“杀3头。你们妇女问这个干什么？这同你们无关的。”

“今年要杀6头。杀3头，男的有得吃，女的没有份，今年杀6头，我们妇女来拜山。”妇女们说。

管理人火了，说：“你们是卖骨头，你们没有份！”

“我们卖什么骨头？拜山，你祭不祭祖婆？”妇女们也火了，责问管理人。管理人答不出来。妇女们说：“男的祭祖公，女的祭祖婆。”

管理人理屈，就不得不杀6头猪，让妇女也来吃。

经过吃蒸尝斗争后，劳农会普遍建立起来。土豪劣绅们感到很奇怪，妇女参加吃蒸尝之事，过去没有过，为什么今年突然爆发，并且是普遍爆发起来呢？他们意识到这是共产党搞的。这时，陆川的地主豪绅对我们已有戒心了。因为在同一个时期，用同样的行动和做法，哪个人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在陆川南面普遍开展吃蒸尝的斗争，给地主、豪绅闻出革命的气味了。同时，出现了“左”的行动。从前，我们地下党活动还比较秘密，现在暴露了，在陆川南面，到处发传单，贴标语，暴露了自己。这种现象，在陆川北面比较少些。

第四，武装抢收稻谷。

李次琛，是陆川大桥西面横山地方的一个大恶霸。在30年前，他曾经打过县长，把县长的嘴巴打出了血，被称为陆川四癫之一，混名李癫。横山地方是他的势力范围。当地农民开有50亩新开垦田，他想霸占，贫苦农民起来反抗，就形成一个抢种、抢收的局面。清明前，恶霸指使人去播种了，农民代表胡炳瑞来向县委请示。说：“这50亩田是我们开的，他们种了，怎么办？”

“把秧苗拔掉，栽下我们自己的秧苗。”县委回答。

到收割时，恶霸组织武装来收割。但他们的力量没有多大，我们组织武装同他们打，把他们赶走。然后，我们安排人站岗，连夜抢割。当时我们掌握一条：“不要打死或打伤人，也不要缴他的械，把他们赶回去就算了。”斗争是由县委领导的，我们胜利了。从此，突破了以前只搞小斗争，不搞大斗争的规定。这次同恶霸作武装斗争，把他们打败，大家的胆子大了。稻谷给我们抢收回来，农民得到了利益；打走了恶霸的威风，农会会员个个拍手称快。

第五，农运蓬勃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学生运动，反而促其迅猛地发展。在有劳农会的村庄，都由自己安排老师；高小完小大部分掌握在党团员手中；私立南平、南兴中学都建立了党团支部；尤其是陆川县立中学，我党的力量更强，1932～1933年的两年中就打倒了三个校长——夏学优、周可法、潘乃德。就夏学优来说，他说了一句反动的话“快到文‘萧’祠去捉螃蟹（指共产党）。”就把他打倒了。抓住他把“肃”字读成“萧”字，说他不学无术，昏庸迂腐。这个中学的党支部，从1932年一直到全国解放，共17个春秋，经过多次狂风恶浪都岿然不动，做到人在阵地在。

1935年春红军长征到遵义后，陆川县委要求发动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蒋桂没有开战，我们本身条件也不成熟，若我们打起游击来，敌人可以集中一部分兵力来打我们，我们就难以应付了。但是，又不能给县委泼冷水。我说，可以创造条件，现在还不能打游击，只能“准备”。理由有四：①我们与中央和两广省委断了关系，现在还没有接通，没有上级的指导，很容易迷失方向。为解决这个问题，县委书记吕挹清自告奋勇，要求组织让他到红军长征经过的路上去找党中央，后来他在途中病死了。②我们只是在陆川南部有群众组织，如果敌人派两个团来，我们的地方小，游击队无处转移，必须把县南面的农会组织扩大到化州、廉江，西面扩大到博白，北面扩大到六万大山，同北流连成一片才行。北流有两个地区，一是新圩，二是民乐。这两个地区已建立了农会，也建立了党支部，而且在大容山脚，地形很好。如果敌人来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过去我们组织游击队，因为没有转移的地方，敌人来了，我们打了仗，连转移、休整的地方都没有，结果被敌人追得不能歇脚，这是不行的。因此，以陆南作基地，要向四面推广，使之有回旋余地，这样我们就主动了。这些工作后来他们做了一点，但是没有抓紧，如蔡道彰曾在家乡清湖东面发展了几十个化州县的农民，但他没有抓紧扩大。如大桥横山有个村叫陂头排村，反抗恶霸李次琛抢割田禾，曾向博白同姓兄弟借枪打仗，有这条好线索可以发展，也未很好利用，把博白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③我们还应该建立一些情报点和情报网、交通网，特别是在伪县府里要有情报员，这在当时是毋须花多少钱就可以建立交通网的。④要设法解决弹药供应问题。开展游击战争是需要弹药的。如果打胜仗，可以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来补充。如果打了败仗或打消耗战，没有弹药，我们就毫无办法，所以要设法在广州湾建立一个商店，以解决弹药供应问题。县委接受了我的意见，做出决议，取得一些成绩，但大部分尚在开头，有的根本没有进行，就普遍发动劳农会员晚上偷割地主禾尾，并在古城区杀了一个反动富农，游击战争就算开始了。因我及时赶到，听取县委汇报，当时大有骑虎难下之势，耐心说服终于停止了。后来看了《八一宣言》，此事就不再提了。总之，陆川县的农民运动由于方向对，注意策略，所以能迅速发展。

