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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诗歌创作的高峰期

【摘要】:此期是艾青诗歌创作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标志着他自己同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高潮。

二、第二时期:高峰期

如果说艾青诗歌的“忧郁意识”、“叛逆意识”是其创作的最初滥觞,那么,在目睹日军侵华的战争之后,而终于将自我的忧郁意识升华到对人民和祖国前途倍加关怀的“救世意识”和“忧患意识”,则是艾青诗歌达到创作巅峰的一个标志。抗战爆发后,艾青从杭州赶到武汉,随着武汉的失守,他辗转于临汾、衡山、桂林、新宁和重庆等地。在中国土地上的四处流徙,使诗人“接触到苦难的现实”。他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土”,目睹“灾难中挣扎的人民,以及人民顽强地为履行复兴民族的天职”而“付出的牺牲”。他的情感被震撼了,长期郁结于心底的爱国热情终于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也正是因为受到民族革命战争所掀起的时代巨浪的冲击,艾青在视野上很快地突破了个人狭小的格局和单调灰色的天空,他的情感在战争年代得到磨砺,从彷徨忧郁变得积极进取,更自觉地倾向于对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的热切感应上,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从1937年到1940年进入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阶段”。此期他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一组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的优秀诗篇,同时写下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叙事长诗。这些诗大部分都是通过忧国忧民的灵魂所反射出来的一种民族的哀愁,而浪子的自我哀感则融入了民族的巨大哀感中。虽然艾青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仍流贯着苍凉悲壮的气息,透露出心灵深处的抑郁悲哀和对民族命运的深重忧虑,然而,那含泪的倾诉之中有了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诗人看到了蕴藏在普通人民大众间的巨大的反抗力量和坚韧的生存意志。也使他更加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在烈火中涅槃。因此,悲愤与抗争,热爱与憧憬构成了此期艾青诗歌中民族忧患感的核心内容。这诸种情感的互相冲突、互相融合,使艾青的诗歌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显示了崇高壮美的力度。也正因为艾青的诗歌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崭新的诗风,使中国现代新诗进入到“艾青的时代”。何以出此言?同时期的新诗,脱离了自律发展的轨道,诗歌的数量虽然很多,但真正撼人心弦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却比较少。戴望舒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浮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艾青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一批示范性诗歌创作把中国新诗引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艾青这些诗既排除了当时诗歌的空洞乏味、喧嚣与浮躁,又摈弃了国难当头躲进象牙塔内的无病呻吟,他把个人的痛苦与不幸融入民族的悲哀与时代的痛苦中,用忧郁悲苦的调子倾吐了整个民族灵魂的哀痛,并用对太阳光明的礼赞表达了国人对希望与前途的追求与祈盼,成为严格美学意义上的新诗。正如诗人绿原所指出的那样:“诗人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自由体诗推向一个坚实的新高峰。”

此期是艾青诗歌创作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标志着他自己同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高潮。他一生最好的诗篇大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前边所提到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吹号者》《手推车》《火把》等诗篇不仅震撼了文坛,而且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www.chuimin.cn)

在美学追求方面,此期作品中的象征手法往往交织在散体化句式所造成的情感流动中。诗的意象构成与浪漫主义诗歌意象构成的传达方式有较多联系。诗的情绪总是以完整的过程形式出现,情绪跌宕起伏、句式多为参差变化的自由体。在诗歌语言上,诗人在表现视野开阔、忧愤深广的激情时,具有新鲜明丽的色彩和奔放跌宕的气势,当然相伴随的也出现了些许的雕饰、散漫,铺陈过多,意象提炼不够的缺陷。但就总体而言,此期的典范性诗歌在思想情感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达到了艾青“诗的散文美”命题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浓墨重彩的诗的“散文美”色调。

综上所述,如果说3年的留法学习培养了艾青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素质并为他的艺术创作打下坚实基础,3年的囚徒生活、早年的不幸遭遇使他弃画从诗把忧郁当做作品的基调,第一期中5年多的诗歌创作实践为第一次创作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抗战的爆发便点燃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激情,把他的诗性创作推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