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制度语言初步评估

2024-03-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区别反映在作为语言构成成分的分类图式中。尽管在人类社会中，安排会有所不同，但所有社会都需要制定在规范人们的关系方面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语法规则、法律语言和权力关系结构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它们反映在人们用于交流、用来同他人一起采取行动的语言中。

二、初步评估作为制度的语言

我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制度，并且在一切社会和政治秩序体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发源地。语言被用来塑造和阐发思想，对可以做什么加以概括，塑造为了有所成就而采取的行动。思维体系和生活方式，如果是建立在可靠的概念基础上，就会彼此反映对方，好像一块硬币的两面:思想与行动，思想与技艺。引入具有革命性内容的新概念可能需要对语言体系的结构作根本的改变。

与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相反，哥白尼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概念对于物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Koestler 1959)。在时间的进程中，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和许多其他知识领域的语言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断言:“正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界发展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Tucker(1972)1978，681〕在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上，如果马克思和列宁提供了等同于达尔文那样的变化，我们就可以预料，有关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语言会发生一些主要的变化。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概括，与此相关的新语言是否:(1)提供了一种方式去陈述和表达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观念;(2)使得在不同境况中的人们产生与新概括出的生活方式相协调的结果。

1．语言的工具特征

在谈论语言的工具特点时，首先语言体系的一些方面既影响到思维，也影响到作为人类社会组成成分的生活博弈中的生产性(productive)潜能。如果行动是基于可靠的知识，思维和生产性潜能应当彼此反映对方。语言的工具性的一个方面，关系到在面对未知和模棱两可的情况时，人们所具有的基本取向。这是个普遍的问题，因为人的技艺总是要面对某种未来的可能性。例如，当面临未知的和模棱两可的情况时，鼓励人们彼此斗争的基本取向就不同于鼓励人们走解决问题之路的基本取向。“爱邻若己”这样的格言与“解放被压迫者，打倒压迫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我预料在所有的语言体系中，人们都会发现基本的隐喻、寓言和箴言，给人们提供面对未知情况时的基本取向。语言的这一特征对于科学研究和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总是受到反映人类知识限度的未知的折磨。

语言体系的第二个方面与人类社会中的秩序构造有关，它关系到人们不断作出区别(make distinction)的努力，而区别构成具有道德性质的规范判断的基础。用来表达概念的术语是以区别为基础的。区别反映在作为语言构成成分的分类图式中。区别彼此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所有语言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所有语言都要参照道德区别，人类社会的成员不作出这样的区别就不能发挥作用。不承认道德区别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科学。不需要有单一的普遍标准，但规范的区别是如何作出的这一问题，是人类社会中生活方式的一个必要的方面。

语言体系的第三个方面与义务要求(deontic requirements)的确立有关，它赋予规则以约束力。尽管在人类社会中，安排会有所不同，但所有社会都需要制定在规范人们的关系方面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语法规则、法律语言和权力关系结构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它们反映在人们用于交流、用来同他人一起采取行动的语言中。

所有语言体系的第四个方面是对如果—那么关系的假设性事件的表达。这是可以被称之为“实证”知识的来源:如果存在某些条件，某些要素被以适当的方式激活，特定的结果就会如期而至。如果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按照假设行动，并且任何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只要遵从适当的程序，结果都可以重复生产出来，假设就有了公共的可靠性，并且被认为有着普遍的适用性，就这个词的某种有限的意义上来说，是“真实的”。对于假设性语言的一个重要补充，是运用想象提出提问式的猜想——如果—怎样的说明。这样的猜想是新的概括的基础，而新的概括有可能导致彻底的范式转变。哥白尼的公式是与如果—怎样的猜想有关的范式转变:如果地球自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那会怎样?想象力的思辨的飞翔也可能是荒谬的狂想的来源，需要有非凡的洞察力去证明它们缺乏经验的可靠性和公开的可重复性。

语言体系的第五个方面是对知识的阐述和组织，通过概念—计算逻辑使之成为知识的集合体，成为一般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例如，电学与电子的流动有关，供水与氢与氧的化学组合的流动有关。分析这些资源的作用需要不同的分析模式，但两者都具有公共池塘、流动资源系统的特点。地球上的生命部分地取决于流动的水和流动的电子。概念—计算逻辑是可以累积的，并且在语言体系中得到表达。所有上面这五个方面都影响到语言的实用性。如果适当地按照它们采取行动，它们就会在知识的表达方式中体现出来，知识是在人的技艺中、在人类社会中存在(existence)的人为性质的创造中获得表达的。(www.chuimin.cn)