陆川从1932年春至当年的夏季，很快就建立了党支部15个，为了加强党对劳农会的领导，同年秋冬先后建立了党的区委和陆川县委。县南部的农民运动，在1932年秋冬得到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到1933年，县、区、乡、村各级都有劳农会的组织机构。县劳农会的委员有吕挹清、陈能膺、李瑞能、胡炳瑞、蔡文华、李伟光。县劳农会主席，由县委书记陈岸兼任。到1934年、1935年间，农运便成星火燎原之势，全县有296个建立了劳农会组织，共有会员4000多人，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清湖古城两区。蔡道彰还在毗邻广东省化州边境的朱和埇、上旱塘、下旱塘、门楼坡等9个村发展了劳农会。

1934年“围剿”东兰、凤山苏区的刽子手廖磊返回陆川原籍，他在地主豪绅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时，大肆诬蔑共产党，吹嘘他1931年到1932年间如何在东兰、凤山用残酷手段镇压共产党，如何收买叛徒杀害韦拔群，如何利用叛徒诱捕陈洪涛等等。当他讲得唾沫横飞、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个恶霸地主大喊：“廖军长，我们陆川已成为广西第二个东兰了！”其他地主豪绅也齐声喊叫，有的哭，有的闹，有的跪下向廖磊叩头。这就表示地主豪绅们已在磨刀霍霍了。我们认为，当时开展此起彼落的农村经济斗争，是讲道理的，合法的，而且是适可而止的；由于让乌石的小学生偷油印机印发革命传单，敌人就肯定陆川有共产党活动。但这无法与苏区东兰相比。再想到1933年清明节拜山（扫墓）时，要求男女一同吃蒸尝的斗争，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今，在同一时间内，以同一个口号，在整个陆川南部，各宗族的男男女女都同时起来争取吃蒸尝，这种现象，谁能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呢？地主豪绅们料定这是共产党搞的。只因当时我们的党组织纯洁，纪律严明，劳农会也没有混入阶级异己分子，敌人抓不到什么把柄，无从下手而已。

当时，陆川县委的警惕性不高，有个别人满不在乎，又在同恶霸李次琛武装抢割稻谷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陆川南部发动劳农会会员武装偷割地主富农的禾尾（谷穗），几夜之间，就把地主的禾尾割去大半。地主豪绅们自然再次明白，这是共产党干的，否则，谁有这样大的号召力，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阶级敌人加紧了预备，很快就发生了劳农会领导骨干胡炳瑞被捕杀的事件。

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陆川的同志都以“陆川是广西的第二东兰”为荣，其实，这是阶级敌人准备向我们开刀的信号，是由于受党内“左”的盲动主义影响的表现。尤其是农运后期，发生了错杀陆川县委军事部部长陈英的事件。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陆川县委书记罗青松汇报以后，我没有深入调查，就批准他们杀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教训。事后，罗青松痛哭流涕，要求处分。当时领导上对罗青松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后来调他到北流去任县委书记，不久又调到梧州去。罗在北流和梧州期间，工作是积极的。他在梧州被捕后，就脱党了。罗青松调离陆川后，由朱育奎任县委书记，朱比较冷静，做事慎重、公正。把罗青松调走后，陆川党组织内部紧张的局面就缓和了。

概括起来说，我过去开展农民运动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结合，改造自己，才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二是在群众斗争中建立的党组织，才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

三是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在善于引导农民开展小型的经济斗争，取得胜利，就适可而止，以树立劳农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四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防止“左”的或右的倾向；(www.chuimin.cn)

五是领导要重视调查研究，防止偏听偏信。慎重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北流农运的新开展

在陆川的农民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我又来往于陆川和北流之间，把陆川农运的经验介绍给北流，所以北流新的农民运动，是按照陆川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的，发展很顺利，没有受到挫折。在新圩、民乐两个片的农运，在两个党支部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开展起来。民乐农运迅速普及到20个村，会员181人；新圩也发展到10多个村，会员161人（数字是解放后当地老干部在座谈会上凑的）。这两个片的农会会员虽少，但质量很好。在农民运动当中，又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两个支部共20多人。北流和陆川曾经成立过北陆中心县委，但因缺经费不久又取消了。这两个支部的党员，素质是好的，虽然曾有一个被捕，但组织没有破坏，他们一直坚持到解放。新圩那片农运环境最好，浔江地区党代表会议和各种训练班、学习班都是在那里秘密召开的，直到解放都没有受到破坏。

