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人生短促易逝的意识及对生命的热爱

2024-03-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真正给陶渊明带来最多、最大、最长时间困扰的，是人生短促易逝这一事实。显然，陶渊明对于人生之短促易逝有强烈的意识，这与汉末、西晋时人的生命意识一脉相承。这样的感叹焦虑，正表明了陶渊明对人生的热爱与执着，换言之，正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使得他对易逝之人生怀有深深的焦虑乃至恐惧。

四、陶渊明的旷达

以上所谈孔子、庄子以及魏晋士人们的旷达，都还停留在人生领域，还没有向文学领域落实或转化。第一位突出地将旷达人生情怀落实或表现于文学作品中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早在南北朝时就有人指出了陶氏的旷达，如颜延之说他“亦既超旷”，(《〈陶征士诗〉并序》)萧统说他“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也评论说:“‘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旷达如陶公者可耳”。与庄子一样，敏感的陶渊明不仅强烈地感受到了人生所面临的忧困，而且自觉地去思考它、解决它。但陶氏并未如庄子那样经由齐物而旷达而逍遥，而是就在日常的生活中真实而自然地去面对忧困，去为之动情为之感慨，去对之作哲理的思考，并因对物理人情的通达而宽解困境带来的忧思，遂致心胸开朗豁达，人生自由悦适。在陶氏这里，旷达是与对人生忧困的关注、感受、感慨乃至焦虑同在的。

大约主要有三个问题给陶渊明带来过长久的困扰，即:有志而志未能伸，贫困，人生短促。关于第一个问题，陶氏常常自己表明心迹或深致感慨，“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6]“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并序》)“感物愿及时，每憾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之十六)“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素有志向盼有所成而终于志向难骋淹留无成，这一困境令渊明于一生之中不时想起，每次想起又都感慨系之。对于这一困境，他似无意去寻求自我方面的宽解或超越，于此也就未表现出多少旷达的意味。第二方面的问题亦即贫困问题相伴了陶氏人生中的不少时光，给他的一生造成很大困扰，但他终能据持特定的人生修养、人生态度而超越之，在困扰面前常表现得开朗通达、静定自如。你看他的困顿困穷，“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之十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面对如此的困穷困顿，渊明当然对其中的饥苦难耐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当然也会感动悲苦，“岁月将欲慕，如何辛苦悲”，(《有会而作》)，当然也会感慨横生，“慷慨独悲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然而，渊明更多的是坚守儒家孔、颜式的圣贤或君子人格，并据以使自己从主观上超越忧困，从而履困不忧。他反复申言:“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之四)“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7](《有会而作》)“竟抱固穷节”。(《饮酒》之十六)以至评者有言曰:“渊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穷二字”。(温汝能《陶诗汇评》)由于能真正做到“固穷”，所以面对贫困带来的巨大实际困境，他常常能够身心安适，“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渊明的“屡空常晏如”与“屡空”、“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之精神完全一致，甚而就是颜回人格精神的复现。正是这样的人格精神，使得他能够遇困不忧，以旷达的胸次超越忧困而在日常生活中怡然自得，自由悦适。体现这样一种情状的陶诗很多，试观一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大抵困穷至极时，渊明坚言“固穷”以自持，而一般情况下或者困穷未至极之时则他大多是“即事多所欣”的。(www.chuimin.cn)

