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通变的中国古代美学

略谈《文心雕龙》中的“通变”

刘勰好言“通变”，其所著《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仅多处提到“通变”，且更有径以之名篇者。《文心雕龙·通变》篇集中反映出了刘勰的文学继承发展观。不少学者认为，《文心雕龙》中的“通”相当于今所谓“继承”;其“变”，指变化创新;“通变”即相当于今之“继承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看法不无根据，却又不完全正确。刘勰言“变”，固指变化创新，但其“通”及“通变”的含义，则还须再予商榷。如所周知，《文心雕龙》的“通变”，其源出于《易传》的“通变”。将欲论其流，必先溯其源。

《易传》里“通变”的“通”，主要含义有二。现先言其一。《易·系辞上》说:“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高亨先生注云;“通事物之变化，采取行动，是谓之事。”^[1]孔疏高注，分别将“通变”解作“知其变化”和“通事物之变化”，实际上都是将“通”作为“知晓”、“通晓”看待。这样的疏解是有道理的。首先，强调洞晓事物的种种变化乃至变化的规律，是《易传》主要的、一贯的精神之一。例如《易·系辞上》就曾这样明确说过:“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其次，《易传》中与“变”联言的“通”，每每有只能作“通晓”讲而不能作“继承”讲者。例如《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与《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中的“通”，就都是如此。再次，在古代汉语中，在“通晓”的意义上使用“通”并进而将之与“变”联言的情况，乃属习见。例如汉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明代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的“唯识时之士为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变”，这两句话中与“变”联言的“通”，就只宜作“通晓”解。可见孔疏高注，既符合《易传》的一贯思想精神，又符合《易传》对“通变”之“通”的使用惯例，同时也符合我国古代汉语使用“通变”的常例。所以，《易传》中“通变”之“通”的第一层含义，是“通晓”、“知晓、“了解”。下面再看其第二层含义。《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颖达疏曰:“言易道若穷，则须随时改变，所以须变者，变则开通得久长，故云通则久也。”释此“通”为“开通”，不仅于文意贴切，而且同样合于《易传》自身对“通”的诠释。《易·系辞上》中“推而行之谓之通”，“往来不穷谓之通”等说法，都表明“开通”、“畅通”，亦是“通”在《易传》中的基本含义之一。综上而论，《易传》中与“变”联言的“通”，主要有“通晓”与“开通”二义。其言“通变”，主要指“通晓事物之变化”;其言“变通”，主要指“通过变化使事物行路开通从而流布久远”。一般而言，《易传》的“通”并无“继承”义，但如果据“往来不穷谓之通”而说其“通”有“继承”义，亦非全无道理。然而，《易传》作者的着眼点，毕竟主要是在事物的行路开通、流布久远方面，亦即主要在“传”而非在“承”。

以上讨其源，下面则探其流，看一看《文心雕龙》中的“通变”。《通变》篇有这样一段话:“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段话中，“通变”凡两见。第一个“通变”与“相因”对举，应不含“继承”义。第二个“通变”似无相对待者，然既说它“无方”而“数必酌于新声”，可知亦与“继承”无多大干系。究其实，两个“通变”均应作“通晓变化”讲。此外，《通变》篇的“变则堪久，通则不乏”，与《易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明显相似，其“通”，也正是“开通而流布久远”的意思。这样看来，虽然一为文学理论而一为哲学理论，但《文心雕龙》与《易传》所共同标举的“通变”，在精神上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通变”与“继承”无多大干系，那么刘勰在《通变》篇中，何以在谈新变的同时，却又大谈继承问题呢?这正是本文要进一步着重探讨的问题。依愚见，这大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以复古为通变，以继承为创新。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引纪昀评论刘勰“通变”之语云:“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诸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之以通变，盖以此尔。”朱先生接着称赞纪昀的评论道:“这番话透彻的说出复古怎样也是通变，解释刘氏的用意最为确切。”在纪朱二位看来，刘勰谈“通变”，意在追求新声，不过在当时的新声已成为滥调的特定情况下，他是以复古(含“继承”意味)为创新(“通变”)罢了。即是说，刘勰客观上谈到了继承问题，但在他本人的认识中或说他本人的目的，却并非要谈复古继承而恰是要谈变化创新，复古继承正是他在特定情况下用来达到其变化创新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注释》中也有一段近似的议论:“革去讹浅的弊病，恢复古代文质兼备的作风，写出文质备而自铸伟词的讲究辞采声律对偶的文辞，这不正是以复古为创新吗?”纪、朱、周诸家的这些评论与分析，是一致的，也是颇有见地的，明确揭示了《通变》篇谈创新而每言继承的一个内在原因及其实际情形。征之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复古为创新，并非仅见。在刘勰之前，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就曾明确指出，文学创作由于要“因宜适变”，有时就会出现“袭故而弥新”的情况。我们知道，《文心雕龙》的写作曾受到过《文赋》明显的影响与启发。“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彦和之《文心雕龙》，亦多胎息于陆。”(邓绎《藻川堂谈艺·日月篇》)据此，则《通变》篇以复古为创新曾受到过《文赋》“袭故而弥新”说的一定的影响启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在刘勰之后，类似的情况仍时有所见。例如清人徐增曾经写过这样一则诗话:“或问余曰:‘诗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见古人之诗乎?千余年来常在人目前而不厌。今人诗甫脱稿，便觉尘腐毕集。以古人学古，今人不学古。故欲新必须学古。”(徐增《而菴诗话》，见丁福保辑《清诗话》)姑不论徐氏整个观点是否允当，但他的确是认为创新的根本乃在于学古的。袭故可弥新，学古才能创新，陆氏与徐氏的目的均在创新，而手段都是复(袭、学)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以复古为创新乃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理论观点。以复古为创新，就必然重视对前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而这也就是《通变》篇谈创新而又屡言继承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二、凡“变”，当有某个或某类原型作为出发点或参照物，一般情况下，求变的目的并不是要完全离开原型而变为另一类事物，而是要在与原型大致同类同质的前提下去发展变化。文学中的变，就多属于这种情况。于是人们谈文学之变，往往也就不能忽视原型的客观存在和它对“变”的内在制约作用。如清人顾炎武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2]顾氏谈诗文之代变，却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后代诗文对前代诗文继承(“似”)的问题。这表明，论文学之新变而兼及继承问题。确系自然而常有的事。在刘勰那里，亦复如是。《通变》篇说:“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只有做到古今文风(质文、雅俗)的扬弃与结合，错综变化相因相革，才“可与言通变”并且合乎“通变之数”。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通”就等于继承(“因”)，而只是表明在刘勰看来，文学的发展变化创新，是离不开“因”与“革”两个方面的，诚如周振甫先生所言:“他(刘勰)又指出变是因与革的结合”。^[3]关于这一点，《通变》篇的“赞”还可为参证。其“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章的创作规律运转演变，日见其新，这是刘勰对文学发展的总的看法和要求。他认为，唯有通过新变才能使文学昌盛而流布久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根据当前的趋势来创作出突出的作品，又参酌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创作的法则。即是说，文学是一定要发展创新的，只有通过新变才能使文学生生不已而流布久远，但这种新变不能凭空进行，而只能在对优秀文学传统有所继承的基础上来进行，或者说，这种新变本身就是因与革的结合。所以刘勰谈文学的创新通变，也就不免常论及继承。