新圩、民乐的战略地位是重要的，都在大容山脚下，有的村则在大容山内。大容山蜿蜒于容县、北流、玉林、桂平四县的边界，与南面容县、北流交界的天堂山相对巍然挺立，直插到广东的信宜、茂名。若经天堂山和北流南部的农运地区相结合，与陆川农民游击战争连成一片，可驰骋于粤桂边南部，确是开展游击战争理想的地方。我曾把陆川开展游击战争的意图告诉他们，并且给他们布置任务：①从民乐到陆川南面这两个点中，要在中间准备一个食宿点（在塘岸或平乐马坡）；②从民乐到上里（白马、大伦、白米），要从蟠龙、隆盛、平政、沙垌等处建立两个食宿点，否则，游击队无法转移。但因为时间短，发展计划尚未实现，就转到执行《八一宣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农运成为半停顿状态。

当时全国整个白区党的工作都受王明路线危害，我们自己本身也幼稚缺乏经验，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折阶段，我们的对手是阴险狡猾的地主实力派（李、白、黄）。广西派的特点，反蒋是一贯的，反共也是一贯的。这时如何把我们广大群众组织由非法变为合法，由秘密变成公开？当时我建议：①党组织和劳农会组织不能公开，因为桂系的反动本质和反共政策没有改变。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②只能以灰色的外围组织公开，如“老人互助会”、“青年婚姻互助会”、“征兵互助会”等，这种组织能公开，又合法，但这个建议同志们不同意，当时没有通过。③建立两面政权，设法选派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当乡村长，明里贯彻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如征兵、征粮，组织群众团体，捐款支援前线，使农民合理合法地支持抗日战争，减少乡村长的贪污勒索；暗地里则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以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使一些秘密活动能顺利进行。这方面，北流和陆川执行得比较好。

宾阳党组织的恢复

1933年底，我派罗大豹去宾阳找黄彰（黄文波）同志。他原是宾阳的县委书记，公开职业是芦圩一间中药店的店员工作。我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才派人去找他，一是因为相隔太远，没有能力兼顾；二是找不到适当的人去联系。后来发现陆川的罗大豹是一个经受过考验、信得过的人，故派他去找黄彰。他去宾阳芦圩找到了黄彰，并把陆川等地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告诉黄。黄听后很高兴，立即写信要求我同他见面。接信后，我安排好陆川、北流等地的工作，就到芦圩去找他。我到了芦圩，他已失业回贵县家乡了。他回家前告诉一个店员说：“若有人来这里找我，叫他直接到我家去找。”这样，我便到贵县西山他家里去。因为组织受破坏，我们已经三年多没有联系，见面时，大家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在芦圩工作的情况和宾阳县党组织的情况。在和他的谈话中，我才了解郁江特委被破坏的全部过程和特委各个成员的情况，他建议我去指导宾阳的工作。

为了迅速恢复各地党组织，1934年2月，我在黄彰家过了春节以后，留他在贵县一带搞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不久，黄彰就把贵县残存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重建了三里罗村党支部。

我是1934年2月到宾阳的。动身前，黄彰向我汇报了宾阳党组织的历史和现状。我到芦圩后，经过赵子谦同志介绍，同宾阳的其他党员接上了关系。宾阳原来的党组织虽然有十几个党员，但都不大起作用，他们有“坐等革命胜利到来”的思想。

根据宾阳的情况，我决定对那里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宾阳的党组织，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建立起来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桂系在南宁、梧州、桂林、柳州等地逮捕并杀害了上百个共产党员，还监禁了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那时候，革命受到严重挫折，不少同志惊慌失措，有些人逃亡脱党了，有些同志仍然坚持革命斗争。周杰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于1927年8月从广州回宾阳来建党的领导。他在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同学和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很快就建立了党支部。这个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共产党是杀不绝的，这不但给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以巨大的鼓舞，而且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回击。

宾阳的党组织一建立，很快就发展到30人左右。这说明，周杰是很有革命胆识和谋略。不幸的是，不久，周杰在南宁津头村被捕，经营救出狱后，仍遭敌人追捕，被迫离开宾阳。

1928年7月，中共广西特委调黄彰到宾阳，加强党在宾阳的领导。下半年，成立中共宾阳县委，黄彰任书记。由于黄的公开职业是在芦圩一间私人药材店里当店员，不能深入农村；由于1931年周杰离宾阳到南宁等地教书；再由于南宁、贵县的党组织连遭破坏，影响到宾阳党的一些同志害怕、退缩，因而宾阳党的活动一时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大部分党员是可靠的。我派人去找他们，他们都热情接待，只是人走了以后，又不知怎样开展工作了。

从黄彰汇报的情况看，宾阳党的组织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建立起来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敢于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有一定的革命勇气，对党总是有认识的。他们对上级派去的人都能热情接待，还有组织观念，希望革命事业得到成功。他们虽然很少进行党的活动，但是他们对党是忠实的。从成分看，除了个别是地主家庭出身外，其他都是政治纯洁、作风正派的人。至于说周杰后来遇到种种挫折和困难而有些退缩，以至影响到其他党员，类似这种情况，各地都有，不足为怪。我想，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周杰一人，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究竟各有多少，还得具体的调查了解。

