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旷达的比较与讨论

2024-03-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再对旷达作一个集中的认识，这里不妨也对孔子和庄子的旷达、陶潜和苏轼的旷达分别再稍作比较。需要指出的是，它只是旷达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并非主要形式，更不能将它视为旷达的主要代表。有一个问题值得加以讨论，即旷达是否可以含有矛盾的问题。

七、简要的比较和讨论

在上文中，曾将《二十四诗品·旷达》的“旷达”与魏晋士人的“旷达”稍作比较。为了再对旷达作一个集中的认识，这里不妨也对孔子和庄子的旷达、陶潜和苏轼的旷达分别再稍作比较。

先看孔子和庄子的旷达。孔之关注中心，是伦理政治，由此而考虑社会人生诸问题;庄之关注中心，是个体人生，由此而思及宇宙人生诸问题。孔体会到人生忧患，却未深入探究;庄则深刻观察，体认到人作为类和个体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忧患。孔因其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远大的社会理想而自然地心胸旷达，并未刻意地去克服忧困;庄因追求极高的精神自由境界(“逍遥游”)而心胸旷达，他十分著意于对忧困的克服并以齐物论作为其克服忧困通向自由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孔之旷达，可说是崇高道德精神辉映下的旷达;庄之旷达，可说是极高自由(审美)精神辉映下的旷达。孔之旷达，十分积极广大;庄之旷达，固有其消极因素，但它所指向的却也是一种高洁、自由的审美境界，故也有其积极广大的一面。当然，两位思想家的旷达在他们自身那儿，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落实到文学创作中去。

再看渊明与东坡之旷达。渊明旷达之基石，为儒、道与自家个性融铸而成之人格;东坡旷达之基石，为儒、道、佛、陶与自家个性融铸而成之人格，具体之所取不尽同，而自家个性更明显有异，则融铸而成之人格亦于同中明显有异。陶久隐，苏常仕。陶之困境，主要在有志难骋、困穷、人生易逝;苏之困境，在人生易逝，更主要在政治仕途人生之坎坷曲折、起伏颠沛。陶之旷达，在乐天知命、安贫乐道之悠然;苏之旷达，不仅在乐天知命，更在于宠辱不惊、险夷不扰，平静坦然而又不时振奋向前的积极。故苏虽曾学陶，二人对物理人情都甚为通达，二人精神胸襟诗风并以旷达著称，但二人之旷达及其具体表现显然是各有特色的。是则陶自陶，苏自苏矣。

归结诸家旷达，我们看到，孔子那种崇高道德精神辉映下的旷达，庄子那种极高自由(审美)精神辉映下的旷达，都是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人生观念，几千年来对中国人的人生曾发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积极而巨大的，这从陶、苏的以及其它许许多多本文未及列举的旷达作品中可以清楚见出。魏晋士人的“旷达”是一个特殊时代中一群特殊主体的一个精神侧面的真实写照，它同样是对困境忧思的超越，但其超越后的精神展开却并非一般的自由悦适而是张扬的纵任狂诞，故它总体上是颓放消极的。需要指出的是，它只是旷达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并非主要形式，更不能将它视为旷达的主要代表。陶潜和苏轼的旷达诗风是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突出代表，其人其诗都充分展现了旷达的精神和精彩。《二十四诗品·旷达》则对表现于文学中的旷达作了可贵的理论总结。所有这些，使我们看到了旷达在中国古代人生论和文学史中的饱满而精彩的存在:它始而为与至善至美相联的高远的人生态度人生观念，继而作了一番自有特色的异向人生展现，随后便在文学实践中作了丰富而精彩的展开，最后又在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中得到了理论的总结。

有一个问题值得加以讨论，即旷达是否可以含有矛盾的问题。詹幼馨先生在《司空图〈诗品〉衍绎》^[13]一书的“旷达”一章中说:“真正的旷达，应该是开朗的，没有矛盾的。即使有矛盾，也应该是得到统一了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矛盾。然而能够如此旷达的又有几人?”又认为陶渊明《拟挽歌辞》头两句虽有旷达意味，但后面的诗句(“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却“回顾平生，依然有憾”，并评论说:“如果说陶、苏两人的作品都属于‘旷达’的话，我倒觉得苏的旷达更实在一些。”詹先生认为旷达应开朗而无矛盾，或矛盾已经统一，其评说中提到了人，也提到了作品。我的感觉是，旷达自然应当是开朗的，却似乎并不是全无矛盾的，其对矛盾的解决或统一也并不总是绝对的，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人来说，忧困与旷达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忧困是对旷达的挑战，旷达是对忧困的克服;一时的旷达不足以克服人生中丛生的忧困，必得经常性的旷达始能克服之;肤浅的旷达不足以克服重大而深刻的忧困，必得深刻而宏阔的旷达始能克服之。一般来说，困境和对困境的认识与忧虑，是旷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重大的困境，对困境的深刻认识和深深忧虑则往往是产生深刻宏阔之旷达的重要前提条件，往往有可能将旷达推上或逼向更高的境界。换言之，能面对这样的困境、认识、忧虑而仍能以开阔的胸襟、通达的认识等等克服之(而非简单回避)，这样的旷达实是一种更高的人生精神、人生境界。反过来说，面对一点轻微的困难，几缕淡淡的愁绪而产生的旷达之情，就显得很普通，实在无足多之。在人生中，困境忧思与旷达开朗若能互相冲击互相克服，交替纠缠愈转愈深，似将更能增加其间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人性深度与人格精神魅力，这从庄子和陶潜对人生困境的深刻体认和坚韧超越之中可以见出。就旷达在现实人生中的实现看，它更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结，此时此地一个人可能旷达，彼时彼地他也可能忧虑，甚至同一件事也可令他反复忧虑惧叹又反复加以宽解超越。不能因为此时此地忧虑的存在而否定彼时彼地的旷达，也不能因为忧虑与旷达的反复交替而否定旷达的存在。例如在陶渊明那里，我们就不能因为他对生命短促易逝的反复“惊”、“恐”、“焦”、“惧”就否认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那样的对人生的旷达式哲理思考和“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乖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样的旷达式人生实践。正是困巨忧深与胸襟识量超旷这一对矛盾在很深的情感深度和很高的思维高度上的反复冲撞与展开，大大增加了陶渊明的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陶诗的艺术张力和艺术魅力。

