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微观与宏观审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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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然，《要题新论》不是没有疏漏。

附录：剔抉发微与宏观审视的结合——读《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

段炳昌

张国庆新著《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诚如书名所标示的，主要是以新视角新观点集中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美学中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中和之美”、“时中”、“诗教”、近体格律诗形成的文化内驱力等等。难能可贵的是，《要题新论》能从对“中和之美”等具体的美学范畴和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了一条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原则，一种广泛而稳固的传统审美观念和民族文化精神，这就是以正确性原则为内在精神的普遍艺术和谐观。并以这种和谐观，全景式地观照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精微地阐释中国美学和艺术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对“中和之美”的研究，几十年来，断断续续都有人论及，张国庆的研究与众不同之处恰好在于，能在纷纭杂乱、湮没不显的各种材料中，十分清晰地梳理、辨析，阐明了“中”、“中庸”、“时中”、“和”、“中和”等各个概念的相异、相交、相同之处，对这些概念的内含、外延及思想基础都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指出“中和之美”是一种普遍的艺术和谐观，它既体现在具有“温柔敦厚”风格的一类艺术作品中，也体现在发扬蹈厉或抒怨发愤一类艺术作品中。《要题新论》总体理论上的新建树是建立在对诸多要题作出富有新见的解释的基础上的。书中新见迭出，虽难以一一例举，却大抵可归纳为二类:一是“启夕秀于未振”，即所论为前人旁人未尝言，如关于儒家的时中精神在古代美学理论中的意义，关于诗歌走向格律化过程中古代和谐观的巨大驱动作用等等，都是由作者第一次提出来的。二是“谢朝华于已披”，也就是在前人旁人论述的基础上有新发现，提出新观点，如，对“中”、“中庸”、“义”、“权”、“和”、“中和”等概念的论述，对诗教、意境、通变、雄浑、冲淡等问题或范畴的论述，都对前人的说法或发挥，或升华，或拨正，或翻案，或补充，或推倒重立，都有据而发，发而中的。

虽然，《要题新论》中新论纷陈、创见甚多，但是，读之却让人信服。这和作者坚持在全书中动用以下两个方法大有关系:一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中和之美等美学问题的时候，作者往往把纷至沓来的艺术、美学、哲学、历史、文化的材料与论述熔铸一炉，宏观审视的眼光始终笼罩着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力求理出能够贯穿中国古代美学的一条脉搏来，并且通过感受判断这条脉搏的跳动流行来理解把握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决不局限于仅仅辨析某个具体的美学概念。而在论述的过程中，却又十分细密严谨，对古代美学概念或问题的产生、发展、衍分、特定含义、具体显现和影响范围等都作了细密精严的考辨。然后，再水到渠成地抽绎出可以概括中国古代美学的总体原则来。《要题新论》十分重视对古代文本的研究，对要题所涉及的古代典籍都进行了重新阅读。全面搜求。力求弄清每个字、词、句的意思，分类排列，一切从材料出发，一切从文本出发，在还古人真面目中有新的发现。如，汉代以来基本上都把温柔敦厚的诗教当做孔子的思想，但《要题新论》通过对《论语》、《礼记》、《毛诗序》中数十条有关文字的对比考校，发现“诗教”虽与孔子的思想有极为重要的内在联系，但在诸多具体问题上的看法或主张却又与孔子甚为不同，可以说，它并不是或并不符合孔子本人的思想。毫无疑问，这种重视回到文本的研究方法，看似笨拙，也确实艰辛沉重，但却能更接近真理，所发新论也更具备坚实的基础，有更强韧的生命力。

当然，《要题新论》不是没有疏漏。比如，成文在前的《论意境说的源流》和成文在后的《司空图〈诗品·雄浑〉新探》都对“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环中”作了解释，但前文所论与当时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后文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但在同时收入《要题新论》时，却未作必要的交待，这样就显得多少有些前后抵牾，至少是汇编成书时的一个疏忽。^[1](www.chuimin.cn)

1995年12月1日

【注释】

[1]再版注:炳昌先生批评极是。要说明的是，在这次的再版中，《司空图〈诗品·雄浑〉新探》已更换为《雄阔无限、浑论整一的雄浑之美——〈二十四诗品〉“雄浑”析》，题目变了，所论也作了适当调整，分析“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相关文字恰恰未被收入，而这就使得炳昌的批评似乎落了空。在此，谨向炳昌先生致歉。

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微观与宏观审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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