我到宾阳时，改名陈钦才。经过同宾阳的党员普遍接触，深入谈话，对情况的了解就比较具体、实在了。这些党员，开头的确普遍有“入党挂个名，不敢干工作，坐等胜利到来”的思想，但是，也不能说个个的思想都是一个样，仔细分析，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害怕群众运动。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承认要革命就得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但是他们说，宾阳没有无产阶级，绝大多数是农民，而农民无知、蛮干，一旦搞起来，就会像李闯王那样，到处流窜，乱打乱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还说，农民现在不能组织，也不需要组织，等到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一声号令，他们就会跟着起来，持这种思想的，虽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他们在党内外的地位比较高，影响比较大。因此，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言行，对宾阳党的活动所起的阻碍作用也比较大。

第二种，怕担革命风险。有这种思想的人，想进行革命活动，但是怕出乱子，怕杀头、坐牢，怕家人埋怨，也怕别人埋怨，所以对革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持有这种思想的人较多，当时宾阳党的活动开展不起来，和这种思想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种，等待上级派人来。有这种思想的人，愿意进行革命活动，没有很多思想顾虑，但是缺乏经验，不懂得如何进行活动，如何开展工作。他们盼望、等待上级党组织派人来领导。持这种思想的有几个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当时宾阳的党组织中，这是很可贵的积极因素。

经过走访交谈，了解各人的思想情况以后，我心中有数了：首先应鼓励持有第三种思想的积极分子先干起来，取得成绩，以这些成绩的事例来教育持有第二种思想的人，鼓励他们跟上来。他们陆续动起来后，对持有第一种思想的人就好办了。

当时，广西和全国的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在广西，桂系军阀为了同蒋介石争夺地盘，加紧推行“三自”、“三寓”政策，搞封建法西斯的保甲制度，加强征粮、征税、搜刮人民资财，还强迫修筑乡村公路（乡与乡通，村与村通），架设桥梁，操练民团（村村都编起民团常备队、后备队），还要征兵。区、乡、村长趁机敲诈勒索。人民对反动政府怒目而视，迫切要求起来斗争，群众武装反抗一触即发。我们方面，在郁江和右江地区的党组织，自1931年至1932年遭受严重破坏以后，许多地主已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了。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持不抵抗态度，以及其节节退让的卖国罪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这时，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央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令》、《经济政策》、《苏维埃宪法》等几个政策法令，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干部和革命群众。

以上这些有利的形势，很能触动党员的思想，经过向他们分析形势，讲革命前途，多数人的思想豁然开朗，解除了顾虑，树立了信心，逐步转变了过来。农民群众听到我们关于苏维埃政策法令的宣传，知道共产党实行这些政策法令，都很高兴，提高了觉悟，情绪高涨了起来，增添了革命斗争的勇气，纷纷向我们靠拢。

郁江特委受破坏以后，我在陆川、北流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宣传群众，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引导农民向地主豪绅封建势力开展斗争，又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这也是我这次到宾阳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宾阳的社会经济有它的特点，中农多，自耕农多，芦圩附近的小手工业者多，小商贩多，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不很迫切。特别是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对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打现铁”，“吹糠见米”，早上把摊子摆出去，晚上就把钱赚回来，如果赚不到钱，就影响全家生活。城乡劳苦群众最痛恨的不是地主的地租剥削，而是桂系的“三自”、“三寓”政策的一系列反动措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我在陆川、北流的做法不能照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发现以“劳农会”的形式团结群众的面不广泛，“反征兵”的口号则最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因为征兵牵涉的面最宽，威胁到各个阶层，不但工农群众受其苦，而且触及到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反对征兵能够得到全民的拥护。这样，我们就把“反征兵”作为宣传的基本口号，把“劳农会”改为“反征兵同盟”。新桂系在“六一运动”^①前很少谈抗日，还聘请许多日本军官来桂作其陆军、空军教练，甚至连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到了广西，李、白还提供交通工具；日本陆军外务省课长喜多诚一到桂林时，白崇禧还设宴招待，为其洗尘，李、白还向日本购买了大批飞机大炮及其他军火（见冯璜在《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一文），由此可见桂系当时标榜抗日，完全是欺人之谈。不但人民怀疑，连他们的高级军官也怀疑。新桂系征兵，实质上是同蒋介石争夺地盘，借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并且用法西斯主义的手段进行征兵，敲诈勒索，壮丁若躲避征兵，则捕捉父母兄弟或亲邻坐牢，搞十家联保，没收家产拍卖，用你自己的财产来悬红缉拿你自己，搞得天怒人怨。当时我们组织“反征兵同盟”，提出拥护为抗日而征兵，但反对为争地盘而征兵。并且通过“反征兵同盟”这种形式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个做法很快见效，不久，群众就发动起来了。但在当时，我们的思想受到土地革命指导思想的局限，开头还不敢吸收地主富农参加反征兵同盟。后来看到党的《八一宣言》，就把一切工作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上来，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把一些表现积极的中小地主吸收到“反征兵同盟”里来。1936年“西南事变”中，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才把它改为救国会。这样，团结的面就宽了，群众运动逐步形成，工作的局面打开了，宾阳党组织的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

