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的旷达：中国古代美学新论

2024-03-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战乱社会的诸多突出的现实困境和强烈意识到的死亡困境，魏晋士人们走上了一条非礼法肆情志、纵任狂诞的所谓“旷达”之路。魏晋士人们普遍好饮酒，其“旷达”虽非仅表现于饮酒之中，但又确乎常于饮酒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三、魏晋士人的旷达

如果说孔、庄的旷达总体上都较为积极广大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种总体上比较消极的旷达，那就是魏晋士人的旷达。魏晋时期，战火连年，民不聊生，社会总体上陷于混乱之中竟达数百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乃属仅见。在思想方面，儒学不再定于一尊，道佛学说兴起，玄学衍生，诸学杂陈，社会思想自由开放而歧出混乱。在这样一个时期，在感受人生中种种现实忧困的同时，人们的一些新的关注中心也渐次形成。其中之一，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凸显，就是异常强烈地关注人本身:人的形体、风度、情感、精神、格调，人的生命之优美，人的生命之悲哀……于是对于人生的短促，有了深深的感触，发出了反复的悲叹:“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第三十二首)“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张华《轻薄篇》)“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浅。”(潘岳《哀永逝文》)如此这般的感叹，在这一时期实在很是常见。面对战乱社会的诸多突出的现实困境和强烈意识到的死亡困境，魏晋士人们走上了一条非礼法肆情志、纵任狂诞的所谓“旷达”之路。魏晋士人们普遍好饮酒，其“旷达”虽非仅表现于饮酒之中，但又确乎常于饮酒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中国人历来好酒，但魏晋文人士子的饮酒却特别突出而有特点，他们群体性的狂饮滥醉、嗜酒如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饮酒，而相当程度上正是其非礼法肆情志乃至放任狂诞的一种突出表现。下面，我们就从这一侧面来看一看他们的“旷达”。《世说新语》中相关的记载很多，姑摘其《任诞》篇中数条观之。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闲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www.chuimin.cn)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为名士。”

《任诞》篇五十余则文字，记述魏晋时人之任诞言行，泰半与酒有关，以上所引，不过一斑而已。由此一斑已清楚可见，其饮酒实反映了他们或非礼纵任，或狂诞不羁，或颓废放达，或虚饰矫情等等的生活态度或为人作派。很可注意的是，这样的作派行止，正被他们自己或他人目之为“达”，“通”或“通达”、“旷达”、“傲达”。《任诞》篇载，阮籍之子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竹林七贤论》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5]对于那个声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张季鹰，《文士传》介绍说:“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而对于那个号称“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毕茂世，晋《中兴书》说:“毕卓……少傲达，……尝饮酒废职。”对于“与人饮酒，杂秽非类”的刘公荣，《晋阳秋》评论说:“昶为人通达。”此外，《世说新语·德行》篇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王隐《晋书》评论道:“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种种的“嗜酒荒放”，非礼肆情，纵任狂诞之言语行止，也就是其时所谓的“通达”或“旷达”的主要精神了。尽管魏晋士人们自有他们那样做的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理由，但我们仍不能不认为，他们的“旷达”总体上是一种消极颓放的人生态度人生选择。

魏晋士人的旷达：中国古代美学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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