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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革命回忆文选-红七军与右江政府的艰苦斗争

【摘要】:新的斗争欧致富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着肃清反革命势力,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右江地区的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这一光荣任务,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所以,这种斗争显得更加尖锐复杂。革命军人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没收变卖他们的财产,作为补充军饷和解决工农民主政府的费用。陶保新还做着价钱的手势。陶保新企图仗着他的

新 的 斗 争

欧致富

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着肃清反革命势力,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右江地区的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这一光荣任务,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那坡镇是地主兼资本家黄恒栈的老窝,又是繁华的经商之地。所以,这种斗争显得更加尖锐复杂。

那坡镇上有几个地主恶霸兼资本家,民愤很大,百色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先后弃家逃跑。革命军人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没收变卖他们的财产,作为补充军饷和解决工农民主政府的费用。但这不是像乡村斗土豪分浮财那样,每个贫苦农民分得一份便了事,而是通过做买卖的方式,把实物兑成现款,然后才按计划来分配给各个单位。

自从资本家逃走后,镇上的大小商店陷入混乱状态,账目乱得简直没法查,更没办法核算清资本家到底有多少资产。资本家的管家们,有的已经逃跑,来不及逃跑的,也整天缩在房子里,根本不愿和我们交往。他们过去都过着阔气生活,革命一来,他们的头子跑了,虽然我们没有拿他们治罪,但他们也不敢再端起那个金光闪耀的饭碗。他们都以敌视的眼光看着我们,看看我们怎样摆弄他的洋摊摊。那些受剥削的小伙计,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请求回了家,留下的人,过去也只是跑腿的,打杂的,既不了解资本家的内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整个商行,所以,怎样把从资本家手里接过来的乱摊子整治好,使它能为工农群众服务,为苏维埃政府服务,就成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课题。

为了解决群众急需的日用品,我们临时凑了几个人,卖些盐酱醋、针头线脑儿之类的东西。出售的价格基本收回成本,不去赚钱。每天买东西的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进了店门,大家都左一个同志,右一个同志的热情称呼,与过去那种店老板与穷顾客的关系,截然不同。派出卖货的那几个人热情虽高,但过去都没有搞过商业,卖了多少货,收了多少钱,剩下多少货,心中没数。商店的收支,成了个无底洞。刘连长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这样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便和黄治峰同志研究,决定由镇苏维埃派一名财政委员来管账,部队由士兵委员会派几个同志亲自掌握这宗买卖。我就是被派去的士兵委员中的一个。

镇苏维埃政府派去的财政委员叫陶保新。这人在革命前做过小生意,挺会扒拉算盘,还会耍一腔逢迎招揽顾客的江湖话。革命来了,听到这种油腔滑调,我就从心里不舒服。头一天跟他在一起,总觉得很不顺眼。部队派去的几个同志都是穷苦人出身的,又没当过商店伙计,乍一干这一行,真有点像狗咬刺猬,无从下嘴。就说打算盘吧,一双粗手把珠子一颗一颗往上拨,半天才算出一个数。我们动作越慢,顾客越多,人一多,我们心里就越发慌,本来想快一点,反而变得越慢了。有的顾客等不耐烦,就在旁边讲风凉话:

“那么大的个子,打个算盘还一颗一颗往上拨,真笑话!”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急得一头汗,有了一个能打会算的财经委员,真是难得可贵。每次我们算胀了脑子,还弄不清尾数时,就不得不高声吆喝求援:“喂,财经委员,1斤3两多少钱?”

“财经委员,11斤半盐多少钱?”

这个时候,那财经委员总是洋洋自得地坐在高高的柜台上,嘀嘀嗒嗒地拨弄算盘,嘴里念念有词:“一五得五,三下五除二。一毫三分二!”报完数,“哗”地又把算盘一收,向我们发号施令。

以前刘连长就交代:每天卖多少钱,卖多少货,要把账记清,交清,不能留下糊涂账,更不能贪污,要保持红军经济民主的传统。因此,不管每天买卖到什么时候,回来后总是一个铜板,一个毫子地算清,如数交给财经委员。这样干了几天,虽然累得头昏脑胀,但心情还是很愉快。

一天,刘连长突然问我:“保新这人怎样?”我一时搞不清他话题的含意,便信口说:“不错,没他我们的买卖简直干不了!”这本来是实话,他在我们这几个人的眼里,干买卖这行,是享有威望的。刘连长见我答非所问,又说:“我是问他手脚干净不干净!”这一下,可把我搞糊涂了,怎么回答好呢,整天忙得一塌糊涂,他背地里搞什么鬼名堂,根本没注意过。我只好老实承认:“没有注意他,只觉得他说话油里油气的,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情,和他总谈不入路!”