我初到宾阳的时候，宾阳的党组织只有少数党员在积极活动，但没有基本群众，原来的党员都是在和平环境下吸收，不是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发展的，所以经不起斗争风浪的考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的活动逐渐恢复，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以后，我们就强调党员到群众中去扎根，在群众运动的考验中发展党员，扩大、加强和改造了宾阳的党组织，使它变成一支能密切联系群众，有一定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样，就在芦圩、马缆、三军、廖平等地，先后重新建立了党支部。

经过一年多艰苦深入的工作，打开了僵局，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宾阳地区的党组织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东面扩大到迁江，建立了陶邓支部。在南面，加强了永淳县甘棠支部。到1936年，宾阳党员还把横县党组织的关系联系上了。于是，在1935年冬成立了中共宾阳县委，并建立了宾（阳）、迁（江）、永（淳）临委。同时，把表现最好的党员黄广年选出来任宾阳县委书记兼宾、迁、永临委负责人。

因为我管的面过宽，难以兼顾宾阳地区工作，于1935年11月7日郁江特委筹委会成立以后，就把罗梓荣（阿冯）从陆川调到宾阳来，任郁江特委筹委的巡视员，代替我在宾阳的工作，这位同志对党忠诚，精明果断，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惜他到宾阳不久，就在永淳被捕，遭国民党杀害了。罗梓荣同志的牺牲，对宾阳党组织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不久，宾阳就被国民党特务刘锋民混入党内，使宾阳、横县、南宁、武宣、永淳的组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刘锋民破坏事件发生以后，省工委切断了与宾阳党组织的关系，这是我们省工委对刘锋民的破坏估计过于严重所致。贵县和其他几个县没有受到影响。

五次派人找党中央

自1931年冬郁江特委被破坏后，至1936年11月，广西党同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达5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一面独立工作，坚持斗争，恢复、发展党组织；一面先后5次派人去寻找上级党组织。

第一次，是1932年秋。陆川党员陈业勋（党内名字叫陈一言）被敌人围捕脱险，在陆川不能公开活动，家庭筹款给他到上海复学。过去，他在上海参加了党组织，任过闸北区委宣传部长，估计他有把握找到，我便委托他到上海去找。因为陆川农运有了初步发展，也有一定数量的党团员，相信中央会与我们联系的。1933年夏，他确实找到了。上海党组织派他回来，我们把他接到北流，住在一个同志家里。陈汇报了具体经过。由于北流党员很少，玉林的阵地已经丧失，我们想介绍他在北流当小学教师，但他内心恐惧，借口要回上海汇报广西情况而去了上海，结果被上海党组织开除了党籍。

第二次，是1933年冬或1934年春。林鸿基对我说，他有一个同乡叫刘德成，在上海读书，是党员，人是可靠的，现在刘要到上海去，只要他对上海党组织说明广西党的情况，是可以找到的。于是，我就委托刘到上海去找。刘到上海后，参加一次示威时被捕，因无证据，半年左右出狱。出狱后，才找到上海党组织，上海党表示他们的处境也很困难，同时暗示党中央已不在上海，叫刘回广西工作。刘在1935年春回到北流，继续同上海党组织通信（此信现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已复印存在区党史办）。刘于抗战前病故。

第三次，是1935年清明节后。红军长征进抵云贵间，我派陆川县县委书记吕挹清，化装为卖膏药先生去找中央领导。吕抵百色地区时，患水土不服症，病故于镇边（今那坡县），甚为可惜。

第四次，是1936年1月。我们派李耿到上海去找。他通过上海生活书店的关系，由朱照松（沈宿雨）介绍与张某接谈，经张一段时间的考察，已建立起关系。是年秋，李耿回抵陆川，因关系转得慢（拖延到11月后），当时我们已取得同香港旧南委书记薛尚实的直接联系，因此放弃了。

第五次，是1936年上半年。委托陆川县委委员陈涛，通过他的同乡、上海党员林乃源在上海找。林为广西党与上海党取得了联系，于1936年11月被偕同林鹤逸来到宾阳芦圩。他们说明，他们是取得上海党的同意来广西工作的，但并不代表党组织。同上次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同南委书记薛尚实取得直接联系，没有通过他们同上海党发生关系。后来，我们把他们两个留在广西工作。

南宁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1925年9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共产党员陈勉恕到南宁开展革命工作，这是第一个在南宁活动的共产党员。接着，广东区委又先后抽调严敏、罗如川、宁培英等到南宁工作。1926年春，建立第一个南宁党支部。夏季，建立中共南宁地委，陈勉恕任书记（后黄日葵接任）。地委成立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建立工、农、商、妇各种团体，积极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6年秋，广东区委同意建立以黄日葵为主，有谭寿林、陈勉恕参加广西区委筹备机构。但由于准备筹建领导机关的三位同志，在10月到1927年2月内，先后被以黄绍　为首的桂系国民党右派排挤或强制离开广西，无法进行筹备工作。因此，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广西的党组织群龙无首，以致党团员连续被敌人逮捕三批，都不知道怎样转移、隐蔽，以避免损失。