第三、与《易传》及刘勰本人的“时”或“时中”的观念有关。这一点，需作稍详细一点的讨论。

古人好言“时”。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荀子赞扬“君子……与时屈伸”，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乐记》认为“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这些言论，在从自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予“时”以高度的肯定。至《易传》，更予“时”以哲学上的概括和肯定。“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传》)……。就人类社会而言，时代、环境、事件都不断发展变动着，人们的一切动静行止，只有追随时代的前进，与时势运会紧密符应，其道路才会充满光明。可见，“时”的要义，在于要求主体因不同“时”之宜而动静行止，以便使所做之事获得良好效果。这一要义，还可用另一更为明确完整的概念——“时中”来表达。中者，中(去声)也，亦即正确、准确、得当之意。《易传》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卦·彖传》)高亨先生注云:“卦辞云‘亨’者，以人有亨美之行，进止得其时又得其正也”。时中成词，即要求人们主动适应时代、环境、条件等的变化而做到“进止得其时又得其正”，从而把握住对象中的正确之点，正确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要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做到这一点，就既不能尽弃往古，也不能不讲变化，而必须做到历史的传承与时代的变异相统一。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异性的，事物总是在继承与变化中发展的，后来者也总是在吮吸着先行者的乳汁的同时经创新而走向进步的。例如孔子曾公开申言“吾从周”，而其原因正在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论语·八佾》)亦即周代既有取于殷商二代，又超越了它们，使得“郁郁乎文”——历史的传承与时代的变异相统一的硕果——成了自己突出的时代特征。孔子“从周”，正显出这位“圣之时者”的时中精神。总之，在时、时中观念看来，继承是必须的基础，发展创新则是要达到的目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www.chuimin.cn)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易传》既好言通变又好言时、时中。其实不仅如此，它还常将二者联系起来讨论。《易·系辞上》说:“变通配四时。”《易·系辞下》也说:“变通者，趋时者也。”将变通与四时相配，指出变通的实质或目的即是趋时，强调说明了在变通与时、时中之间存在着既深且密的关系。《易·系辞上》还曾进一步强调指出:“变通莫大乎四时。”这就把时、时中看作了变通的根本要旨。也许可以说，在《易传》作者看来，变通、通变实际上就是时、时中的一个理论侧面的另一种说法或表现。

无独有偶。《文心雕龙》同样既好言通变，又好言时。其言时的言论，如“时运推移，质文代变”，“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时序》)“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总术》)……的确很多。更有甚者，刘勰同样强调着通变与时之间既深且密的关系。例如《文心雕龙》说:“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圣》)“刚柔以立体，变通以趋时”，(《熔裁》)“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通变》)勿庸细析，这几段话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实质都与前举《易传》之言酷似，通变与时的关系，在刘勰这里与在《易传》那里几乎完全一样。既然在刘勰这里，通变与时、时中有着实质性的相通，而时、时中又常是从历史的传承与时代的变异相统一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刘勰论通变而每言继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综上而论，《文心雕龙》的通变，深受作为哲学观念的《易传》的通变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后者在文学理论中的具体运用或表现。其“通”，主要有“通晓”与“开通”二义;其“变”，指变化创新。“通变”联言，指洞晓文学之情变;“变通”成词，指通过变化创新使文学事业行路畅通、生生不已。由于刘勰以复古为通变，由于文学的发展不能完全离开对优秀传统的继承，有卓见的文论家讨论文学的创新变化也就不免常常兼而论及继承问题，还由于受《易传》影响，刘勰强调着通变与时、时中之间既深且密的实质性的一致关系，而时、时中又体现着历史的传承与时代的变异的统一，于是，《文心雕龙》中的通变、变通，也就与文学的继承问题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因此，以通晓文学的发展变化创新为讨论主旨的《通变》篇，就必然要常常涉及到文学的继承问题，甚至于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作相当的讨论。就这样，刘勰的文学继承发展观仍通过《通变》篇而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注释】

[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516页。

[2]转引自朱自清《诗言志辨》。

[3]《文心雕龙注释》第338页。