真正给陶渊明带来最多、最大、最长时间困扰的，是人生短促易逝这一事实。而也正是对这一困境，他感受最深，常常为之动情乃至于感慨焦虑，思考也多而深入，同时对这一困境的解决或超越，也突出地显示出了其旷达的态度和精神。且看他对人生短促、生死必然之体认。“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田园居》之四)“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九日闲居》)“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再看他对此一人生必然困境的感慨或焦虑。“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力气不及衰”;(《还旧居》)“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己酉岁九月九日》)“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之三)“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之十五)“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帐而”;(《荣木》)“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之三)“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之五)显然，陶渊明对于人生之短促易逝有强烈的意识，这与汉末、西晋时人的生命意识一脉相承。然其诗中对人生短促易逝之感慨与焦虑，密度之大，程度之深，却是汉末魏晋乃至整个中国诗人诗作中所不多见的。在时光的无情“催逼”(“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逼”《杂诗》之七)之下，陶渊明为人生之短促易逝而“恐”而“惧”，而“焦”而“怅”而“惊”，而“有深怀”，而“增慨然”，而“断人肠”，感慨焦虑，频繁深切。这样的感叹焦虑，正表明了陶渊明对人生的热爱与执着，换言之，正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使得他对易逝之人生怀有深深的焦虑乃至恐惧。然而，焦虑恐惧并非他对短促人生的惟一反映，这位敏感而富于情感与思想的诗人不断地在寻求着其他的应对方式。有时，他试图掉头不顾以搁置焦虑，如“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常恐大化尽，力气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但却似乎终于又搁置不了排解难尽。有时，他也及时行乐，如“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偶尔，他也发出一声似带进取意味的音调，“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之一)当然，渊明对于短促人生的最有价值的回应，当数他对人生、人生态度的哲理性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他的人生实践。他的此一哲理性思考，集中见于其《形影神》诗中。此诗分为《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篇，写其所设形、影、神关于人生的对话。袁行霈先生分析说:“‘形’羡慕天地山川之不化，痛感人生之无常，欲借饮酒以愉悦，在魏晋士人中此想法颇为普遍。‘影’主张立善求名以求不朽，代表名教之要求。‘神’以自然化迁之理破除‘形’、‘影’之惑，不以早终为苦，亦不以长寿为乐，不以名尽为苦，亦不以留有遗爱为乐，此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此三诗设为形、影、神对话，分别代表三种人生观，亦可视为渊明自己思想中互相矛盾之三方面。《形影神》可谓渊明解剖自己思想并求得解决之记录。”^[8]虽然形、影、神所代表的三种人生观“亦可视为渊明自己思想中相互矛盾之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在渊明那里却并非是无所轻重的，他最倾心褒举的显然是“神”的意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运任化，安时处顺，不喜不惧。这样的人生观或人生态度，颇近庄子，当是受到庄子的明显影响。但在庄子那里此种人生观似更多停留在观念领域，而渊明则更多地将之付诸了生活实践。用这样的人生观面对生活，胸襟就为之开阔通达，眼底就少了许多障碍或忧困，胸中眼中生活之中诗文之中，更多的是泰然怡然之事物之行止，甚而是审美之情味之佳趣。此由其《饮酒》(之一)可清楚见出，“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亦可由其《归去来兮辞》中清楚见出，“善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之行休。……曷不委心任去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这也还可由渊明洋溢着乐天知命或冲和静穆之诗情诗风的许许多多作品中见出，例不赘举。

总的看，陶渊明的眼界胸襟确乎非常开阔疏朗，超旷通达。这保证了他面对人生之深刻困境而能加以从容超越，从而依然能够自由地悦适，自由地审美。他的旷达，明显受到儒道两家的影响而又与之不尽相同。他有取于儒家的，主要不是真正要将仁义之道推行于整个社会那样的积极进取，而是持守个人德操的高洁坚贞，并由此而能履困若常，甚至处陋处难而不改其乐。清人陈伟勋《酌雅诗话》评之曰:“尝于‘论世知人’之下，洞观其始终表里心迹，使斯人而在圣门，当不出季次、原宪下，而其胸次悠然无入不得之趣，在在与浴沂者等。至其行藏出处，与时消息，安贫乐道，屡空晏如，亦即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之亚。”此评揭示出渊明胸次精神之旷达与儒家孔、颜的内在联系，是十分确当而有见地的。他有取于道家的，主要不是在观念上的齐一死生而是在万物交替日夜相代莫之能止的自然运化面前那种安时处顺，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同样帮助他克服面对死亡的恐惧和面对日常困境的忧虑。王孟白先生《陶渊明诗文校笺》在陶诗《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后引钟秀之评论说:“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生死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似旷达者，不啻有霄壤之隔。……盖以心有主宰，故不为物所牵，此无他，分定故也。”即是说，渊明乃真旷达者，其旷达实与其平日对生死祸福“看得雪亮”有关。可以说，渊明之旷达主要源于他对儒道两家很高的精神境界(高洁人格，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的自具特色的汲取与融铸，这奠定了其旷达的基石(此即钟秀所说“分定”之“分”也)。当他以这一融铸了儒道精神的胸襟而面对普通的日常生活时，他的眼底笔下，山水田园，农耕稼穑，诗酒琴书，就常常流溢出冲和淡澹、欣悦亲切的情味。钟惺、谭元春《古诗归》说:“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种中一段讨出，不别作一幅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这话有其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陶诗中的旷达，应该是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其一即如钟、谭所说直接“从田园耕种”中讨出，其二则确属“别作一幅旷达语”，亦即在诗文中用话语直接表达其旷达情怀，如上举《饮酒》(之一)和《归去来兮辞》都属此类。总而言之，融铸儒道精神的旷达成了陶渊明思想、人格、胸襟的一个重要根基，它广泛映现在陶诗中而使陶诗也大面积显出了旷达风格。顺便指出，人们一般认为冲淡诗风以陶诗体现得最为突出，而笔者认为，陶诗突出的冲淡诗风其实与陶氏本人的旷达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正因为总能超越忧困而旷然悦适，所以他更能够胸蓄冲和之气，于田园山林、日常生活中自然自由自适地审视其美而发之于诗，而其诗乃以冲谈诗风著。

陶渊明对人生短促易逝的意识及对生命的热爱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