1928年2月，两广省委派雷经天回南宁整顿、恢复党组织。同年8月，成立南宁市委。到1929年7月俞作柏主桂时，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共建立了10个党支部，党员33人。俞作柏反蒋失败后，大部分党团员离开南宁，转到左右江，先后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1930年春，广西特委和南宁城区工作被敌人破坏，特委负责人聂根遇难，南宁城区就没有党组织了。在农村，吴圩地区虽然原来有一些党员，但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龙州起义，所剩无几了。

1932年春，杨第凰（党名杨冠琴、陈成，1926年入党，玉林人，1930年是中共玉林县委书记，后来被捕，因无证据，得保释后，在玉林县立小学教书）因原县委委员张上达叛变，在玉林隐蔽不住，转移来南宁，通过社会关系，到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统计局任科长，改名杨守真，借以隐蔽。

又有唐任（唐敬中）原是兴业县党的负责人，1930年冬因徐必华叛变而被捕坐牢，在狱中领导斗争，发展党员，斗志坚强。1934年他刑满出狱后，在玉林不便活动，也转移到南宁，在志成中学教书。

杨、唐二人过去有过组织联系，彼此的政治情况是互相了解的。他们认为，在日寇侵略步步加紧，蒋介石持不抵抗主义，国内政治极端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广大知识青年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形势下，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于是，他们便决定建立党组织，开展秘密活动。他们当时虽然同上级失去联系，但深信郁江特委还存在，是会找到上级的，便一面发展组织，一面寻找上级。

南宁党的重建是从1934年秋开始的。杨、唐二人首先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建立了党组织。该院的院长是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兼任，他具有民主思想，热心教育事业，从外省聘请了一批知名的学者来任教。其中有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有生活教育派的程今吾、孙铭勋、方与严、徐敬五等，他们都是追求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有的还曾经同陶行知在上海推行生活教育，在教育界颇有影响。他们到南宁后，继续推行生活教育的一套教育方法，并宣传抗日救国，使教育研究院具备了发展党组织的条件。因此，杨第凰等通过开展学习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认识了教育研究院的教师，便首先发展该校老师徐敬五、方与严、梁金生、李俊成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这是1934年秋在南宁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于是，教育研究院便成为当时南宁重建党组织的基地。

杨第凰、唐任在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建立了党组织以后，已是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走向高潮的时候。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南宁的党组织需要建立县委一级的领导机构。1935年初，杨第凰、唐任便通过当时在南宁已入党的谭炯章委托何显文找党组织。因为何显文认识原中共贵县南区区委书记谭兴，谭兴曾被捕过，俞作柏主桂时释放，同党还有一点联系。何就到贵县要求谭兴帮助寻找党组织。后来谭兴找到黄彰，谈到杨、唐寻找党组织的事。1935年春节，我到黄彰家，黄向我汇报此事，我才知道杨、唐二人在南宁活动的情况。

我因为要到宾阳去处理一些问题，耽误了一些时间，至同年仲春，才到南宁同杨第凰、唐任接上关系。我对他们两人的政治历史作了严格审查，未发现什么问题。此时，他们的工作已经有了基础，彭懋桂等已经入党。到1935年夏，我同意他们建立中共邕宁县委，县委不设委员，杨第凰任书记。接着，我和杨第凰商量决定：①县委的工作仍以农村为中心，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等等；②党的领导机关应设在南宁，但南宁城市过小，容易暴露，危险性大，设在郊区农村比较安全。邕宁县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不久就找到吴圩七坡村苏伯权，他是1931年在敌人进攻中逃出来的。因为他受了许多波折，这时精神已经不正常。1936年冬或1937年初，调他去横县工作，当时该县群众反对政府修筑乡村公路取得小胜利，苏的精神病发作，大喊“苏维埃政府万岁！”“共产党万岁！”险些闯出祸来，只好送他回家隐蔽。这时在南宁津头村，也开展了农运工作，1936年冬建立了村农会。但是，因为组织不纯，后来放弃了。因为这两次努力都落空，领导机关设在郊区的意图未实现。

到1936年初，我从方与严处得知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因为方的友人从巴黎寄来发表有宣言的《救国报》。我了解《八一宣言》的精神后，便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便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统战工作。

1936年夏，杨第凰病重，由李志坚任邕宁县县委书记。8月，李志坚暴露，被驱逐出境，由徐敬五任书记。10月，徐敬五随省府教育厅迁往桂林，把县委的工作交给袁懋桂负责。

邕宁县委在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领导的同时，还狠抓党的发展工作，以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春，教育研究院的党员李俊成在南宁高中发展李茜、黄克夫，在初中发展黄孔修、区济文等入党，很快就在这两所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在南宁女中也发展了党员。