2．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知识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并不限于假设性(如果—那么)事件的“实证”方面，而是取决于相互理解的程度，相互理解渗透于人际关系中，来源于基本取向、作出语言和规范的区别的标准以及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约束(义务)性。与他人分享的相互理解确立了交流的基础。人类的知识并不限于外在的世界，其关键在于共同知识、相互理解、社会责任和信任的程度和性质。因而语言的实用性关系到在语言中表达的观念与思想的关系，关系到思想与行动、与通过协同行动所达到的结果的关系，而协同行动要依靠合作事业的参与者之间的交流。

如果资本被概括为增强人类生产性能力的可利用的手段的话，语言实用性的这些方面是一切形式的资本的基础。狭义地说，人力资本(Schultz 1961)可以根据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和使用来界定。社会资本(Coleman 1990，302)可以概括为社会结构中能够促进生产性能力的方面，即规范与制度安排。物质资本(Lachmann 1978)可以概括为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中所使用的物质工具和设施。在获得人类的生产性能力方面，在人类的技艺中，语言的作用以及它与知识的传播和使用之间的关系，是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的中介。

3．官方语言与双重思想

在《1984》的附录中，乔治·奥威尔简短地陈述了“官方语言的原则”。他断定，官方语言服务的目的，是“给英社(Ingsoc)^[2]的忠实信徒的世界观和精神习惯提供一个表达的媒介”，同时“使其他一切思维方式变得不可能”〔1983(1949)，246〕。奥威尔断定，语言与三套词汇有关。一套词汇关乎日常语言，“为着诸如吃、喝、工作、穿衣、上下楼梯、开车、园艺、厨艺等等事情”(同上，247)。第二套词汇由“有意为政治目标所构造的词汇”组成(同上，249)。这是党派政治中的对话语言。第三套词汇“完全由科学和技术的术语”组成(同上，254)。这三套词汇大约可以集合在一个共同的对话语言中，其中相信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占据了上风。

官方语言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政治对话的语言与日常生活的语言和科学技术的语言分离开来。在奥威尔的官方语言概念中，政治对话所使用的语言设定了统治地位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限于缺乏政治意义的那些领域。科学技术的对话甚至更狭隘地局限于其运用的特定领域，这里所缺乏的是这样的一套词汇，它表达的是“科学作为心灵习惯和思想方法的作用，而不管其特定的分支是什么”(同上)，包括政治和日常生活领域。心灵习惯和思想方法被认为是由政治对话的语言——官方语言的核心——所主导，而不是由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模式的科学的方法所主导。由官方语言所代表的党派政治对话的语言被认为是用来构造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共产主义——的真正的语言。

如果政治对话的语言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语言和科学技术语言，就会发生双重思想的问题。通过有意的曲解或者重新解释证据，观念的价值被否定了。每个人被迫以两种方式思考:一种方式表达于政治对话中，一种是人们经历日常生活和从事生产性的技术活动时进行思考的方式。除了偶然的“选举”，公民们把自己看成是政治过程的旁观者，而不是所谓“民主”的参与者。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对于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公认的“心灵习惯”和“思想方法”可以适用。观念没有被认为具有假设的重要性，而是被看成意识形态，模棱两可地为政治对话所特有。

尽管在苏联，语言的这些方面可能具有一种夸张的方式，但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地方，类似的倾向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表现。官方语言和双重思想的问题集中于语言的腐化上，这发生在党派政治对话语境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政治对话的特性开始主导语言的其他用法。表演于政治竞技场中的戏剧成了“新闻”。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和出版物提供这样的戏剧，似乎生活的公共性就是在剧场的舞台上演出的戏剧，而公民是观众，通过民意测验和投票作出反应。如同新闻记者所报道和讨论的，政治官员及其竞争者在其对话中所使用的语言成了新的官方语言——响亮的词汇，被前后极不连贯地嘟哝出来。生活中关于一般取向、作出区别、确立规范标准以及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诸方面，开始转变成政治对话的语言，人们根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基于党派政治对话的行动放大了产生错误的倾向，使分不清方向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无助感。下面我要讨论《共产党宣言》中的语言，讨论现在美国正在使用着的新官方语言的语言，探讨20世纪政治对话中根本性的前后不连贯之处。

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制度语言初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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