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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8
第七章 人类理解的本体论基础
在论述语言在生活的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时,我试图在分析人的状况方面再向前前进一步。适应性潜能伴随着威胁,它们对于秩序的构造提出了难题。在这些威胁得到解决之前,人们有必要安于可以应用于构造人们自己所创造的秩序体系的技艺。秩序的构造至少存在两种相反的方式,从中产生了一个基本的范式挑战。一种方式依靠一个单一的、最终的最高权力(Supreme Authority)中心,它是作为主权者被构造出来的,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民行使命令和控制的权力。相反的理论依靠在相反的和竞争性的利益中用权力去制约权力。后一种路径有赖于个人间的共有理解,需要与共有理解相适合来调解矛盾、解决矛盾,而共有理解是在不断改变着的生活状况中创造出来的,是在持续地学习和文化进化的语境中发生的。
我之前探讨过官方语言和双重思想的问题,注意到奥威尔所说的官方语言和我所说的新官方语言的紧密相关性,后者越来越成为美国和欧洲政治讨论的特点。任何一场伟大的实验都不能免于变成一场巨大灾难的威胁。这一威胁既是在人类社会中获得秩序所必需的浮士德式交易的表现,也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表现,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获得适应性潜能,就存在相应的危险。
这样的可能性对所谓“政治科学”造成了严重的异常性,这些异常性能够应用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所有关心民主意义的人们。现代社会对所谓“民主”有着广泛的渴望。这些渴望对这种治理体制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在这个治理体制中,人民作为公民行使基本的统治专权,而不是在单一中心的最高权力的控制与命令下的臣民。
通过对语言在生活的政治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我认为,语言与和平、正义或者自由贸易一样,是这样一类物品,它越是为更多的人所分享,它的价值越会增加。享受正义、和平、自由贸易和共同语言的人越多,人们就会过得越好。稀缺的条件在这里并不适用。问题产生于使用模式;这些问题有其生物性条件的根源,人类(Homo sapiens)作为由基因赋予的一种生命形式,它的交流、思考和运动潜能都受到这些生物性条件的影响。学习、交流、思考、选择以及成就人所渴望成就的一切,这样的潜能依赖于维护关乎适当品行的标准。在构造人类社会的话语共同体以及有影响力的生活的共同进化方面,规则逻辑(Nomoslogos)关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逻辑思考的方法本身是由规则规范的,语言也是由规则规范的。(www.chuimin.cn)
在进行有关人类理解的本体论基础的研究时,我的出发点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他力图致力于“政治学新科学”(1952)的研究,我将这个概念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新的世界需要有新的政治科学”的断言〔1945(1835—1840),1:7〕放到一起,加以理解。我还参考了托克维尔所提出的结社的艺术与科学,在民主国家中,“结社的科学是科学之母”。托克维尔认为“其余一切的进步都有赖于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进步”〔1945(1835—1840),2:110〕,而结社的艺术是“行动之母,为所有人所学习和运用”(同上,2:117)。
沃格林在其五卷本的著作《秩序与历史》中,在《从启蒙到革命》(1975)以及《政治学新科学》中都没有提到托克维尔。但是我认为沃格林和托克维尔都论述了有关人类理解的本体论基础的最基本的问题,它们是有活力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作为一个既希望成为政治科学家又希望成为民主社会公民的人,我需要对本体论在构造民主的秩序体系中的作用作出自己的判断。沃格林关注的是上帝在存在共同体(community of being)中的作用。霍布斯的主权者只对上帝负责。托克维尔也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当论述宗教训诫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时,我会说明沃格林、霍布斯和托克维尔分析中存在的互补性,并将分析向前推进,以说明我自己有关秩序的先验性的结论,这种先验性是确立知识体系之融贯性的基础。我以为,宗教训诫在知识体系中有其基础性的地位。
我接下来会论述科学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这是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所专心研究的问题,他是14世纪有西班牙血统的伊斯兰历史学家。按我的判断,他的基本概括为托克维尔的分析所强化,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的文化必须植根于一种研究的文化。这意味着历史是进化路径的记录,它们与语言和知识的使用有关,与技艺的运用有关,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有关。文化的科学与文化进化必然向创新和变革开放。不幸的是,不同类型的错误会大量存在。熟习可能足够强大到保持错误的观念,不接受挑战。而其他的基本观念可能由于错误的理由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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