在教育研究院先后办了四期师资、幼师训练班和一个工读班。并在其中吸收三四十个党团员，后来这些党团员，有的因暴露，有的因被排挤，而介绍到粤、赣、沪各省市做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后来他（她）们在各省市和中央机关都成为党的重要骨干（在1937年得到党中央通知，所有的团员都转了党）。这批党团员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同南宁市各中小学学生建立了联系，从而使党团组织发展到其他中小学校。

1936年“六一运动”爆发后，桂系为了巩固其地位，迫使雷沛鸿辞职，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也随之停办，并入广西民团干部学校。该院进步的学者大部分被迫陆续分散，多数离开广西，我们在该院的部分党团员自动离开。个别身份暴露的被驱逐出境。

我党在南宁的另一个活动基地，是在西乡塘的广西民团干部学校。1936年三四月间，桂系为培养他们的基层干部，将龙州、百色的民团分校和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合并，成为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在合并过程中，我们潜伏教育研究院的一些党团员如方与严、黄骏如、梁存真等打了进去。这时，广西省立师专毕业的一批进步学生，也有许多人调来民团干校当教官，如刘敦安、郭英布、路伟良等。

1936年6月底，方与严发现刘敦安思想进步，同他多次谈话之后，吸收他入党。刘敦安入党后向方与严汇报了两件事：①他于同年1月，已在香港由陈勉恕介绍他和梁寂溪、凌焕衡加入共产党，要求把陈勉恕在广东的那个党组织同广西地下党合并；②要求让“反帝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员集体入党。方与严向中共邕宁县县委书记、郁江特委筹委（1935年11月初成立）委员杨第凰汇报，杨不同意这两个要求，因为：不了解陈勉恕在广东那个组织的情况；集体入党不符合党章规定。同时指出，若“同盟”的成员够党员条件者，可以个别吸收入党。

与此同时，邕宁县委派黄孔修吸收了“反帝反法西斯同盟”的骨干郭英布、路伟良入党。刘敦安、路伟良等入党以后，迅速发展“反帝反法西斯同盟”（当时，因为党中央已发表《八一宣言》，中共郁江特委筹委建议它改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骨干龙德洽、陶保桓、曾世钦及师专的一批盟员入党，并且在民团干校成立了党总支，由路伟良任党总支书记。总支下设两个党支部，一个是外省籍党员支部，由方与严任支部书记，一个是本省籍党员支部，由路伟良兼支部书记。

民团干校的党组织还帮助右江党组织沟通了同上级的联系。自从红七、红八军北上以后，右江苏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围剿”，领导人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的党组织同上级失去了联系。又因郁江特委受到破坏，整个广西的党组织同两广省委和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因此，右江党组织一连几年得不到上级的领导，工作上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右江苏区的党很坚强，虽然红军领导人韦拔群和陈洪涛牺牲了，但那里的同志们冲出重围，建立了中共桂黔边、桂滇边党委和田东、平果、那马三个中心县委，有党员190人。三个中心县委有三个联队的番号，其中两个联队是以老红军为基础的。他们平时拿枪回家或在群众家参加生产，一旦要打仗，可以随时集合。刘敦安知道曾世钦曾同右江党的领导人梁乃武有过联系，便于1936年7月初，派他回都安去找右江的党组织。后来他找到了黄桂南，将黄带到南宁同刘敦安见面。其后，刘将右江党的情况向邕宁县委和郁江特筹委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从此，右江的党组织同郁江特筹委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36年秋，旧南委派李守纯来南宁。11月7日，在贵县召开中共郁江地区党代表大会，因到会代表已经超出郁江地区范围，应李守纯的建议和代表的要求，改为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会上产生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到11月中旬，通过李守纯的联系，恢复了广西党同上级党组织中断多年的联系。同月中旬，邕宁县委撤销，成立中共南宁市委，由彭懋桂兼任书记，方与严、李俊成、黄孔修、甘惠姑（女，工人）为委员。

总之，从1934年秋开始重建南宁的党组织以后，到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夕，全市共建立了党支部11个，有党员80多人。在这三年时间里，南宁的党组织之所以能够重建和迅速发展，除了当时对革命有利的政治形势以外，主要原因有：①自1932年春广西白区党组织被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的5年里，没有来自上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纯粹靠自己独立作战，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②南宁的建党工作也是在群众运动中，在政治斗争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的，因此，虽然发展的党员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政治素质好，是经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托派斗争的锻炼，或经过工人运动的考验才吸收入党的。③对新党员认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尤其着重抓党的纪律教育、气节教育和秘密工作教育。历史事实证明，后来除了梁琼、梁群华叛变外，其余的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都能坚持党的立场，在各项斗争中起骨干带头作用，积极推动了南宁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些同志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勇牺牲了，如刘敦安、麦世法，在安徽被桂系李品仙惨杀了；彭懋桂、黄孔修、熊景升、李云高等，都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还有一部分同志如张力克、区济文、路伟良、郑少东和岳平等，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后，成为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建党工作的缺点，主要是工人党员发展得太少了。

