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的起步期：面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揭露

2024-03-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艾青面对着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没有沉默，而是用沉郁的笔触，揭露反抗着不合理的现象及一切罪恶。此期艾青的作品不是圆熟无疵、通体和谐的组曲，而是一位年青诗人在起步时期所经历的一个复杂过程的诚实袒露。

一、第一时期:起步期

要探讨此期艾青的创作特征，我们有必要对诗人此前的人生经历及其艺术气质的形成、艺术素养的积淀等有一个基本的交代。

1910年3月27日，艾青出生于浙江金华县畈田蒋村。母亲生艾青时是难产，算命先生说他是克星，讲迷信的父母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在他一生下来时就把他放到一个叫大叶荷的贫苦妇女家抚养，而且不让他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能叫“叔叔婶婶”。这种特殊的童年经历，让艾青在五岁时就对父母有很深的隔阂，而对抚养他长大的奶妈大叶荷抱有由衷的热爱。这种热爱常常伴随着他的“忧郁意识”。艾青自己在回忆乳母时曾说，“这位贫苦的农妇把自己的女孩溺死，专来哺育我。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从另外一个孩子那里抢夺来的，一直总是十分愧疚和痛苦。这也使我很早就感染了农民的忧郁，成了个人主义者。”艾青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他播下了寂寞的种子，他开始了孤独的漂泊与自由的流浪生涯，只身漂洋过海，远渡巴黎，希望从失去现实家庭的伦理悲哀里走出来去寻找光明，以便为他自己那颗寂寞无援的灵魂找到一个安然恬静的精神居所。然而结果却是:他徘徊于巴黎街头，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置身于淫荡、疯狂、怪异、陌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咀嚼着异国游子内心的孤寂。他说:“我的快乐和悲哀/都同样地感到单调而又孤独/像唯一的骆驼/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寂寞地，寂寞地跨过。”虽然他在那里认识了影响其终生创作的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并由此得到一支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也不换(阿波里奈尔语)的芦笛，用这支芦笛，他“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地吹，但得到的却是无人理解的悲哀: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当怀着忧郁情绪的他，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时，迎接他的却是国家受难的情境，因此他痛苦、绝望，他为此而向往革命，奔走呼号，积极投身进步的美术活动，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同仁组织“春地画会”，举办“春地画展”，而最终却被反动势力投进了监狱。非人的牢狱生活则更加剧了他的抑郁情结。此时的诗人艾青内心的郁积太多，有着强烈地倾吐内心忧郁与愤懑的愿望，他不吐不快。

然而，不管内心的情绪如何强烈，要将它们转化为可以拨动读者心弦的优秀的艺术品，是需要艺术家有高超的艺术素养才能完成的。那么，艾青为什么要放下自己手中熟悉的画笔而转向于诗神缪斯?他在诗歌创作上又何以一出手就起点很高?他又是用什么样的笔调抒发内心的忧愤的?

1929年到1932年在法国留学的艾青，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3年”。当时的巴黎是各种先锋派艺术迭起更替的旋涡中心，后期印象派画家莫内、马内、雷诺尔、德加，特别是高更和凡高给艾青以很大的影响;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古尔蒙，特别是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以及超现实派、未来派等各种文学流派都对艾青给以综合性熏陶。总之，巴黎3年的不寻常生活不仅使艾青受到了世界各国文化和艺术的综合性影响和熏陶，为他日后成为艺术家和诗人奠定了基础，而且培养了他开阔的胸襟和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这为他从更高更宏观的视野观照生活以及在艺术上广泛吸纳各家所长、整合突破奠定了基础。游学法国的经历已经为画家艾青备好踏上诗歌创作新征程的行囊。1932年到1935年，艾青在上海和苏州3年多的囚禁生涯，使他的心灵与肉体在遭受到摧残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表现忧郁情感和苦难的方式。艾青在狱中由于没有用绘画表达内心痛苦与悲愤的条件，于是便改用诗歌来倾吐内心积压已久的忧郁情感。他弃画从诗，“母鸡”下起“鸭蛋”来。他说，“决定我从绘画转到诗，使母鸡下起鸭蛋的关键，是监狱生活”。(www.chuimin.cn)