刘连长锁紧眉头,听着我的回话。最后他问道:“接收时,几个货藏室你们都去看过了吧?”我说都看过了。刘连长这才放心地说:“钥匙都在陶保新手上,以后要多加留意。”他的话像是平常的嘱咐,但我听起来却感到分量是那样重,连呼吸都觉得有点窒息。不用说。商店里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严重问题。我连忙点头,表示牢记他的话。

第二天买卖时,我就对陶保新有了戒备。这一天我发现,在我们忙着卖货的时候,陶保新在和一些顾客谈行情,寒暄之余,还夹着一些半真半假的商行黑话。

“春耕要到了,耕牛不兴杀了零卖!”

“牛皮得这个价钱才能买到!”陶保新还做着价钱的手势。

“你们不卖泻药?”

“有,有。”陶保新从货柜上拿出一包药,递给顾客,接着交代服法:“晚上睡觉前吃一包。”我发愣了,这不是在交易一宗什么大买卖?为什么胡说八道来胡弄我们呢?我听着听着,心不在焉地打着油,油都溢出瓶外,自己也没有发现,直到顾客嚷着漏了,我才急忙抽出漏斗

下班后,我们几个碰了头,觉得实在有问题。我们顾不得吃饭,便把情况向刘连长汇报。连长听了,表扬我们警惕性高,又布置说:“晚上利用黑暗注意观察,看他在搞什么鬼!”(www.chuimin.cn)

晚上,我们几个人分了工:一个在商店后门埋伏,一个到陶保新家门口外面游动,监视他在家的活动,一个专门乘隙看看贵重的布匹货藏室。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抓赃。

天黑如墨,离几步远都看不见人影。街上传来时起时伏叫卖汤圆声,冷落的防风玻璃灯光在街上游动着,夜深了。这时,货藏室的门锁咔啦地响着,一线微弱的电筒光在室内闪耀着,一个人影在紧张地捆扎东西,随着带门声,人影从后门溜了出来,还背着一包沉重的东西。这时,树丛中还闪出一个人,慌乱地递过一包东西,接过从房子里溜出来的那个人背上的包袱,转身就走。

房子里溜出来的那个人,在芭蕉丛中扒了扒土,搁上刚接来的包,埋好后,急急忙忙拂手扫去身上的余土,又搓了搓手,装着两袖清风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这人正是陶保新。

刘连长听了我们的报告,马上派一个组把买黑货的人堵回来,他还亲自带了一个组,去陶保新家抓人。

陶保新企图仗着他的身份掩护,极力申辩。刘连长不管他那一套,说一声“带走”!便径直向商店后门的芭蕉林里走去。

几支电筒逼射着。连长辨认一下痕迹,一手搬开薄石板,石板拿开,亮闪闪的一大半缸银元迎着电筒光返照,刚才那一包银元,还搁在那里。

刘连长严厉地逼着陶保新:“刚才你到这里干什么?”被押着的陶保新,这下话都说不出来,舌头转了半天,才吐出两个字:“小便!”

“为什么地没湿?”

陶保新无话可答。

刘连长带人去检查货藏室。原来满满的货架,这时才发现上面搁的东西几乎被偷光了。陶保新这时才知道无法抵赖,低垂着头,默认自己的罪过。

刘连长狠狠地骂了他一句:“偷油婆,可耻!”便气鼓鼓地叫小组的人把陶保新押到连部。

去追堵的小组没有把偷买黑货的人抓来,他可能知道了风声,不敢走大路,转进坡洪大山区去了。但这一切已足以证明了陶保新的罪过。原来,这个家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他干了不少破坏革命的勾当,刚一开始拍卖东西,他就千方百计打进商店,企图大捞一把。

为严肃苏维埃法纪,经镇苏维埃批准,当晚就枪毙了陶保新。

忠于苏维埃、忠于革命事业的勇士们,通过这场斗争,受到了新的锻炼。

(本文原刊于《戎马生涯》)

作者简介:

欧致富(1915~1998) 原广西军区司令员。原名欧阳致富。广西田阳人。壮族。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班长、排长、连长,红五师团特派员,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校长,红三十一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南下第三支队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旅长,热河军区热中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副军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11月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著有《我的红军时代》、《戎马生涯》等书和《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散记》、《那驮村的一夜》、《家书抵万金》、《红军回到井冈山》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