南宁党组织的重建，开始于白区革命低潮的末期。当时，不少地区因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而停止活动，广西白区各地党组织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迎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由于在师专学生“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中发展党员，这些党员都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优秀分子，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全省各县中等学校任教，便把革命种子撒向全省各个空白的县和市，从而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收获很大。同时，在广西教育研究院中发展的一批党员，为兄弟省份也输送了一批骨干，他们在广东、上海、安徽、浙江、四川、湖北等地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例如广东的杨亦肖在他的回忆录《革命的第一程》里所说，1936年夏到1937年秋，他和李俊成、张力克等6个党员同志先后回到广东大埔以后，他们“在大埔建立了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同南委取得联系后，由张力克负责恢复大埔地区四个县的党组织，不久，便建立了铙和埔边区县委和百候区委，为后来建立东江游击区打下了组织基础”。

兴业、贵县、梧州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1935年春，我到南宁接上杨第凰、唐任的组织关系的同时，杨、唐还介绍了兴业县黄文光的组织关系。我回贵县同黄彰研究后，我们分头进行工作，黄彰在贵县活动，我去兴业。我到兴业葵阳乡木根圩找到以医生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黄文光和在城隍铜锣小学任教的吴忠孝，启发并鼓励他们开展党的工作，建立农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到1935年夏，这两处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发展了起来，在运动中吸收了一些先进分子入党。不久，他们先后在葵阳乡木根圩建立了党支部，在城隍建立了农村支部。

同年4月，邕宁县委杨第凰又派梁金生到兴业城隍地区领导党员继续发动农民，建立劳农会，发展党员，并把劳农会发展到合浦境内（现在的浦北）、横岭（在城隍南，六万大山境内）和贵县的新塘去，进展很快，到抗战前夕，已有党员13人。

共产党在贵县的活动比较早。1924年，谭寿林在北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陈培仁、陈勉恕分别在上海、广州加入共产党。他们入党前后，陆续邮寄马列主义和进步书刊回贵县，传播革命思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贵县尚未波及，陈培仁、杨威汉等在县城和桥圩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这两地分别建立了贵县最早的党支部。同年冬，上级指示成立中共贵县首届县委会。

1928年3月，县委机关所在地排厚村被反动武装包围，县委书记陈培仁等被捕牺牲，县委被破坏。

同年5月，广西特委邓拔奇、朱锡昂来贵县重建党团组织。6月1日，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城内举行后，贵县党组织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其中以东南洋三乡为中心的南区革命运动发展较快，建立了劳农会、党、团支部，并建立了赤卫队。1930年，党支部开展减租斗争取得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因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11月7日在桥圩示威，牺牲了三位同志，使组织受到损失；后来搞游击战争失利，八塘的高占明叛变，使县委的两个负责人杨道平、李焕廷遭杀害；县委书记谢锐于1931年下半年间在外开会过久，回来时组织已经散了，他也被迫撤离。从此，贵县党组织的活动中断了一段时期，只剩下三里罗村一个党支部，因无上级领导也停止了活动。

1935年春，我到南宁时，在南宁入党的谭炯章向我介绍了贵县木格、谭冯的关系，我回贵县同黄彰研究后，便留黄彰在贵县负责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到1936年10月，黄彰已先后恢复整顿了三里罗村的党支部，又在木格、谭冯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1937年下半年，党员吴菁华在县城重建了党支部后，1938年春成立了中共贵县委员会。

梧州是广西建党最早的地方，1925年10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就建立了以龙启炎为书记的第一个党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牺牲很大。到1928年10月和11月，省委机关两次被破坏。省委机关撤离后，梧州党的活动就停止了，直到1935年9月上旬，上海党组织派党员庞敦志（兴业人，唐任的学生）回到梧州建党，吸收梁梅菌、卢耀松和郊区老农李挺然入党，建立中共梧州支部，梧州地方党组织得到重建。1936年2月，梁寂溪到梧州初中任教，进行党的宣传启蒙活动。10月下旬，徐敬五从南宁经水路押运省教育厅档案赴桂林，经梧州时，因刘敦安的介绍，徐敬五吸收梁寂溪入党。同时遵照中共郁江特筹委指示，把在梧州分散活动的党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先后吸收黄传林、刘毅生、李唯等入党，不久即建立中共苍梧县委。经过长期的锻炼，黄传林，刘毅生、梁寂溪、李唯等都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本文原刊于《我的革命生涯》）

作者简介：

陈岸（1910～　　）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名杨善安，又名陈翔、陈钦才、山戈。广西贵港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广西省工委书记。1940年到延安，先后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共豫皖苏二地委社会部部长，豫皖苏二专署副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西省民政厅副厅长，中共广西省委联络部副部长，桂林专员公署副专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自治区民政局局长，自治区人民政府顾问，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有《我的革命生涯》、《张海熬纪念文集》等书和《红旗初举》、《东南洋三乡初期农民斗争》、《广西地下党的一些情况》、《学生军成立前后》、《三十年代中期南宁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等文章。

“六一运动”，即1936年6月1日粤桂两省地方实力派发动的一次反蒋兵谏，也称“两广事变”、“西南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