倾吐从小遭遇的痛苦、那个苦难年代民族的悲哀与不幸、国外所见到的下层贫民和革命者的痛苦悲哀以及中国文化的忧患精神和外国艺术特别是凡尔哈伦、波德莱尔作品中的忧郁情调等等，在艾青的心灵中融合、撞击、升华，形成忧郁和苦闷这种很具现代性的精神意识。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悉，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时代，好像只有把苦难能叫出来是最幸福的事”。因此，自称是“悲哀的诗人”的艾青，用他忧虑的目光看取现实、观照人生。他的诗篇正如他的生命一样，多沉浸在一种忧郁质的情感海洋里，是灵魂的焦渴，创造的火焰，透过深邃的忧患意识有力地表现生活的内涵和自我独特的灵性。由蓄积已久的忧郁生发出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对社会的种种罪恶和腐朽黑暗的揭露，来反抗人世间的不公。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就是把巴黎的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童年就已经产生的叛逆精神，使得早期艾青肯定了象征派在思想内容上揭露罪恶现实的一面。艾青在《诗论》中说过:“必须了解生活的美，必须了解凡我们此刻所蒙受的一切的耻辱与不幸，迫害与困厄，即是我们诗的最真实的源泉。”“凡心中有痛苦的，有憎恶的，有热爱的，有悲愤与冤屈的……不要沉默”。艾青面对着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没有沉默，而是用沉郁的笔触，揭露反抗着不合理的现象及一切罪恶。他在《马赛》一诗中，深刻揭露了资本的罪恶，对被资本榨干血汗的产业工人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无数商铺的前面/潜伏着/期待着/看不见的计谋，/和看不见的欺骗……”，“工人们摇摇摆摆地来了!/如这重病的工厂/……/他们也像她一样肌瘦枯干!”。

此期艾青的作品不是圆熟无疵、通体和谐的组曲，而是一位年青诗人在起步时期所经历的一个复杂过程的诚实袒露。它交织着多方面探索和尝试留下的各种不同的曲调、不同的音响。童年不幸的生活遭遇留下的心里创伤，异域流浪的经历，加上刚从印象派和象征派那里借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化的现代诗歌精神的影响，使正值青春年少的诗人艾青的诗作中存在着一些“纯然”意义上的象征派、现代派风的诗。诗人的多数诗作多抒发来自内心的忧郁与彷徨，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之情。这些诗虽然并不是毫无思想内容的“悠闲的产物”，但在感情色彩上，却显得过于消沉阴暗，内心迷茫徘徊，看不到希望的曙光，缺乏宏大的视野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太能在情感上在当时引起太多的共鸣。艾青也因此受到过诟病。艺术上，此期艾青诗作给人的感觉是，异域的象征色彩太重，虽然清新特异，时而有一闪的光彩，但更多的是繁复、欧化的句子等的运用。意境追求上过于迷离朦胧，语言上也比较晦涩难懂，不是特别适合普通中国人民的审美习惯，除了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外，反响不是特别大。当然，艾青和象征主义鼻祖们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在程度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尤其没有象征派重要代表梅特林克的神秘主义。应该说，艾青在世界观和美学见解上并没有完全被象征派牵着鼻子走，他是立足在自己的诗歌主体审美个性的基础上对象征派的借鉴。当然，对于西方象征派对艾青的影响我们也毋庸讳言。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象征派诗歌也不例外。承认它有益的一面的同时，也要承认它不利的一面。而且对于其不利的一面，要给予足够的耐心让诗人去逐步克服，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本来，象征派的不良影响也不是一下子完全摒弃得了的，这也是事实。另外，文艺创作毕竟是个人对于世界的切身关照，如果没有青年艾青早期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艾青。

尽管如此，艾青早期诗作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大量意象、自然清新的口语的使用以及散体化的自由诗歌形式使我们看到，“散文美”特质在此期艾青的不少诗作中已经露出端倪。《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完全体现“诗的散文美”的代表作，采用了朴实的写法，没有雕章琢句的痕迹，也没有特意追求形式和音韵齐整的美，全篇不断地使用排比和重复的手法，在反复低吟之中，使这种对于乳母的感情凝重隽永。诗中显露出的时代的抑郁悲哀和人民崛起反抗的浪潮，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可以说，这首成名作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在诗的情感、意象、语言、体式和音乐性五个方面上完美地践行了诗人推崇的“诗的散文美”理论。只是在这个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年轻的诗人还需要时日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历练，让自己诗的生命之根更深地扎入民族生活的土壤中，让自己的诗情更能与时代的、民族的情绪合拍。同时诗人还需要在艺术上摒弃象征主义中的晦涩颓废腐朽的诗学观点，让诗歌插上明快的翅膀，给人们以希冀，让自己的更多的诗作迈向成功。

艾青在诗歌创作生涯的热身期就以自己诗性的创作描绘出了“诗的散文美”的轮廓，虽然色调还比较轻淡、飘忽，但却足以引起整个诗坛的瞩目。年轻的艾青已经初探出了适合自己审美个性的、通向成功的路子——“诗的散文美”。可以说，艾青此期(特别是狱中的)诗歌创作实践，为他第一次创作高峰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一个泰斗级的大诗人已经渐行渐近地华丽亮相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

艾青的起步期：面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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