就文学作品而言，很多具有旷达意味的作品的确表现的是“得到统一了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矛盾”，例如上节举到的苏轼作品之例，基本如此。然而也并非苏轼旷达之作都是如此。比如其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似就有忧旷俱存的矛盾在。其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一首著名的豪放词作，其中亦有旷达意味。“聊发”二字表明，作者本有所忧，而暂置其忧姑作一时之旷放。“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豪中有旷。“西北望，射天狼”表明，其所忧者，乃在国防边患，乃在不能为国建大功效大力。虽然词作表现的是对忧困超越而犹未能完全超越的暂时一旷，“左牵黄，右擎苍”云云也只是由此暂时一旷而来的一时的自由悦适与豪迈，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到词作所含有的旷达意味。再如詹先生在其书中同一地方较为赞赏的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其结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结尾固然是对前面所表达的离别之恨(“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的一种宽解，也表现了作者洞明物理而心胸旷达，但这样的宽解却更多是面对苦恨而掉头它向，给人的感觉是，宽解的同时那离别的苦恨依旧深深地存在于作者的心头。比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鸿飞哪复计东西”等等来，其旷达的程度就明显不及。它同样是对忧困的一种不完全的超越，而由此超越带来的也只是较为暂时与表层的宽解与悦适，其中的矛盾显然并未完全被统一，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就这两首苏词来看，似乎旷达与忧困的交织不仅没有妨碍其艺术表现，反而增加了其艺术魅力，是它们成为名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不论是从人来看还是从作品来看，旷达与困境忧思都是一对矛盾，超越忧困而自由悦适固然是旷达的主要特征，但旷达对忧困的具体超越却又是复杂多样的，而这也才使得文学中旷达精神的表现丰富多彩，富有魅力。

旷达的人生和文学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留下的珍贵遗产，它的基本精神意涵和种种具体表现形态都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当我们跨进喧闹如潮快捷如飞、利天欲海忘乎生死的21世纪的门槛之时，回望那已日渐远去了的旷达的身影，不禁令人感慨系之。积淀于它汇聚于它的那种种善的召唤，美的高致，旷的广远，达的通脱，执着的深沉，超越的潇洒，焦虑的沉重，解脱的畅快，哲理的深邃，情味的悠然，每一回首，都依然能够撼人心魄，令人心驰神往，回味无穷。我以为，旷达不应仅仅属于昨天，凝聚其上的文化精华对于今天的人生、心灵和文学来说，仍然有着非常明显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注释】

[1]本文谈及旷达的六种具体表现形态，他(它)们有的明确涉及“旷达”或被人明确视作“旷达”，又或易被人视作“旷达”，有的(如孔子)则并未言及也并不自认为且一般也不被人指认为“旷达”。本文认为，尽管情况不尽相同，但其都体现了“旷达”的基本精神，都应作为“旷达”的具体表现形态看待。

[2]本文引孔子语，均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引《论语》语，只注篇名。

[3]本文引庄子语，均据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www.chuimin.cn)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73页。

[5]这里所引《竹林七贤论》、《文士传》、《中兴书》、《晋阳秋》、王隐《晋书》语，均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6]本文引陶渊明诗文，均据王孟白《陶渊明诗文校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8]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0、71页。

[9]近年来有学者对《二十四诗品》是否其原署名作者司空图所作提出质疑，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现尚无定论。笔者曾发表论文《〈司空表圣诗集〉与〈二十四诗品〉的关联》(载加拿大《文化中国》2002年1期)，认为至少在目前看来，晚唐人司空图“仍是《诗品》作者的第一可能人选”。

[10]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5页。

[11]罗宗强又指出:东晋中期以后，士人们“也宴饮，但已去掉喧哗;他们也携妓东山，但已经带上了名士情趣”;东晋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的出现，这就是雅，淡雅，高雅”。(《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129页、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